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政學說的形成,在于為天下秩序確立了一以貫之的法則,即無論皇權還是平民,必須要服從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則,按照群體共處的基本法則確定政治行為、確立行政措施、約束個人行為。為了明確“道”與“義”的至上性,諸子提出“圣人配天”與“君子制義”的主張,從而將“道”的理解、“義”的闡釋掌握在士大夫群體手中,作為對君權、皇權進行干預的手段。從天下秩序來看,朝野關系是政權穩定、社會有序的基石。如果社會精英能夠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進入朝廷體制,且朝野能夠形成有效的對話與協調機制,天下秩序便能長時期地保持穩定。西漢所確立的“共定天下”之論,明確了君主、皇室與士大夫的合作關系,從而吸引了士大夫對朝廷的認同,維持了兩漢四百多年的政權穩定。
從國家建構的角度觀察,就會發現“文學”在周秦時是被作為一項技能,在秦漢成為一個職務,逐漸被納入到官吏體制中進行管理。而對“文學”的培養,體現了行政系統對文書撰制中經學內涵、義理表達、文辭技巧的重視;對“文學”的選拔,則表明國家尋求到了士人通過學習進入體制的通道,這不僅吸引了士人對文學的學習,而且成為士人入仕的常規途徑。其端在治,其用在學。從漢武帝開始到東漢末,“文學”作為官吏選拔的常科,為漢代經學傳承和漢代文學創作培養了大批人才。至漢魏之際,各郡縣普遍設立文學職務,群相切磋,宴飲唱和,為魏晉文學的繁榮做了人才上的儲備。
秦漢文學建構了中國文學的想象空間
秦漢文學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士人知識視域的拓展,于文學影響最大的,便是想象世界的形成。作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學想象是建構文學空間的內在張力,兩漢在對神話系統的繼承中,形成了歷時性的時間維度;在對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維的空間維度。因為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構,在被拓展了的時間和空間中,文學的時空既有虛構性,又有真實性,呈現出相對自由而自足的想象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讖緯學說作為思想方式,參與了文學空間的整體建構,并以信仰形態、歷史意識和文化觀念充實著文學的時空,促成了中國文學想象形態的基本框架。
從歷史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學的發展,既非康莊大道,又非一以貫之,是由諸多外在客觀條件合力而成,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原本就已經設計好,而是不得不如此。兩漢是中國文人格調、文化情趣、審美意識、文學認知、文體形態的形成期,文學正是在外力的綜合作用下,被雕塑、被熔鑄成如此。在這其中,國家的建構理念、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制度的運行模式,成為熔鑄文學形式的模范、雕塑文學形態的刻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