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中國社會研究

二、城市研究的學科分異

與中國城市發展的迅猛勢頭相仿，中國的城市研究在近十多年中迅速興起，成為橫跨多個學科的一門新興顯學。在學科發展的背后，有地方政府或各種經濟集團的城市開發需求、城市管理需求，也有學科自身擴展的需求，當然還有學者自身探索問題、參與過程的沖動。但是，仔細考察中國多學科的城市研究領域，我們不難注意到，在我們的城市研究中，實際存在著“城市”與“社會”分離的問題。

在目前中國，以原有地理學、建筑學為基礎延伸出來的經濟地理、城市規劃、行政區劃、人文地理、人口學等學科已成為城市研究領域中的主干。與此相對照，社會學的城市研究，研究者在方法上雖然多以現實中的城市作為調查田野，但內容上較多地關注社會群體或具體的社區或制度結構等等，其研究對象與其說是“作為社會的城市”，不如說是“城市中的社會”。

身為社會學者，筆者不無遺憾地看到，社會學者在今日城市研究領域正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這一方面與城市政府對專家學者的需求取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社會學者自身的種種局限有關。相對于地理學出身的研究者，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對社會事實的空間性缺乏把握能力，這常常被用來說明社會學城市研究的現狀。這種解釋不無針對性，卻有失偏頗。事實上，自古典社會學開始，城市社會就一直是社會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就如韋伯對于東西方城市社會的闡釋，不僅具有將城市形態與社會結構作整體主義分析的視角優勢，其比較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有關城市類型、城市社區等的觀點命題，也為后學者提供了“將城市視作社會”的基本參照。而在齊美爾等社會學家那里，城市社會、城市生活的基本特性其實就是社會學者了解現代社會、闡釋現代性的最重要的切入點。更不用說，從芝加哥學派（象征了現代社會學正式興起的學術共同體）開始，到當代新城市社會學，城市社會的空間形態、空間結構、社會事實的空間性以及城市間/社會間的網絡結構等等，一直也是社會學者賴以建構社會事實、說明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的重要的觀察角度和分析維度。

即便如此，現當代社會學的主流學者們，一方面顯示出對結構的偏好和對社會事實的歷時性的有意無意的忽略（躲避），與此同時，也任由空間性在社會學研究中逐漸地流失--社會學在當今城市研究領域的邊緣化，不僅是中國的學術現象，它亦是國際學術界的現象。這種情況多少與當代社會學自我“科學化”、“理論化”的傾向有關，對數理模型、邏輯等的迷戀，讓社會學者逐漸喪失了觀察研究城市社會形態、城市生活方式等等的本來優勢，而滿足于對由社會學者自己建構定義出來的各種群體、結構、關系等（“社會學的社會”）的說明，或者就索性一頭扎入到為政策制定提供服務的應用研究領域中去。

中國城市社會研究領域的情況，其尤甚于其他各國的之處還在于，由于“城市化”、“城市發展”等等在中國自一開始就被國家意識形態賦予了不容質疑的價值正當性，在實踐中它們又被運作成以國家及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經濟運動，這導致體制派學者對于城市社會發展的價值理念（應然的目標），既缺少獨立于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和各地政府經濟目標的思想基礎和問題意識，也缺少將社會現象問題化的內在沖動及相應的學術裝備。因此，當一些社會學者意識到“城市化”、“城市發展”過程中存在種種問題需要研究時，他們多半傾向于將問題設置為具體的社會系統或社會行動等的問題，或者以社會學的中觀理論去探討諸如“社會分層”、“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問題，而較少對意識形態及國家目標展開反思。與此同時，在操作層面社會學者也較難將社會問題設置為“城市的問題”。

當然，類似的學術現象，也存在于中國其他學科的城市研究領域。這些年來，將城市片面地視為物質形態、空間結構、抑或是經濟增長機器等等的城市視角，現實中迎合了政府及資本對空間資源、土地資源、人力資源、規模效應等等的經濟開發需求（它們的開發價值被政府官員和開發商、企業主們精確地計算），在學術話語中則導致了“空間”、“土地”、“人口”等概念的過度膨脹。城市中的一切，被想象、定義為無社會主體、無歷史文化積淀的經濟資源，城市土地上的一切都可以被推土機快速地鏟平，那上面的人、家庭、鄰里社區都可以被簡單地驅除。在城市作為“空間”（space）、“土地”（land）被不斷開發、更新的過程中，城市作為“地方/場所”（place）、“社會”的屬性，它所蘊含的社會主體、歷史傳承，以及有機的社會及其生活、文化等等，遭到粗暴的排斥。不能不認為，除了強勢的政治經濟邏輯之外，空間、土地、人口等概念的過度擴張，城市的地方性、社會性的被空洞化，也導致了“作為社會的城市”、“作為社區的城市”的概念在中國的城市研究中無所憑籍、難以展開的困境。

這不只是城市研究的學科局限或藩籬阻隔所致。其實我們不難看到，在國際學術界，批判地理學、新城市社會學等等已為人們提供了種種反思城市主義、研究城市社會演變的思想資源和理論視角。“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系統的城市”的城市概念如今早已普及，“為了社會、為了人類生活”的城市觀及其學術參照，也不是問題。我們需要的，是對學者立場的自覺，以及實踐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