文化外交：歷史、現實的審視與思考【6】

　　其三，文化與外交的內在聯系決定了文化外交的特殊工具性。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尋求獲得在國際體系中的安全感，而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相應的“硬實力”作為后盾，也需要“軟實力”如影隨形。力量之“軟”，在于“施動者的非物質性、無形的資產所產生的，通過某種非強制性方式”使受動者對其目標做出積極、有效的回應，進而產生合作意愿。為此，國家必須有效地調動自身的“軟”資源要素(其中文化、制度和政策是為首要)，通過具有“吸引力”的對外交往活動取得感化人心、消弭敵意、改善形象、增加認同等實效。(27)“軟實力”功能和地位的上升，不僅可使“硬實力”差異造成的國際社會等級秩序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觀，而且也能極大地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韓國持續推行以時尚藝術、服裝、流行音樂和影視作品為主要內容的文化輸出戰略，“韓流”效應在中國大行其道，令中國民眾對其認知發生較大變化；(28)2009年12月，太平洋島國斐濟派出的“女孩大使”拉維塔以一席令世人動容的演說，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獨領風騷，也讓眾多島國代表分享了“受害者”的話語權紅利；宗教小國梵蒂岡并無“硬實力”可言，卻在全球擁有12億信眾，其“宗教外交”日益活躍。2015年9月，教皇方濟各訪問美國，引發萬人空巷、媒體“圍觀”的轟動效應。

　　其四，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功能決定了文化外交的形態和規律。歷史實踐表明，文化外交自始至終都是各國，特別是大國總體外交的重要一環。英、法、日等國的文化外交甚至在維持或爭取世界強國地位的過程中發揮特殊作用；對于美國和俄羅斯而言，文化外交則在伊拉克戰爭、烏克蘭危機之后再度興盛，為轉化外部輿論壓力，重塑其國際形象做出顯著貢獻。(29)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外交，它是在官方組織動員和鼓勵資助下對外國開展持續性人員交流、文化藝術傳播，以及價值觀、生活方式推廣活動。在這一主旨下，留學教育、學術交流、演藝巡展、語言培訓、文化援助、科技推介等均作為有效載體，面向外國知識精英、青年群體，乃至所有公眾開展工作，并因其自身的實用性、公益性、觀賞性、新奇感等更易于接近工作對象。文化外交的行為體絕不限于政府文化官員、外交官員，更多是由文化名人、學者專家、藝術家、體育明星，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專業團體構成，因而具有更為廣泛的參與性。在特殊情況下，文化外交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外交，起到補足和改進后者“短板”的作用。(30)總體而言，文化外交的周期更長，韌性更強，功利性更隱蔽，其“潤物無聲”的收效需經多年方有顯現，從而是一國外交政策視野和戰略耐心的集中體現。

　　其五，文化的層次分野、變動趨勢推動外交加速“非傳統化”。文化外交是通過“可分享價值”來接近和贏取外國受眾的。根據“可分享價值”生成的難易程度，文化外交可分為以下層次：(1)政治或宗教等意識形態，這些領域集中體現國家之間差異性、排他性，因而文化外交的活動空間相對狹��；(2)基于現實需求而超越意識形態差別形成的合作制度，其文化兼容和妥協空間較大，各方對生成新的合作文化易持開明態度；(3)人文、藝術、教育等領域互通性和開放度較高，各國文化精英之間容易產生“價值疊加”，是建構彼此理解和親近感的有效通道；(4)旅游、文化貿易、文化創意產業、新興傳媒乃至大眾餐飲等民間、民營、民屬的社會空間門檻最低，便于文化外交進入和施展身手，容易促進當地民眾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共識”。(31)近30年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政治民主化進程加速，精英政治式微，大眾政治崛起，無論在雙邊領域，還是在多邊進程中，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乃至議程設置能力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顯著上升，使得當代外交的目標次序發生改變，工作重心下沉，新興政治力量和草根階層成為重點爭奪對象。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其首次訪華的第一站選在首個《中美聯合公報》簽署地上海，通過與中國青年直接對話，釋放“向中國學習”等善意，拉近與中國民眾的心理距離，被外界評論為“此行最大的亮點”。希拉里·克林頓在其擔任國務卿期間曾力推“巧實力外交”，明確提出這一概念不僅強調對傳統“硬”、“軟”力量的巧妙運用，更意在“打破過時的外交范式”，拓展外交維度和縱深，利用社交媒體等技術平臺將外交觸角伸向對象國的民間社會，讓“普世價值”深入人心，以形成有利于美國外交目標的民意壓力甚至自發行動。2010年起連續發生在中東諸多國家的“阿拉伯之春”，正是美國通過新聞媒體及社交網站遠程操縱的“虛擬”革命。(32)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文化外交并非僅僅服務于政治目的，或脫離其他外交目標和手段而孤芳自賞、自行其是。文化外交還可以在推銷“品牌產品”、促進留學產業等經濟外交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大眾消費模式、生活樣式和技術特長的對外輸出不僅能夠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也會帶來潛移默化的文化效應，埃及古跡、歐洲建筑、美國快餐、日本柔道、南美拉丁舞皆為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