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展現多維視野中的馬克思

作者：楊耕，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本文系作者主編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文庫》總序的一部分，編者進行了適當刪改

歷史常常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即一個偉大的哲學家的某個理論以至整個學說往往在其身后，在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歷史運動之后，才充分顯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內在價值，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促使人們“重讀”。馬克思哲學的歷史命運也是如此。20世紀的歷史運動以及當代哲學的發展困境，使馬克思哲學的本真精神、內在價值和當代意義凸顯出來了，當代哲學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轉向馬克思，重讀馬克思。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每當世界發生重大歷史事件，產生重大社會問題時，人們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重讀馬克思。從一定意義上說，在倫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馬克思，比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埋頭著述的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不去閱讀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錯誤，一個理論的、哲學的和政治的責任方面的錯誤。”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文庫》（以下簡稱“文庫”），就是當代中國學者重讀馬克思的理論成果。

一

從“文庫”的作者來看，這是一個特殊的學術群體。其中，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經歷了共和國的風風雨雨，爾后在70年代末那個“解凍”的年代走進大學校園，其學術生涯幾乎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正是這段特殊的經歷，使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深刻的體認。另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成長于改革開放時期。正是改革開放，使這一部分作者的學術生涯一開始就“睜眼看世界”，形成了寬廣的理論視野，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獨特的體認。在我們看來，“文庫”的這些著作既無壓倒千古大師的虛驕之氣，也無自我否定的卑賤之心，相反，這些著作是作者們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結果，是他們哲學研究的心靈寫照和誠實記錄，其理論深度和思想容量令人贊嘆。

從“文庫”的內容來看，這些著作分別涉及本體論、辯證法、歷史觀、實踐論、認識論、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以及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西方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而展現了多維視野中的馬克思。這些著作或者對已經成為“常識”的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觀點闡發出新內容，從而賦予其深刻的當代含義；或者深入挖掘本來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觀點，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被現行的哲學教科書涉及或重視的那些基本觀點，從而進一步“發現”馬克思；或者深入分析、系統論證馬克思有所論述，但又未充分展開、詳盡論證，同時又深度契合著當代世界重大問題的觀點，使其上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從而“發展”馬克思。

二

我們斷然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哲學產生于“維多利亞時代”，距今170多年，因而已經“過時”。這是“傲慢與偏見”，而且是無端的“傲慢與偏見”。我們不能依據某種學說創立的時間來判斷它是不是過時，是不是真理。實際上，“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時髦的謬論，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創立的時間盡管很久遠了，但今天的造船業無論技術多么發達，也不能違背這一定理。如違背這一定理，造出的船無論多么“現代”化，多么“人性”化，也無法航行；如航行，也必沉無疑。真理只能發展，不可能被推翻；而科學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為它發現和把握了某種規律。馬克思的哲學是意識形態和科學理論的高度統一。正是由于發現并深刻地把握了人與世界的總體關系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正是由于所關注并力圖解答的問題深度契合著當代世界的重大問題，所以，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的哲學又超越了19世紀這個特定的時代，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

我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馬克思哲學研究越來越趨于“冷寂”以至衰落。這種觀點看到了某種合理的事實，但又把這種合理的事實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實際上，市場經濟與馬克思哲學的關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沒有市場經濟也就沒有馬克思的哲學，馬克思哲學本身就是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產生的。無論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歷史性的肯定，還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局限性的批判，馬克思哲學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不斷深化和拓展，我們真正理解了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配置的現代形式，而且是人的生存的現代方式，從而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的“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鄧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并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不斷深化和拓展，一個“鮮活”的馬克思正在向我們走來，馬克思哲學不是離我們越來越遠了，而是越來越近了。在我們看來，目前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衰落，相反，它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成熟。

當然，馬克思的哲學沒有也不可能包含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現成答案。自詡為包含一切問題答案的學說，只能是神學，而不可能是科學或哲學。馬克思的哲學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解決歷史難題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見解”，但沒有也不可能提供“全能的解釋”，“我們求助于馬克思，不是因為他毫無錯誤之處，而是因為我們無法回避他。每個想從事馬克思所開創的研究的人都會發現，馬克思永遠在他的前面”。美國學者海爾布隆納的這一觀點正確而深刻。我們應當明白，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馬克思哲學是科學，而不是啟示錄，是方法，而不是教義。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我們只能按照馬克思哲學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三

我們并不認為“文庫”的這些著作完全恢復了馬克思哲學的“本來面目”，這些解釋完全符合馬克思哲學的文本，因為我們深知解釋學的合理性，深知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哲學修養以及價值觀念，即“理解的前結構”的制約。中國有句古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表面上說的是“無人”，實際上是“有人”，至少春潮、急雨、野渡、孤舟的畫面體現了人對物、主體對客體的感受。因此，“文庫”的這些著作既反映了作者對馬克思哲學文本的忠實，又體現出作者研究馬克思哲學的不同視域和不同方法，并凝聚著作者的特定感受和思維個性。你也許不同意其中的觀點，但你一定會敬佩作者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中所進行的認真而深入的探索；你也許不欣賞這幅畫面，但它的五彩斑斕一定會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探索的激情。

當然，我們注意到，人們對馬克思哲學的認識并非一致，而且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和爭論。從歷史上看，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逝世之后，對他的學說產生分歧和爭論，并不罕見。但是，像馬克思哲學這樣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如此持久的研究，產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卻是罕見的。而且，馬克思離我們的時代越遠，對他的認識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遠去，越遠越難以辨認一樣。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由此認為，“正如大多數復雜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并沒有得到人們統一的認識。我們根據他在不同發展階段寫出的書籍、小冊子、論文和書信對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樣的說明，取決于我們自己的觀點，因此，這些說明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馬克思’”。

米爾斯所描述的問題是真實的，但他對問題的回答卻是錯誤的，即不存在一個客觀意義上的、真正的馬克思，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馬克思。有人據此把馬克思與哈姆雷特進行類比，認為猶如一千個觀眾的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馬克思，不存在一個“本來如此”的馬克思主義。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似是而非、“不靠譜”的類比和說法。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塑造的藝術形象，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理論；藝術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而科學理論揭示的是客觀規律，這種認識正確與否要靠實踐檢驗，而不是依賴認識主體的解讀。實際上，即使是藝術形象，也不能過度解讀。合理的解讀總是有“底線”的。例如，同一首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國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詮釋的是悲傷、悲涼、悲戚，美國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把它詮釋的是悲憤、悲壯、悲愴，但無論是悲傷、悲涼、悲戚，還是悲憤、悲壯、悲愴，都具有“悲”的內涵，而沒有“喜”的意蘊。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對馬克思哲學認識的分歧，是由認識者生活的歷史環境和“理解的前結構”決定的。特定的歷史環境和“理解的前結構”支配著認識者理解的維度、深度和廣度，即使是最沒“定見”的認識者也不可能“毫無偏見”。人的認識永遠是具體的、歷史的，它不可能超出認識者的歷史環境，必然受到認識者“理解的前結構”的制約。但是，我們又能夠站在當代實踐、科學和哲學本身發展的基礎上，通過自我批判與反思，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的考察，通過對馬克思哲學文本的分析，使作為認識者的我們的視域和作為被認識者的馬克思的視域融合起來，從而不斷走向馬克思，走進馬克思哲學的深處，對馬克思的哲學作出“客觀的理解”，即展現“真正的馬克思”，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哲學的本真精神、本質特征和理論體系。這正是“文庫”所追求的理論目標和理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