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魂、中體、西用”是我們的文化旗幟——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教授

“馬魂、中體、西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不僅是“五四”后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條現實道路，也是這個時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學者所走過的學術道路，他們研究的領域和問題可能千差萬別，但基本的學術路數都是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與面向世界的學術眼光結合起來，所以學問做得大氣而又充滿理論自信和民族自信。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方克立先生開創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已成為一門顯學。為了對現代新儒學進行準確定位，方先生又提出了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對立互動說，認為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之爭，至“五四”時期已被分別倚重中、西、馬三種思想文化資源的現代新儒家、自由主義西化派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派“三足鼎立”的格局所取代，這種“三分”的思想格局至今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他本人則傾心于張申府、張岱年先生倡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文化觀，并把這種文化觀與我們黨一貫主張的文化建設指導方針結合起來。2006年，他明確提出“馬魂、中體、西用”論，把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發展到一個新階段。近日，記者就這個問題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先生，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思想歷程。

方克立，1938年6月生，湖南省湘潭縣人。196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作。曾任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方克立文集》等。

從“綜合創新”到“馬魂、中體、西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方先生，您的《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之路》一書出版后，我們注意到有幾篇書評都聚焦于“馬魂、中體、西用”論，有的著重講它是“五四”以來的正確文化發展道路選擇，有的認為它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范式。您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提出這種文化理論的？

方克立：近代以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向何處去”始終是國人最為關心和焦慮的問題，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如此。他們提出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復興儒學”等各種匡時救國的方案，相互之間展開了多次思想文化論戰。“五四”以后除了原來的中西體用之爭外，由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又多了一種可能性，即以當代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為引領，充分發揮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固有優勢，以之為基礎、為本源，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思想文化為我所用，創造出一種“坐集千古之智”的中國社會主義新文明的可能性。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人都看到了這是中國社會和文化走向現代化的一條“正道”，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上世紀30年代，最先以“孔子、羅素、列寧，三流合一”、“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思想形式將這條文化發展道路揭示出來的是張申府、張岱年兄弟。他們用來“合一”的方法是“相反而一體，矛盾的諧和”的唯物辯證法，也就是“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半個世紀后，張岱年又把它發展成為系統、完整、成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這是在當今中國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理論。我在進行現代新儒學研究時就十分注意三大思潮是怎樣處理中、西、馬關系問題的，不接受“全盤西化”或者“全盤中（儒）化”的觀點，也不贊成折中主義的“中體西用”論和“西體中用”論，而是十分認同二張先生的中西馬 “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文化觀。1990年我曾將這種文化觀概括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四句話，后來覺得這種表述沒有闡明中、西、馬三“學”在文化綜合創新中分別處于什么地位及其相互關系，所以在2006年又做出了“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新概括。很明顯，這種新概括是對二張先生 “三流合一”、“綜合創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我不過是在前人已有睿識的基礎上，力圖把這條文化發展道路的理論本質揭示得更清楚一點而已。

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選擇關系著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確實是頭等大事，提出任何一種見解都必須慎之又慎，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任。近代以來，“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復興儒學”這些口號影響都很大，實際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幟，力圖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方向與道路。從這個意義來說，二張先生倡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就是我們的文化旗幟，“馬魂、中體、西用”就是我們的文化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