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愛國乃天下盛事大業”

　　在近代，隨著愛國救亡斗爭的深化與西方思想觀念的輸入，以“君權至上”、“朕即國家”為核心內容的傳統國家觀受到挑戰、沖擊，以“民本君末”、尊重民權、“民為國本”為基本內容的近代國家觀、政治觀開始出現。近代仁人志士對“朕即國家”的封建君權思想展開抨擊，并用新的觀念取代之，實現了國家觀念從傳統向近代的歷史性轉變。中日甲午戰爭后的戊戌維新運動，是它的起點。

　　從康、梁維新派、孫中山革命派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愛國主義不斷高漲。特別是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譜寫了愛國主義輝煌的篇章。與此同時，愛國主義的內涵也愈趨豐富。尤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和培育了催人奮進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紅巖精神”，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愛國主義精神，空前廣泛地發動了廣大民眾，團結了革命隊伍，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深刻地改變了神州大地的面貌。

　　第十七章 革命精神的光大

　　“革命”一詞，古已有之，但將革命作為一種思想觀念，融入中華民族的心理，進而上升為全民族的精神，則始于近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性革命話語開始在中國出現，中經辛亥革命、國民革命運動等的錘煉，至三四十年代，革命精神廣為國人接受。“革命”的正義性、神圣性達到空前的高度。“革命”觀念及其意識形態滲入社會民眾層面，并影響社會民眾的思想和心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積極開展“工農革命”、 “人民革命”、“民主革命”，把革命精神推向新境界，并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戰，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人民形成的革命精神，其主要內涵包括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獨立自主、艱苦奮斗和不怕犧牲等等的精神。這些精神既是對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又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創造性發展。

　　第十八章 科學精神的倡導

　　近代隨著歐風東漸，國人開始了解現代科學技術，并得以一窺其背后的精神意蘊。然而，真正理解科學精神，并將之入民族精神的血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科學在中國艱難的行進歷程，經歷了由“器”、“技”進而“學”，再進而宇宙觀、價值觀的跋涉。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斷地探賾索隱，叩問科學的真諦究竟是什么，科學的精神是什么。上世紀20－30年代，經過新文化運動提倡的科學與民主洗禮的國人，對科學精神的理解已基本形成共識，認為當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黜偽”的理性態度，即不盲目聽信的“存疑”精神。二是“崇真”、“崇實”，即一切從事實出發的求實精神。此種認識有助于增進國人破除迷信，堅持真理的自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并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命題，更是中華民族對于科學精神的理解與把握，提升到新的境界的集中反映。

　　第十九章 民主精神的追求

　　近代國人對于現代民主的孜孜追，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是中國人初識西方民主、向往西方民主并開始介紹西方民主的階段；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中國人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并以追求資產階級民主為主要目標的階段；從“五四”前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人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新民主主義民主的理想上不斷選擇和探索、并沿著自己的選擇孜孜以求，最后認同人民民主方向的階段。近代中國追求民主的主要社會力量有四支：戊戌維新派及其后的立憲派、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后的早期國民黨人、自由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

　　近代國人設計出的三種民主制度方案，最引人注目，也最能體現中國人的民主精神：1、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制度；2、民盟的“中國型的民主”制度；3、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民主制度。新民主主義理論民主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相結合的產物，是近代中國各種民主思想中最完善、最科學的民主思想。它勾畫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美好民主藍圖，為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指明了方向。伴隨著中國人對民主的孜孜追求，民主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逐漸融會在了一起，民主精神逐漸深入到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層，內化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第五編 新中國：中國的崛起與中華民族精神的新發展。第二十至二十六章。

　　第二十章 新中國的建立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篇章。新中國60年，成就輝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社會繁榮，國家的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中國作為大國正在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變為現實。

　　偉大的事業呼喚偉大的精神。黨的十六大政治報明確提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并進一步指出：“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我們不僅正迎來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而且正迎來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嶄新時代。

　　第二十一章 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匯聚

　　英雄人物是時代的符號，時代精神的方向標。他們的模范事跡體現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與時代精神的高度統一。用英雄人物（包括傳說中的英雄）的模范事跡鼓舞人、激勵人、引導人，是我黨的優良傳統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符合唯物辯證法：精神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寫了《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名文，并為革命烈士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新中國成立后，更有詩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就是這方面的典范。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黨更將培育與宣傳英雄模范人物的工作提高到了全新的階段。新中國是需要英雄并產了眾多英雄的偉大時代。從雷鋒、焦裕祿到錢學森，從抗洪救災到汶川地震救援，燦若群星的英雄模范人物，構成了我們時代的脊梁。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精神，即社會主義精神，不僅轉化成了國家建設巨大的物質力量，而且也深入人心，內化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只需看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雷鋒精神”，如何化成了中國人民的共識，并在心中永遠充滿著期盼，便不難理解這一點。任何時代都不能沒有自己的英雄，那種消解英雄模范與宏大敘事的主張，是荒謬的。當下中國正進入了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繼往開來，我們不能忘了培育與宣傳英雄模范人物的極端重要性。

　　第二十二章　接受科學精神的再洗禮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民族獨立，也為科學的發展創造了和平穩定的環境。但是，怎樣發展科技、如何科學地組織科學研究、如何以科學精神觀照科學研究，應當給予科學什么樣的地位，對中華民族來說，雖然歷經百年的追求，仍然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1956年初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發出了 “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隨后中央又制定了推動國家科技發展的宏偉規劃，并迅速成立科研機構，調集精兵強將，組織具體落實。規劃在1962年就基本上實現了，總共提前了5年時間。我國原子彈、氫彈研制成功，從此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核訛詐。從思想解放的角度看，1956年這次會議，既是“向科學進軍”動員會，同時又是宣傳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和倡導思想解放的重要會議。“這次思想解放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的先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貫徹百家爭鳴的科學政策，創造新的科學氣氛的努力，是1956年的繼續和發展”。但因未能解決深層次的認識問題，1957年便發生了“反右斗爭”；1962年廣州會議，周恩來重提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但好景依然不長，對知識分子“左”的偏見，隨后又愈演愈烈，終至于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發展科學與正確對待知識分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實質是堅持科學精神。1978年初，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撥亂反正。鄧小平強提出兩大主張，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科學精神得以重新確立；（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得以大發展。尤其是他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見解，有力地促進了全民日漸形成尊重科學、重視教育的風氣。科學精神的核心--實事求是作為思想路線載入中共黨章，黜偽崇真的時代話語--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成為全民族的共識。從此，中國民族大步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