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矛頭直接指向“立國之本”

蔣慶認為，中國大陸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經濟和政治民主問題，而是“民族生命無處安立”、“民族精神徹底喪失”（所謂“十億中國人的精神無所歸依，十億顆靈魂四處飄蕩”）的問題，表現為“儒家傳統遭到普遍否定”、“中國大陸已經全盤西化”等等。他認為這才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也是中國近百年來政治上一直動蕩不安的根本原因。

他又進一步提出問題：為什么中國近百年來民族生命會無處安立，民族精神會徹底喪失呢？分析到最后，他認為根本原因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而這種異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使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生命無處安立、精神徹底喪失的局面發展到了最高極點。”因此，他得出了極其明確的結論：“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恢復其歷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當今中國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所謂“復興儒學是中國大陸當前最大的問題”，其實質涵義就是要用儒學來取代馬列主義。

中國大陸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立國之本或思想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蔣慶清楚地意識到：“儒學的根本原則與大陸的國家意識形態相沖突，復興儒學必然要同馬列主義發生正面對抗。”他是自覺地來同馬列主義“對抗”和“沖突”，主動挑起這場意識形態的斗爭的，故將文章的主要批判、攻擊矛頭集中指向馬列主義。這類歪曲、污蔑、攻擊性言論在蔣文中比比皆是，諸如：

“馬列主義只是一種狹隘的個人學說，而不是從神圣本源中產生出來的普遍真理。……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個人理性構想出來的偏激的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不是正統的西方文化，……從本質上來看，馬列主義是反傳統文化的，……在西方深厚的傳統文化中馬列主義沒有根。馬列主義表達的只是一種反對早期工業文明帶來的后果的極端情緒。”

“馬列主義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批判學說。……馬列主義不具備建設性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國人的生命，又不能維護社會的和諧。馬列主義永遠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斗爭學說。”

“馬列主義是一種政治批判哲學，……而不是一種道德學說或者說倫理思想，馬列主義中沒有安身立命、修道進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內容。所以，馬列主義擔當不起德性教育的任務。如果硬要用馬列主義進行德性教育，培養出來的只能是‘反潮流’、‘對著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的‘白卷英雄’。”

這些語言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言論相比毫不遜色，而且表現出更加武斷、更加極端、更加情緒化的特點，只有根本否定性的價值判斷，而沒有任何具體的分析論證。

稍有思想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任何思想學說作為精神產品，它的創造都離不開個別思想家的頭腦，但其思想內容則具有客觀性，它總是一定的社會存在的反映。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及其自身解放的學說，具有最寬闊的襟懷和普遍真理性的品格，因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以解放全人類作為自己解放的前提，為此就必須如實地科學地認識世界，并按照世界的客觀規律來行動。馬克思主義是人類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合理繼承者和集大成者，它在創立過程中就充分吸收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積極成果，怎么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反西方傳統文化的呢？相反，它是深深地扎根于包括西方傳統文化在內的人類文明之中，并根據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來不斷發展和豐富自己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已不是隸屬于哪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代表各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屬于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科學理論，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哲學”。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異族文化”來加以拒斥，只能損害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成功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改變了中國近代以來一直處于貧窮落后、備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極大地振奮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全國人民滿懷信心地要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文明富強的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蔣慶無視這一基本事實，硬要說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生命無處安立、精神徹底喪失的局面發展到了最高極點”，這只能說明他是站在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對立的立場上來觀察問題，因此得出來的結論也與我們的看法截然相反。

蔣慶不僅把批判矛頭指向馬列主義，同時也指向中國大陸的現實政治經濟制度。在他看來，儒學的發展已經到了“公開樹起道德批判的旗幟，對中國大陸的社會與政治進行公開批判的時期”。在這種形勢估計下，他樂作先鋒，公開對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教育、思想文化政策和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

在經濟上，他重點批判和否定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指責它不符合人性和物性；另一方面，又用儒家學說極力論證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謂的“人性基礎”。他說：“中國大陸四九年用暴力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國大陸的經濟生活就陷入了紊亂，畸型發展，不斷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公有制從本質上來說是違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礎，非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反而會窒息社會的經濟生活。”“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經濟效益不高，而是在于違背了人性與物性。”儒家不是主張“性善論”嗎？為什么體現社會公平的財產公有制反而不符合人性，肯定剝削與壓迫的合理性、表現“人類的罪惡與墮落”（蔣慶語）的私有制倒有了“人性的基礎”，成為“善”的象征和“天意的體現”呢？蔣文并沒有講清楚，而是根本回避了這個問題。這里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經濟學說和人性理論到底是為哪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在政治上，他把批判矛頭集中指向中國大陸的無產階級專政，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強化到了極點，非但沒有在中國實現民主，反而使中國陷入了更大的專制”。他所要求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不僅要學習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而且要學習西方民主政治的內在精神，即以個人的基本人權和政府的道德責任為內在精神的徹底西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

他還全盤否定中國大陸的教育和解放后我國教育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認為“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的教育完全是失敗的”，“中國大陸存在著嚴重的教育危機”，“中國大陸三十年來一直到現在都未進行過真正的民族意識教育”。這類完全不顧事實的批判否定性言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毫無建設性的意義，它和真正關心中國教育發展的人士指出我們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時甚至提出尖銳的批評，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