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積極探索哲學社會科學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的規律
《中國社會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要更好地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就必須在科學研究和服務決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趙勝軒:哲學社會科學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必須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優勢,調動廣大專家學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更多優秀科研成果及時轉化為決策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趙勝軒: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就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關系。
第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的關系。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一方面,基礎理論研究為應用對策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和深厚學理積淀,是應用對策研究的依托和基礎,是發揮好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的根本前提。如果沒有深厚的基礎理論研究作支撐,應用對策研究就缺乏后勁,終將難以為繼。只有夯實基礎理論研究的基石,應用對策研究才具有科學性、前瞻性和戰略性。另一方面,應用對策研究為基礎理論研究提供鮮活素材、現實內容和實踐動力,是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的直接體現;A理論研究也只有不斷面向時代發展和現實生活,不斷與社會實踐相聯系,才能具有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內涵、更強烈的時代感,才能與時俱進、創新理論,才能真正服務社會和造福人民。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應用對策研究,都是哲學社會科學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所不可缺少的。要堅決克服和糾正那種認為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只是應用對策研究的事情、與基礎理論研究無關的認識,那種認為強調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就會削弱基礎理論研究的認識。堅持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并重的原則,以基礎理論研究促進應用對策研究,以應用對策研究帶動基礎理論研究。
第二,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學術興趣和社會責任的關系。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是個人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實現個人價值和履行社會責任的統一。研究者的個人學術興趣與學術追求、主動性與創造性非常重要。因此,研究者的個人學術興趣不僅應該受到尊重,而且應該受到保護。但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不是在書齋中談經論道,不是自娛自樂,不是僅僅為了滿足個人的愛好和興趣,而是要服務于黨和人民的事業,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于國家和民族振興。研究者個人的學術興趣、學術追求,只有同國家民族命運和人民福祉緊密聯系在一起,才有意義和價值,研究者個人也才能成為一個對黨、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哲學社會科學是安邦治國、濟世安民之學,中國知識分子也有經世致用、“治國平天下”的優良傳統。作為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更應積極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把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學術研究同黨和人民事業、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起來,大力弘揚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偉抱負,切實承擔起自己應當肩負的社會責任。
第三,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專門研究和綜合研究的關系。分門別類地對問題進行專門研究,才會把問題研究得更深入一些、更透徹一些,因此專門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現實中的問題,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還是思想觀念上的問題,都處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可以說每一個問題都是“多元函數”。僅憑某個方面的專門知識,很難對一些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要解決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各個方面和各種因素,需要綜合施策。只有在對各個學科領域和專門問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加強跨學科綜合研究,增強研究的總體性、全面性,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案,為推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解決真正發揮作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要把自己等同于學術個體戶,而要自覺打破門戶之見,防止研究碎片化,大力弘揚團結協作精神,善于依靠集體的力量不斷把研究引向深入?蒲袉挝粍t要加強科研組織形式創新,一方面鼓勵學者開展專門性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科研力量整合,圍繞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跨學科組織科研力量,進行聯合攻關,為黨和政府決策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第四,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提供具體對策建議與提供思想、理論、觀點的關系。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當好思想庫智囊團,既包括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建議、能夠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的對策研究成果,也包括具有創新性和啟發性的思想、理論、觀點。正確的對策建議固然有利于促進問題的解決、推動社會發展,正確的思想、理論、觀點也有利于促進問題的解決、推動社會發展,而且往往會發生更加持久、更加強大的作用。具體對策建議和思想、理論、觀點,對于科學決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從事各領域各專業各方向研究的專家學者,都能為黨和政府決策貢獻智慧和力量。思想庫智囊團不應等同于“點子公司”,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不應等同于 “點子大王”。這就要求我們既要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現實問題、熱點難點焦點問題開展深入研究,及時提出對策建議,也要針對重大思想理論問題開展深入研究,及時提出新思想、新理論、新觀點,真正成為服務黨和政府決策的思想庫智囊團。
第五,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學術著作和決策參考材料的關系。撰寫學術著作是研究工作者都比較熟悉的工作,但撰寫決策參考材料就并不是每一個研究工作者都那么順手了。其實,學術著作,只要是有思想內容的,有獨到觀點和見解的,就是有價值的,其中一些思想精華也是黨和政府決策所需要的。但學術著作的思想觀點要進入決策領域,需要從學術著作中抽取出來,轉化為簡明扼要的決策參考材料,否則就難以對決策起到參考作用。這就要求廣大專家學者既會撰寫學術著作,又會撰寫決策參考材料,還會把大部頭的學術著作濃縮提煉為簡明扼要的決策參考材料;既能以專業術語和鴻篇巨制的形式論述問題,又能以直白的大眾語言和短小精悍的形式把問題說清楚;既能成為著作頗豐、享有盛名的專家學者,又能成為可以隨時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的思想者和咨詢者。因而,專家學者們要能夠熟練地在學術語言與大眾語言、專業術語與日常用語、學術著作與參考材料之間進行轉換,善于用干部群眾通曉易懂的語言、用“大白話”把深奧的道理講明白,深入淺出地擺問題、提對策,善于當好“兩面手”和“多面手”。(記者 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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