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紀中葉,巴爾扎克等現實主義作家確實創造出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一時間構成了“現實主義”勃興的繁榮局面。但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應簡單歸諸反對浪漫主義或復歸作為西方文學傳統的“摹仿現實主義”。事實上,已然處于現代文學區段上的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明顯不同于傳統的“摹仿現實主義”。
作為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的司湯達與巴爾扎克,不論文學觀念還是創作風格,都完全無法用“摹仿現實主義”的尺子來度量:他們既有浪漫主義的痕跡,又有不同于一般浪漫主義而屬于后來自然主義的諸多文學元素。基于此種狀況,有文學史家將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喚作“浪漫寫實主義”;這種“浪漫寫實主義”,作為一種“現代現實主義”,雖在“寫實”的層面上承襲了舊的“摹仿現實主義”,但也在更多層面上以“現代性”構成了對“摹仿現實主義”傳統的改造與發展。
藝術活動畢竟是最張揚個性的人類活動,事實上,任何一位偉大作家的創作,都不可能用一個什么“主義”的術語或標簽蓋棺論定。文學史研究應把思潮研究、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區別開來;文學思潮層面的宏觀研究不能代替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反之亦然。
基于此,從外在原因考察19世紀中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繁榮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如下因素值得認真評估:一是浪漫主義文學革命帶來的對傳統文學成規的沖擊,為這一代作家釋放創作潛能提供了契機;二是現代社會開啟了“上帝之死”的文化進程,動蕩不安的多元文化語境給19世紀中葉西方文學創作的繁榮帶來福音;三是工業革命加速推進積累起來的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在19世紀中葉催生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與流行,對文學家的文學創作當然也會釋放出巨大的召喚效應;四是自然科學成就對人的鼓舞、科學精神對社會科學的滲透,激發了作家通過文學創作“研究”、“分析”社會和人的生存狀況的濃厚興趣,強化了文學創作的“寫實”與“再現”理念。以上種種因素,都催發了現實主義創作傾向發揚光大,助推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與繁榮。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9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首席專家、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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