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魂、中體、西用”論與黨的文化方針高度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講“五四”以后三大思潮對立互動時,認為以張岱年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綜合創新文化觀與我們黨一貫的文化建設指導方針是高度一致的,現在您對這種文化觀作出了“馬魂、中體、西用”的新概括,這種新概括是否能更貼切地反映黨的文化立場和方針呢?
方克立:我當然希望能是這樣。比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來處理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問題。他將新民主主義文化界定為“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指出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同時十分強調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指出“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批判地清理和繼承古代文化“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并且主張“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也就是為我所用。我以為這些論述都充分體現了 “馬魂、中體、西用”的精神。又如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指出我們要建設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既闡明了這種文化的性質和指導思想,又高屋建瓴地回答了古今中西問題,“立足本國”就是強調民族文化的主體性。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加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四項基本內容之一,在分別為“靈魂、主題、精髓、基礎”的完整理論體系中居于“靈魂”的地位。也就是說,它是“魂中之魂”。文件中也有“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論述,在講學習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時,強調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在這個重要文件中,實際上 “馬魂”、“中體”、“西用”都講到了,馬、中、西分別處于“靈魂”、“主體”和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習近平同志近年來關于文化問題的一系列講話所傳達的信息非常重要。他在強調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號召全黨學好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同時,對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根源性問題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指出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能夠站穩腳跟的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以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為條件。他最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是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鑒取、互相包容的典范,表現了海納百川的開放文化心態。這些論述,我認為是對“馬魂、中體、西用”最好的詮釋。
“馬魂、中體、西用”可能建立主導的學術范式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學者指出,由于“馬魂、中體、西用”論能夠科學理性地整合中、西、馬三大學術資源,它在客觀上也為當代中國學界建立了一種新的乃至主導性的學術范式。對此您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論提出后,逐漸得到一些學者的理解、認同和支持,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也逐漸得到彰顯。它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學術思想,許多學者都為其內涵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貢獻,開創學術研究新范式就是一個青年學者引申出來的新話題。我曾經說過,“馬魂、中體、西用”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不僅是“五四”后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條現實道路,也是這個時期一些成就卓著的學者所走過的學術道路,他們研究的領域和問題可能千差萬別,但基本的學術路數都是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與面向世界的學術眼光結合起來,所以學問做得大氣而又充滿理論自信和民族自信。我曾經提到過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名字,也提到過我老師輩的張岱年、馮契、任繼愈等先生的名字,還提到過比我略長的陳先達、羅國杰、方立天等同輩學者的名字,他們走的都是一條“馬魂、中體、西用”的學術道路。這條道路將被一代一代學術傳承者走得越來越寬廣,并且有可能建立起一種主導的學術范式。“馬魂”作為一種學術立場、精神指導原則和基本方法貫穿于整個學術研究過程中;“中體”更多地指向研究主體,即以中國問題為研究中心和主題,以中國文化為主要學術資源,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西用”則是指學習借鑒國外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為我所用。這種學術范式與 “中體西用”、“西體中用”、“全盤西化”、“復興儒學”等學術范式都有顯著區別,它更好地體現了時代先進性與民族主體性、歷史繼承性與綜合創造性的統一。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認同和自覺踐行“馬魂、中體、西用”的學術范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術文化的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記者 鐘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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