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歷史、現實的審視與思考【10】

　　(三)加快能力建設，扭轉競爭劣勢。在各國文化外交的工具箱里，對外傳播、語言培訓和接收留學生、文化援助、學術交流、文化貿易等并列為五大要件。相較之下，中國文化外交的工具是落后的，既與我們仍是發展中大國，文化投入、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治理能力相對不足有關，也與國家治理體系總體運行水平不高有關。在“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下，對外文化傳播完全由政府規劃，參與主體僅限于官方指定的少數媒體、出版機構，內容、形式呆板單一，主觀置入痕跡明顯，宣傳用語居多而缺乏平易和鮮活的敘事，容易給受眾造成居高臨下、生硬說教之感，難以貼近人心。(49)對外傳播能力不足還體現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偏低。《2015年中國國際形象及國際影響力》調查報告顯示，國外受眾通過“中國傳統媒體在本國的傳播(如電視、廣播、通訊社、報紙雜志等)”和“中國新媒體在本國的傳播(如新聞網站、社交媒體等)”所獲信息量占比10%左右，而通過本國電視、網絡、其他國際媒體獲得信息的比重分別為40.3%、34.6%和28.0%。(50)盡管在國內，新媒體的能量已相當可觀，但其國際化卻遠未起步。這一方面與現有網絡管理制度有關，也與語言門檻、從業人員素質、社會資金流入量等因素有關。此外，與國際一流媒體相比，國內主流媒體的社交賬號運營能力仍存相當大的差距，突出表現為信息發布頻率總體偏低，時效性差，對重大新聞或敏感事件失語，互動較少，貼近感不強等。而中國外交機構對通過新型大眾媒體編寫、推送己方觀點和文化理念還認識不足、行動力偏弱，難以及時、有效地與駐在國民眾展開信息和思想互動。(51)為此，對外宣傳部門應加大統籌規劃和績效評價兩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動各主要傳播機構進行相關探索，力求在兩個方面發力并取得突破：一是傳播方式從“傳統媒體”走向“媒體融合”，不僅實現形式融合，也包括要素融合，以建立不同媒體傳播形式和各種傳播內容資源共享的新的國際傳播平臺；(52)二是出臺專門政策，整合分散的話語資源和人才，建立官方、社會(包括先進人物、專家學者、企業家、公益人士等)和媒體三位一體、相互支撐的對外話語系統。

　　語言是一國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如前所述，通過語言“走出去”，拓展自身文化在境外的實際存在，拉近與當地民眾的心理距離，是許多國家開展文化外交的通行做法。新中國成立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對外漢語教學局限于境內教育機構及少數涉外媒體。隨著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海外設立，對外漢語教育事業才實現“走出去”。截至2015年12月，已有500所孔子學院和1000個孔子課堂落戶于全球134個國家(地區)，注冊學員近400萬人。(53)孔子學院的發展速度和成就舉世矚目，其背后的國家導向及各參與方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肯定和贊許。然而，如此“大躍進”也帶來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三教”(教師、教材和教法)質量問題。首先，由于缺少一大批對外文化交流專家，孔子學院發展如今面臨師資嚴重不足的瓶頸，選拔標準被迫降低，中方派出教師和管理者的語言和專業技能參差不齊。(54)以巴西為例，目前已開設的十所孔子學院中只有一名中方院長懂葡萄牙語；其次，缺少一整套公認的權威教材，各孔子學院/講堂的教材五花八門，導致教學標準多樣化，而多樣化的教材卻普遍存在缺乏當地文化針對性的通病，教學內容與當地學生特點未能有機結合；再者，由于教師由各中方合作學校分散派出且輪換頻繁，缺少統一規范和集中培訓等原因，孔子學院教學方法的國際化發展緩慢，富有趣味性和參與性的教學模式并不多見，普遍存在“教語言的多，教文化的少”現象。(55)

　　對外援助一直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60多年來成績斐然。近年來，外援事業得到更快發展，2004年到2009年外援資金年均增長高達29.4%。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間，外援資金總量就已超過2009年前60年的1/3。(56)未來，中國將進一步履行大國責任，增強對外影響力和改善國際形象，對外援助的意義更加重大。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對外援助的結構不盡合理，重“硬”輕“軟”，廣義對外文化(含教育、醫療衛生、藝術、體育、技術培訓等)援助與大型成套設備、基礎設施等實物援助相比過少，即使與文化、藝術、體育相關的援助項目也多是由場館建設等硬件形式體現，針對基層民眾文化需求的“輕便”型援助未受到重視。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觀。中國文化部開始向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多種小型援助，包括贈送圖書、光盤等文化設備、藝術器材，提供直接用于提高當地藝術教育水準的贈款等。(57)文化部還于近期開設“青年漢學家計劃”，資助全球各地青年才俊短期來華學習、進修和培訓。此外，商務、文化部門還支持多支考古及修繕專業隊伍出境，通過考古、修繕技術服務落實政府間文化合作和援助計劃，不僅參與了烏茲別克斯坦、柬埔寨、蒙古、越南、俄羅斯、肯尼亞、危地馬拉等國文物挖掘、保護、修復工程，還為當地培養相關技術人才，受到相關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高度贊賞。(58)盡管如此，對外文化援助體制仍不盡合理和有效，對外文化援助由商務部統一管轄，文化部則“只管事不管錢”，前者對于經濟援助駕輕就熟，對文化援助項目則不盡重視。(59)再者，文化外援的申請門檻過高，短期目的性過強，令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難以涉足，參與文化援助的行為體仍是“官多民少”，不僅無法滿足中外各方日益增長的實際需要，而且也難以達到“緩沖和稀釋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國國民所接受”的效果。(60)

　　學術對外交流“失聲”也是當下文化外交工具“短板”的一大表現。人文和社會科學是一個國家理論生產和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基地，其成果和從業人員應當發揮對外傳播思想、制度和價值觀等文化外交“名片”作用。然而，相較于自然科學界的國際化程度和對外影響力，人文社會科學界明顯不足。2010年，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SSCI)數據庫收錄來自中國的論文5287篇，占全球總數的2.41%，按論文總量排名第八。(61)除了數量的差距之外，人文與社會科學主動“走出去”開展學術外交的能力欠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原創、議題設置能力不足。“如今中國的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美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的主流話語，大都來自西方，極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國’印記的。一方面是中國學界大量輸入了西方的學科話語及其概念、范疇、表述，另一方面中國鮮有原創性的學術概念和話語可供輸出或在西方學界被普遍接受使用”，從而導致學術界和智庫對于重要國際問題的敏感度以及主動引領意識普遍不強，在對外競爭中多處于被動跟隨、反應的地位；(62)二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向內看”的基本取向沒有從根本上改觀，總體上國際化程度依然偏低。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主要以國內“消費者”為導向，固然可為政府決策和公眾輿論提供智力和知識支撐，但也進一步加劇學術“內向化”發展和學者“自說自話”的傾向；三是對外學術交流能力、傳播手段與形勢、需求的發展不相匹配。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交流，總體上仍是“請進來”有余，“走出去”不足，既因為自身影響力有限，“缺乏自己的國際意見領袖、國際知名專欄作家、國際知名記者隊伍”，(63)更可能是受制于語言障礙，能夠熟練使用英語和其他國別語言進行交流、寫作的學者仍然偏少。與對外學術影響力相關，盡管國內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已為數眾多，以至在有關出版部門嚴格審批下似“難以復加”，但總體上國際化水平低下，開展對外學術傳播的期刊寥寥無幾，名氣不大。大多數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及智庫沒有自己的外文門戶網站。專門從事對外傳播的網站很少，語種有限，專業學者參與度低，運用自媒體發布成果的意識尚待發育。如此種種，都造成中國學術成果、學者聲音向外擴散的滯后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