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學派的主要理論代表

1936年10月，孫道ｓｈēｎｇ＠②在《現代中國哲學界的解剖》一文中把以張申府（崧年）、張季同（岱年）兄弟為代表的一派哲學稱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認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論中，可謂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展的”（注：《北平晨報》1936年10月7日。）。后來有的論者把這一派哲學又稱為“解析的辯證唯物論”或“分析的辯證唯物論”。

在孫道ｓｈēｎｇ＠②的文章發表之前，張岱年已在報刊上先后發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論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哲學》、《關于新唯物論》、《邏輯解析》、《生活理想之四原則》等文章，明確地提出了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兼綜解析法與理想主義的新哲學綱領。比他年長16歲的張申府先生，早就是一個成名的哲學家，他不但在中國以介紹羅素哲學而著稱，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建者之一，從20年代起就積極宣傳唯物辯證法的價值，“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和“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說就是他提出來的哲學新論。張岱年后來走上同一條學術道路，實深受其兄之影響。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還在北師大讀書時，就在張申府的引導下閱讀了羅素(B.Russell)、穆爾(C.E.Moore)、懷特海(A.N.Whitehead)、博若德(C.D. Broad)等人的著作，十分贊賞其邏輯分析方法，但不能認同他們的實證主義哲學觀點。也是受張申府的影響，同一時期他還認真閱讀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著作，并通過與現代西方哲學諸流派的理性比較，確信辯證唯物論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張氏兄弟的這種思想上的一致性，使他們共同成為了孫道ｓｈēｎｇ＠②所謂“解析法的新唯物論”一派的代表。“新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是他們所信持的基本哲學立場（注：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局，1936年）中也把張申府看做是30年代辯證唯物論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解析法”即邏輯分析方法是他們所倚重的一種哲學方法，一種可以與辯證法相資互補的方法。張申府實為這派哲學的開創者，張岱年的進一步闡揚發揮與嫻熟運用則使他成為了這派哲學的主要理論代表。

“解析的辯證唯物論”這個概念就是張申府先生本人提出來的。他在《現代哲學的主潮》一文中說：“現代世界哲學的主要潮流有二：一為解析，詳說邏輯解析。二為唯物，詳說辯證唯物。……最近世界哲學界里兩個最有生氣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兩益。而且合一，乃合辯證之理。在理想上，將來世界哲學實應是一種解析的辯證唯物論。”（注：張申府：《現代哲學的主潮》，《清華周刊》第42卷第8期，1934年12月17日，見《張申府學術論文集》（齊魯書社，1985年）第66-67頁。）他認為邏輯解析與辯證唯物“兩勢會歸”，即把二者結合起來，不但可以解決哲學上“辨而活”與“活而通”的問題，而且具有改造人類的思想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重要的實踐意義，因而這種方興的哲學必有廣闊的發展前途。

張岱年早年的哲學思想與其兄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他的新綜合哲學中，也十分強調邏輯解析與唯物辯證法的結合與統一。他認為新唯物論作為一種世界觀，確實是最正確的，是最接近于真理、最符合于生活實踐的哲學；但作為一種哲學理論體系，它也有形式未免粗疏、論證不夠精詳，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問題。“新唯物論中許多根本觀念，并未有確切之界說，許多重要命辭，亦未有明晰的解釋；在今日，唯物論已差不多成了一個很曖昧的名詞，而對理（辯證法）幾乎成了一個很神秘的術語，這實是需要用解析法來厘清的。”“將解析法應用于唯物論，則必將唯物論之根本觀念與根本命辭，條分縷析，以顯出其確切的意謂。更須將對理（辯證法）之根本觀念與根本命辭加以同樣的厘清。”（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69-270頁。）這就是說，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解析派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乃是發展新唯物論之所必須。同時他也指出，邏輯解析并不能解決哲學的一切問題，對于那些本身就包含著矛盾的概念、命題和理論，一般解析法與形式邏輯便不能奏效了，只有借助于辯證分析方法才能揭示其內在的對立統一關系。哲學于“正名析辭”的解析工夫之外，還要善于運用辯證綜合、會通、慧觀等方法，才能把握對象之全。在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作為“綜合之方”和“解蔽之術”的辯證法。“唯應用辯證法，然后能連一切‘見’，去一切‘蔽’；乃不至于以偏賅全，乃不至于顧此失彼。”（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32頁。）“惟用對理（辯證法）萬能看出強敵之必終于衰弱，被壓迫民族必終于盛強，看出危可以救，安可以亡，看出禍福相倚，否泰相易。……善用對理，乃能死以求生，死中得生。”（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41頁。）與其兄一樣，張岱年也十分重視這種哲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意義。

張氏兄弟所倡導的“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哲學，也產生了它的理論代表作，這就是張岱年先生在抗戰前夕完成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和他在40年代所寫的“天人五論”。前者是他將辯證唯物論觀點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力作，該書對渾融一體、原無區分的中國哲學問題之厘別，部門之劃分，對本無形式上的條理系統的中國哲學理論體系的梳理，對一家一誼、歧義叢生的中國傳統哲學概念范疇的確切意謂之解析與界定，可謂成功地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之典范，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論著中恐怕無有其匹。例如，關于中國哲學中的“兩一”觀念，它將其主要內涵分為五項：（一）對待之必然性與普遍性，即凡物皆無獨有偶，一切莫非兩極。（二）對待之合一關系，又可析為對待之相倚、對待之交參、對待之互轉、對待之相齊、對待之同屬等不同類型。（三）對待之綜合，即對待綜合為一以成為更圓滿的事物，甲與非甲相融合而達到一個新形態。（四）對待之相推，即以對待合一解說變化，以對待之相互作用為變化之所以（根據）。（五）對待與合一之關系，即論“兩”與“一”的關系。（注：參見《張岱年全集》第2卷第140-141頁。）經過這樣細致的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關于對立統一思想的精義就大端呈現出來了，它確實如張先生所說的，與西方哲學的辯證法思想“極相類似”而又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特點。

“天人五論”進一步展開并深化了“解析的辯證唯物論”的理論內容，也進一步闡明了它的方法論特征，如《哲學思維論》對解析法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所做的詳細說明。運用邏輯分析方法論證辯證唯物論基本原理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于外界實在的證明。承認有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世界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這個關于外界實在的平凡而簡單的真理，舊唯物論者認為是不證自明的，所以張先生稱它為“獨斷的實在論”。30年代的新唯物論者多采取實踐證明即列舉自然界和社會領域的大量實例來證明的辦法。張先生則認為，一個命題如果是正確的，就一定可以從理論上加以證明。他除了早年在《論外界實在》一文中做了初步嘗試之外，又在《知實論》一書中通過感覺的分析，提出了“知識起于有疑而至于不可疑然后止”，“知識中之不可疑者謂之原給”，“原給之中實已固有形色、音聲等感相的區別”，“感相顯現之所待在能知之外者謂之外在所待，感相之外在所待即外在事物”，“由不可疑之感相存在即可推知外在事物的存在，感相可謂外在事物之映象”等一系列概念、命題和論證步驟，多角度、多層次地證明了“離識有境”即客觀世界的實在。這在唯物論發展史上可謂是一項獨具匠心、沒有先例的創舉，同時也有力地批駁了否定外界實在的種種主觀唯心主義謬論，以及認為外界實在是“無意義”的問題的實證主義觀點。

30年代中期，孫道ｓｈēｎｇ＠②在還沒有讀到《中國哲學大綱》一書，更不可能預知有“天人五論”之作的情況下，就認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是“最可注意的、最有發展（前途）的”一派哲學。今天從總結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歷程和經驗教訓的角度來看，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可惜由于抗日戰爭爆發打斷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正常進程，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和“天人五論”又都晚出，“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在30年代以后便銷聲匿跡了，未能產生其應有的歷史作用和影響。直到80年代以后，不僅張岱年先生的兩種著作得以出版問世，張申府先生的《所思》、《思與文》、《張申府學術論文集》等著作也先后出版了，當人們能夠對這個學派的思想有較全面真切的了解之時，它卻已經成了歷史的回憶。盡管如此，張氏兄弟著作的出版，對于總結歷史經驗和研究20世紀中國哲學史來說總是一件好事，一件幸運之事。我們今天來研究“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學派的哲學，決非僅有思想史的價值，它對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這主要包括：一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做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善于吸收其他學派有價值的思想學說來發展、完善其思想內容，就像張氏兄弟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西方實證派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那樣；二是中國哲學有重人生體驗、重整體直觀而不重分析論證的思維傳統，要改造傳統思維方式以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學習借鑒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實具有重要意義，“解析的辯證唯物論”正是提供了一條比較適合于中國國情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道路。因此，我們不能把它僅僅看做是曇花一現的歷史陳跡，甚至不能排除這一派哲學在新世紀還有轉生和繼續發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