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拉美大國的外交戰略邏輯【3】

　　深入剖析拉美地緣政治格局，妥善處理與其他外部大國的關系。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以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為核心，力爭避免掉入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惡性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⑦（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其結果多數是雙方以戰爭終結面臨危險）中國與拉美大國的新型外交關系應注重其他外部大國在拉美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在處理與拉美國家的外交關系中首先要考慮美國的態度。拉丁美洲曾一度被稱為美國的“后花園”，拉丁美洲在美國國家安全的全球性布局中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在美國戰略中心重返亞太的同時，中國的全球化戰略轉向與在拉美影響的迅速提升，引起美國當局的不安與擔憂。美國政界激進分子甚至將中國在拉美地區經濟影響力的上升視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臆想中國會借機在拉美擴大勢力以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同時，歐盟和日本也是制約中拉關系發展無法忽視的因素。中國在拉美地區影響力上升無疑會削減美國、歐盟、日本等在拉美的利益空間與政治訴求。

　　當前，西方國家一方面在拉美地區鼓吹“中國威脅論”和“恐懼中國論”，以挑起拉美大國對中國的警惕和戒備，另一方面又積極調整其拉美政策，密切關注中國的拉美動態。當今的拉美正逐步擺脫過度依賴外部力量的經濟發展模式，擁有更多的外交空間與自主性。置身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國的拉美外交價值已今非昔比。中國的“拉美大國外交”必須妥善處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代表的大國間關系。中國應與美國在拉美能源、軍事與安全等敏感領域開展廣泛的討論與磋商，本著互利共贏原則，秉持謹慎嚴肅的態度，就美方關切的涉拉敏感問題及時溝通，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戰略誤判。中國與歐盟、日本應構建起有效的溝通與協商機制，謹慎處理政治分歧，妥善解決貿易爭端，避免經濟矛盾政治化。同時，中國還應與拉美12個未建交國家之間拓展經貿合作領域，增強政治互信，加強戰略對話，消除雙方的疑慮與隔閡。應當看到，以歐美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種種弊端，難以實現全球事務的有效管理，在全球性議題中缺乏公正性與公平性，無法建立起和平與發展的世界秩序。中國致力于改變舊有的國際體系，努力塑造更加包容與公平的、能與現階段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相匹配的新興國際關系格局。

　　拉美大國在中拉關系走向中的作用

　　指引拉美政治導向，規避外交政治風險。中拉關系的穩定長足發展離不開拉美大國的政治導向作用。拉美國家從經濟發展程度來看，與中國同屬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處在鞏固政治穩定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關鍵階段，但從地理位置和文化淵源來看，拉美與西方國家更親近。拉美國家大多仿照西方國家建立起本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藝術、教育等體系。因而，拉美國家具有雙重屬性。這種雙重屬性，導致中國在與拉美發展外交過程中遭遇各種阻礙。拉美左派思想盛行，表現形態不同，且其堅持的馬克思主義頗不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信奉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拉美右派又對中國政治體制、治國理念與發展道路嗤之以鼻。⑧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迫切需要政治穩定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拉美大國在中拉關系發展中發揮政治導向作用，夯實中拉關系的社會基礎，有效引導拉美輿論導向，為中拉雙邊與多邊合作創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二戰后，拉美國家開展了聯合自強的區域合作。里約集團、美洲基民組織、拉美政黨常設大會、社會黨國際拉美與加勒比委員會、美洲工人工會聯合國等拉美地區性政治組織，加強了拉美國家之間治國理政的經驗交流與發展道路的深入探討。安第斯共同體、加勒比共同體和共同市場、美洲開發銀行、南方共同市場等拉美主要經濟一體化合作組織，開啟了新世紀中拉經貿合作的新篇章。2011年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將拉美區域合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其中，拉美大國在拉美一體化合作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拉美大國都試圖主導區域合作，使得拉美一體化合作的深度與廣度有不同程度的分散，但是在國際事務與拉美區域治理中，拉美大國都盡其所能凝聚各國力量，聯合抗擊國際市場沖擊，規避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政治風險。拉美地區與中國共建“命運共同體”，必將有效整合各國利益，并充分利用拉美大國的區域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形成與中國對等的利益整合體，超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最大限度地謀求共同利益與共同追求。⑨

　　主導區域發展戰略，增強拉美外交自主權。當今社會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和平與發展雖然是全世界發展的主流，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大國利益深度交融，戰略力量相互制衡，客觀上要求中國積極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大國關系直接關乎全球事務治理的有效性，對國際安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拉美作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自獨立以來，拉美政治格局尚未穩定，局部地區時有動蕩，經濟周期性起落不定，惡性通脹和債務違約頻頻發生。由于長期的殖民歷史，拉美對外部資本有種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