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鄉村醫生的選擇

　　口述人曾太平、曾宏圖

　　曾太平，男，64歲，鄉村醫生，平凡村一組人，是曾宏圖的父親。20歲起開始在平凡村衛生室行醫，先后經歷了公費醫療、合作醫療、買斷經營和當下進行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4個階段。2002年，因在外行醫的兒子回家，56歲的他奔赴浙江溫州，開起了“黑診所”，體會到都市謀生的機會與艱難。2009年，因兒子再次外出行醫，所以他返鄉繼續行醫。

　　曾宏圖，男，38歲，鄉村醫生，平凡村四組人，曾太平長子。90年代從縣衛生學校畢業后，在一家私人診所行醫兩年。此后欲去上海、廣州闖蕩，被父母阻攔。其父曾太平希望他子承父業，但因在農村收入有限，他不安心在鄉行醫，先后赴西安、廣州、長沙等地謀求行醫之所。2009年10月在縣城暫且站穩腳跟。2010年年底，在“黑診所”營業8個月之后，他因不堪忍受輪番罰款，外出給別人打工。

　　引子

　　說起鄉村醫生，很多人肯定會想起“肩背藥箱，頭戴草帽，為農民防病治病”的赤腳醫生的形象。在上個世紀60-80年代，農村普遍建立起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赤腳醫生作為農村醫療的主力軍，身影遍布農村，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救死扶傷，為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文的兩位主人公都是赤腳醫生，特別是其中的父親，很完整地經歷了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各個階段。現在父子倆面對的共同問題是，農村的醫療衛生基本上沒有“錢途”可言，過個日子都困難。父親本想讓兒子承其衣缽，兒子卻有自己的選擇，希望到外地或縣城謀求更好的發展。年逾六旬的父親不想放棄這個“飯碗”，縱然廉頗老矣，依然堅守在醫療崗位上。

　　口述實錄 父親：想起以前，感到蠻驕傲

　　1966年，我20歲，大隊的衛生員張永龍不搞了，我哥哥在村里搞干部，他說讓我搞。讓我搞呢，先就到鎮衛生院學習兩個月，回來了就開門給別人看病。反正我是邊學習邊給別人看病，每個星期到鄉衛生所學一次，每半個月到鎮衛生院學一次。1976年，我到縣衛校進修。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大隊一個月只有10支青霉素，都是上面按計劃發的。我們受別人尊敬得很，別人接我去出診，都安置吃飯喝酒。現在還談個屁啊，他來你這里看病你還要給他煙抽，呵呵！

　　我給別人看病，大致經過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六七十年代。我在大隊當衛生員，和別人出工一樣，我也是記工分。我每天的任務就是背個藥箱子在田坎上走，里面放一點點紅汞、碘酒、仁丹水啊，再就是幾顆丸子，反正每天都要到村里轉一兩圈。這個階段是國家最重視藥物預防的時候，一年有兩次，主要是預防瘧疾。除了搞藥劑預防之外，還有一些計劃范圍內的預防，比如小兒麻痹癥、白喉、破傷風、麻疹、結核。這都是定期要搞的，月月都有。我們把預防藥領回來之后，就到各小組去打。這個時候就是青霉素太少，都講計劃分配。一個月一個大隊才分10支，根本就不夠用。我記得那個時候八組的周水軍得了骨結核，他當時只有五六歲。有骨結核肯定是要有足夠的青霉素來跟他消炎的啥，但是我們一個月才只有10支，總不能都跟你一個人用了啥！就算我全部給你用掉，也只能打10天。但是骨結核要花好幾個月治療，困難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跛了。

　　第二階段是搞合作醫療，從70年代初到改革開放以前。每年每個農戶只需要交2塊錢的合作醫療費就可以免費看病。我們村那個時候大概有1300多人，一年可以收2600多塊錢。村民來看病，我們只收5分錢的掛號費，其他的錢都不收。那個時候看一個大病也不需要多少錢。這個階段也主要是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看的都是一些小傷小病，稍微大一點的病就往區里和鎮里的衛生所送。那時也遇到一些蠻棘手的事情，比如腦溢血，要是哪個人得了腦溢血，我是沒有辦法的。你有條件，你就搞到醫院去，不然只有在家里等死。

　　第三個階段就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戶各種各的田，不計工分了，我也分了一些田。衛生室呢，村里繼續交給我搞。1989年，我開始買斷經營，自負盈虧。雖然是個體經營，但要受上級衛生院的管理，每年還要交給鎮衛生協會300塊錢，后來交600塊錢，現在交700塊錢。

　　改革開放之后，條件就好很多了，藥品也充足了，你想打吊針就打吊針，想打屁股針就打屁股針。那個時候打兩瓶子液體，大概是13到15塊錢，我可以賺五六塊錢。到90年以后，要收26到28塊錢，可以賺15塊錢。

　　最近這幾年病人少，賺不到么子錢。我大兒子不想在家里搞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你跟病人打兩瓶液體收他26塊錢，他還嫌你收高了。老百姓不管你用的藥是好是壞，也不管他的病好得是快是慢，他只在乎最后的價格。你說是不是很難搞？

　　我在浙江溫州開過一段時間的診所。2002年熱天的時候，我大兒子和兒媳婦從西安打工回來。我大兒子讀過衛校，也是搞醫生的。他回來了我就要把位置讓給他搞，所以我就想出去搞。有些老鄉就建議我到浙江溫州去搞，因為那個地方的湖北老鄉蠻多，可以搞個小診所專門給老鄉看病。

　　2002年6月我在溫州市的郊區租了一個門面，買了一點日常用藥，就開始搞。病人主要是一些小商小販、打工仔，都是外地人。在外面開診所，收費就高一些。輸兩瓶液一般收35塊錢。再加一瓶呢，就加10塊錢。一次可以賺個20到25塊錢。第一年我虧了800塊錢，第二年才開始賺錢，生意打開了嘛！第3至第7年，這5年平均每年賺個2萬多塊錢。

　　去了這么多年，衛生局來抓過5次，我到衛生局里去了3次。他們讓我去我就去咧！第一次抓到我的時候，他們警告我不要再搞了。第二次把我抓到之后就要我罰款。我哪里有錢交給他們呢，就沒交。他們當中有一個老頭子，我聽起來是么子意思呢，好像就是說，你偷偷地搞，不要把藥擺在外面，搞點煙酒在外面。后來他又抓到我，只勸我不要搞了。那個時候我的收入還可以，一年到頭吃了喝了還能節余2萬多塊錢。你說我回來屋里搞么子，哪個給我飯吃？

　　兒子：希望孩子將來過得好2002年我從西安打工回來，一直到2009年上半年，一邊在屋里種田一邊在開診所。診所一天也就賺個20塊錢。我們種了5畝田，其中有一年種了10畝田。棉花賣3塊錢一斤的時候，我種了5畝田；后來我種10畝田的時候，棉花的價格跌到1塊7一斤。一家屋里有4個人要生活，要是困在屋里的話，每年至少要倒貼出去萬把塊錢。

　　我們平凡村1300多人，很多人外出打工了，留在屋里的人都是一些老人和小孩，青壯年勞動力都蠻少。老人有個么子病，一般都忍著，拖著不看。加上十組那邊還有一個醫生，所以我這里基本上沒有多少病人。

　　我的兩個孩子呢，在屋里讀書也讀不好。大的已經上初中了，小的在上幼兒園。農村的條件，你又不是不曉得，教育條件差得很，還老收錢。我的心里也蠻急。

　　2008年下半年，我想出去打工，就跟我爺爺（爸爸）打了一個電話，讓他回來。他當時在溫州開診所，不想回來，就在電話里跟我吵，摔電話，要死要活的，所以我就忍了一年。

　　2009年春上，我到外面辦假證，準備出去打工，主要是辦執業醫師證、醫師資格證和大學畢業證。3個證總共400塊錢，把證拿到之后，我就跟一些朋友聯系，他們介紹我到廣州一家私人醫院去坐診。過去之后呢，那個老板說假證不能到市衛生局注冊，不能注冊的話就不能接受我。回到家里幾天，我跑到沙市去找位置，后來在外面大概跑了一個多月，廣州啊，長沙啊，還很跑了一些地方。包括辦假證等七七八八的事情加起來，總共花了1萬多塊錢。

　　最后逼得實在沒辦法了，我就來到了自己縣城，找到現在這個地方。我是2009年8月來縣城的。找了幾個地方，覺得這個位置還不錯，租金1萬塊錢一年。當時我手上還剩多少錢呢？只有7000多塊錢。后來我找我妹夫借了萬把塊錢，買了一些藥品、病床和診療儀器，就開始營業。剛開始診所里面搞得蠻簡陋，空調也沒裝，電視、椅子也沒買。我們租來住的房子也非常小，一家人睡不下，我就睡在病床上。

　　開張搞了兩天，沒有生意。結果第3天，衛生監督局的人就來了。他們給我開了一張罰單，要罰我1萬塊，并立即停止非法行醫。后來我找熟人，找衛生監督局的領導，罰了6000塊錢，就不了了之了。

　　2010年春上，衛生監督局的人又來找我收錢，我交了5000塊錢。

　　我在這里給別人打吊針，一次收40塊錢。有的醫生收20、30塊，有的收90多塊，不等。我定的價呢，不算高，也不算太低，太低了我生存不了，我還是憑自己的一點良心。現在好多人跟我說，“你要是搞了個證就好了，走上正路。”說是這么說，大家都會說，但是這個證怎么搞得到呢？困難太大了，我沒有那個能力走上正路。考證呢，我也考過兩回。第一次是2007年，考得很差。第二次考試，差三分過線。從那以后我就再沒考過，等于說是放棄了。我算了一下，現在考助理醫師證，再過5年考執業醫師，到那個時候我都四十幾歲了，年紀大了，而且能不能考過還是一個問題。

　　對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這個診所維持下去。衛生監督局抓得很緊，國家的衛生政策也越來越好，以后病人看病估計都會在社區醫院看病，要便宜好多，所以我們這些診所以后就沒得市場了。我現在是邊搞邊觀望，要是以后有錢了就搞點別的生意，這樣搞太擔風險了。

　　我1988年進衛校，學的是西醫內科。我的同學里面，有的父母在縣醫院，有的父母在鎮醫院，畢業了根本不愁工作。我呢，沒錢沒人，就回老家了。我爺爺（爸爸）看我在屋里沒事搞，就托關系把我送到平凡村衛生室。第二年，鎮里專門成立一個計劃生育服務站，我去當了一個臨時合同工。從1992年到1994年，我一直在那里工作，工資從106塊漲到160塊。我當時在鎮政府的食堂里面吃飯，一餐飯在2到3塊錢左右，一天大概需要6塊錢的生活費。一個月30天，就需要180塊錢的生活費。工資根本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我干脆辭職了。

　　我早聽說廣州那邊在搞開發，只要過去就能找到事做，而且工資比內地多一些。后來我又聽一個朋友說，上海浦東那邊也在搞開發，那里有大世界娛樂城，豪華得很。我先坐汽車到武漢，再從武漢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到上海火車站。我一下車，不知道上海有哪些地方，只知道我要到浦東去。逛了兩天呢，感覺那里的發展潛力很大，但是對于我來說，別人接受不了我，我的能力還是不行。

　　回來之后我就找了幾個蠻鐵的朋友，商量一起到廣州去闖。這個時候我爺爺姆媽來了，就在橋頭等我。他們一見到我就吼起來了：“你長大了，翅膀硬了，飛得動就不管我們了……你今天不跟我們回去，我們就從橋上跳下去。”

　　回到家里我又沒事搞，后來我爺爺安置我結了婚，就把診所讓給我搞，他自己在村子的另一頭開了個小診所。我在屋里搞了幾年，沒搞到錢，1999年就到西安打工去了。我在西安搞了一個診所，我老婆在那里賣衣服……

　　我現在之所以盡力搞事，主要為了兩個小孩。我出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想讓他們有一個好的讀書環境。在外面搞事，我苦一點沒關系，只要日子過得好一點。以后小孩要發展，你必須要有一點經濟支持。

　　采訪手記

　　2010年年底，我接到曾宏圖打來的電話，他說這次縣衛生局也出動了，要罰每個黑診所5萬塊。他通過找關系，交了2萬塊錢，希望可以繼續在縣城生活下去。不料，過了半個月，衛生監督局的人又來了，要罰他的款。他忍無可忍，與前來執法的工作人員發生口角，后來離開了縣城。

　　我問曾太平，您搞了一輩子的赤腳醫生，有沒有什么心愿？他說，以前生意不好的時候，我有點堅持不下去，但是鎮上的一個老醫生跟我講，你繼續搞，你們搞了一輩子，國家會幫你買個社保的。我現在年紀大了，也不知道還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曾維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