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京記者 王樂

　　當筆尖落于整部報告的尾頁，在最末一行的文字劃上最后一個句號時，兩行熱淚滑落在曾維康的臉際。這部題為《江漢平原一個村落26位鄉民的口述史》的調查報告，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8級碩士研究生曾維康的畢業論文。

　　這是一部21世紀中國農民的生存報告，是一部濃縮了當代中國農民的命運、奮斗與希冀的心靈史。曾維康告訴我，在提筆寫這部調查報告前，每到夜深人靜時，他的耳畔就會聽到隱隱約約的人聲，父老鄉親的面孔，便模糊地浮現在眼前，他們仿佛正一個勁兒地想說些什么……這種感覺已持續近一年了。最近半年，這斷斷續續令人牽腸掛肚的聲音，越發頻繁地活躍在腦中，一如老母親對遠行的兒子千叮萬囑，夾雜著昔日的光景，剎那間紛至沓來……

　　生于斯、長于斯，從農村來到大城市求學；無論腳下的城市怎樣繁華，無論曾經多么渴望成為一個“城里人”，少年時代承蒙鄉土的恩澤，始終無法從記憶中抹去。在學生時代行將結束之際，作為農民的兒子，曾維康聽到了故鄉的召喚，他回到兒時的大地打算為那里的人們作傳。

　　中國的農民一直在奮斗，從1949年或更早之前，他們未曾改變自己的命運、希冀和夢想，但他們的人生同樣精彩；他們不富有，沒有文化、沒有身份，但也經歷值得回味的人生——曾維康希望人們聽到這個正被“現代化”漸漸遺忘的群落的聲音。

　　兩年前的夏初，曾維康接到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敬宜先生的電話。時任學院黨委書記王健華教授將曾維康這份以調查報告代替畢業論文的《農民的奮斗》（初定名）開題報告轉交給了老院長。不料想范敬宜先生一口氣讀完，興奮不已，親自給曾維康打來電話：“我從頭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開題報告，很激動，也很感動。你寫的話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意義很重大。你要好好寫！”范老問他有什么困難，曾維康答道，寫法上有困難，不知道如何去寫這些農民的故事。范老說，樸實點就好，并簡單講述了自己當年的農村生活和采訪經歷。他告訴曾維康，有困難時可以給他打電話。

　　如今，25萬字的畢業論文已通過答辯，修訂稿也在兩個月前正式完成，但被曾維康親熱地稱呼為“范爺爺”的長者卻溘然已逝，未能讀到這部他寄予厚望的作品。“我總覺得自己進度太慢，我沒能兌現與范爺爺之間的‘約定’，這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講到動情處，曾維康幾度哽咽，淚水滑落臉頰。

　　一條鄉村爛路開始的故事

　　位于江漢平原的這個村落名為“平凡村”，是曾維康的出生地，隸屬于湖北省荊州市平原鎮。

　　平原鎮歷史悠久，自古以來，這里鐘靈毓秀，人杰地靈，曾孕育了一代名將伍子胥，造化了‘鶴澤觀魚’古容城美景。全鎮現轄40個村，總人口1.6萬人，耕地10.1萬畝，版圖面積165平方公里。境內地勢平坦，河網交錯，魚米并旺，有全省‘糧食產量第一強’之稱，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

　　一切都得從平凡村里一條泥濘的鄉村爛路講起。

　　2009年春節，曾維康回到湖北老家過年。此時，距離他從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考入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讀碩士研究生尚不足半年。天公不作美，正趕上雨雪天氣，村內的大路小路一片泥濘，到處是深淺不一的水窩。每遇上這樣的天氣，村里人總是怨聲載道：“這還叫一條路啊？”沒事的人懶得出門，在家做針線活或是看電視，有的則幾人圍桌搓起麻將，總之就是不想出門，免得讓爛泥巴弄臟了鞋。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的曾維康，對這番景象早已司空見慣。閑來無事，他轉而問起村里一些長輩：這么多年咋也不修一條路？“沒有錢啦，哪個來管你修路不修路？”話題一經拋出，不一會兒就吸引了路過的叔伯們駐足討論。一個個爭先恐后、憤憤不平，居然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從村干部的不作為一直講到平凡村的歷史，最后又談到國家對農村的優惠政策。

　　直覺告訴曾維康，這是一個有著非常意義的題目。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他順藤摸瓜，從“一個村30年沒有修起村公路”說起，寫下了一份1.5萬字的調查報告——《村級財政如何走向癱瘓——基于湖北D村的田野調查報告》。也正始于此，曾維康發現，自己這才算真正開始了解腳下的平凡村。

　　“平凡村的村民都不愛平凡村，外出打工的人回來說，‘平凡村不是個地方，像原始社會’；留家種地的人則說，‘平凡村像一個小島，路不通、河也不通，是一個拉屎不生蛆的位置（地方）”。曾維康告訴我，據平凡村村委會統計，全村共有居民250戶，總人數1376人，外出務工人員400余人。全村分10個村民互助小組（農業合作社時期組織形式，現名存實亡），總耕地面積2280.08畝，平均每人1.66畝。

　　在種植結構方面，2005年以前平凡村一直以種植水稻為主，之后因棉花利潤較高，棉花代替水稻成為主要農作物。氣候變化和市場價格變動直接影響村民收入，由于村民獲取市場信息的渠道有限，對市場行情反應遲鈍，年均收入并不穩定。比如，2006、2007兩年平均每戶一年凈收入達1.5萬至2.5萬元，但到了2008年，棉花價格陡跌，平均每戶一年凈收入僅0.5萬至1萬元，部分農戶甚至虧本。

　　由一條鄉村道路的調查開始，曾維康細數起平凡村最明顯的特征：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停滯，地處平原的村落交通閉塞，只有一條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幾座出入村莊的水泥板橋老化，存在安全隱患；環繞村莊的4條河流水草叢生、淤積嚴重；同時，村委會信譽度低，村內事務未得有效組織管理，分散性強，群眾不太滿意；此外，中青年勞動力大部分外出務工，老人小孩是常住人口；村級財政負債嚴重，影響村委會工作……

　　從本科開始，曾維康6次到東、中、西部參與社會實踐，實踐內容無一例外是農村調研。在浙江等東部沿海省市，他親眼目睹一個村坐擁500萬元財政收入，這是自己家鄉一個鎮都無法企及的；而從西部回來，他發現平凡村村民仍是富裕的……他仔細打量起平凡村，以及這里的人們。

　　一個曾打算嘎然終止的工作

　　劉賢良，男，61歲，鄉鎮企業干部，平凡村八組人。因早年曾教過18年書，村里人人叫他“劉老師”。1999年，他私人預支1萬余元垂先示范，號召平凡村全體村民自發修建村內第一條石子路，立下“功德碑”以告后人。他酷愛對聯，曾寫下“從教十八載清貧自樂，改行廿春秋美景心賞”，橫批“日日而新”，描述自己的人生；

　　東方哥，男，43歲，在外養豬，平凡村一組人。13歲初中畢業開始學瓦匠，16歲出師，18歲自立門戶，帶著一幫人組建自己的施工隊，在村內小有名氣。23歲開始擔任村干部，24歲被選為鎮人大代表。2000年，32歲的他外出打工，幫親戚管理豬廠。35歲，他開始自己養豬至今，通過艱苦奮斗，目前有車有房；

　　周元，男，22歲，在外務工，平凡村一組人。因個子高、塊頭大，高中時是學校“七霸”之一。2006年高考落榜后，就讀于一所電腦職業技術學校，期望成為一名網絡工程師。畢業后因工資太低，無法維持生活，后到廣州打工。期間受旁人誘惑，陷入“傳銷”陷阱，目前仍在廣州打工；

　　周群芳，女，76歲，在家務農，平凡村八組人。12歲被送到平凡村當童養媳，16歲結婚，34歲時丈夫因病去世，沒有再婚。育有四男一女。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她一個人將5個兒女撫養成人，并安置他們成家。期間，她又經歷大媳婦病死、女兒車禍去世的變故；

　　…………

　　現在呈現于調查報告中的26個人物，均采自平凡村里的真實人物。其中有村干部、赤腳醫生、鄉村教師、大學生、留守老人、打工仔等等，有的已年近八旬，有的剛剛成人。

　　2009年春節后，哪怕曾維康偶爾回一趟老家，村里人也會主動上門說說近況。久而久之，曾維康發現了一個有趣而又可嘆的現象——農民也很希望被傾聽、被了解。這是群孤獨的人呵！田野勞作，相伴只有畜牲，在外打工，周圍是陌生世界，遭遇不公平，只能咬牙、生悶氣。一旦真的融入農民們的生活，獲得信任，他們會掏心窩子，稱呼他“小曾”、“小兄弟”，動情處甚至忍不住流淚。2010年春天，當曾維康萌生以平凡村為樣本，以口述史形式還原農民的奮斗歷程以及他們背后的歷史羈絆與時代變遷，寫一部幾十萬字的報告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動，連續幾夜失眠。

　　2010年5月，曾維康回到家鄉調研，在村里長輩的帶領下走家串戶，暫定了18位采訪對象。回學校后，他開始翻閱背景文獻，分析、梳理調查思路。2010年秋季學期開始，他匆匆趕赴學校報到后，立即又返鄉采訪。一邊參加勞動、一邊與被訪者聊天，在家鄉一共待了40多天，采訪農民15位，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隨后，曾維康輾轉湖南采訪一周，再到廣州集中采訪了半個月，與從平凡村出來的打工仔同吃同住。2010年底至2011年初，曾維康回到學校整理采訪錄音，并在2011年春節前再回家鄉補充調研，不僅和當事人核對時間、地名、事實，就重點話題補充采訪，還請村里的老人詳盡梳理平凡村的歷史輪廓。春節后返回學校，專事寫作。

　　一度，他感到了困惑與迷茫，他糾結于這份工作的意義。看著案頭150個小時的錄音資料，100余萬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他產生了強烈的懷疑：“到底有沒有人會來讀我的報告，它究竟有何價值？但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所謂精英人士，大多數人都關心金融、股票、房產、網絡、時裝這些熱門話題，誰會來關心這些農民？這個和賺錢有關系么，和經濟社會發展有關系么？這難道不是我一廂情愿的自娛自樂？”然而，隨著寫作的持續進行，他沒有中斷，而是重新傾聽每一個受訪者的講述。從小放過牛、插過秧、摸過魚、玩過泥巴，上省城念書被城里孩子當成鄉下人欺負過的曾維康明白，這里面有一種最樸素的叫作尊嚴的東西。

　　“我在選擇以‘第一人稱’作為主要寫作形式之前，曾經懷疑過農民的表達能力，但我錯了。”曾維康對我說，在與農民們面對面交談時，他漸漸覺察到并非農民不會說話，而是很少有人愿意停下腳步認真聽他們傾訴。無論如何，他決心用盡全力呈現這些當代中國農民到底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想還原他們最原汁原味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