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鵬飛：科學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三種范式

作者：谷鵬飛，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中的人民主體性闡釋研究”首席專家、2024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建構中國自主的文學闡釋學知識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找到中西方文學闡釋學的共性因子，以此為基點，建構既有中國民族性又融合世界普遍性的文學闡釋學范式。歷史地看，中西方文學闡釋學發展中存在一種共通的科學主義闡釋范式，其將理解的真實性等同于意義的客觀性，試圖通過對文學諸要素相互關系的闡釋來達到對文本意義的客觀性理解。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

圖文互釋范式

圖文互釋是一種將圖像與文字互相參證、互相生發，最后得出可靠結論的意義理解范式。我國古人即有研機析理的普遍性學術習慣。中國圖像史書《通志·圖譜略》記載：“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這種窮文究理的習慣，從理論史主流敘事與圖像史邊緣記錄的雙重視角來擷取各類文獻、文檔、圖片、影音中留存的歷史真相，通過對其考釋編目，去偽存真，達到意圖的重建與真理的體驗。書籍史的發展顯示，上古史書，“左圖右史”，表明圖文互證在歷史書寫中的重要性。“圖畫天地，品類群生”“寫載其狀”“曲得其情”，圖與文互釋互證，蘊含歷史書寫對客觀主義的真理性訴求。

就意義客觀性而言，對文本的究文析理原本歸于語言表意專長。但就理解而言，圖像通過直觀表象發揮“心存目想”的功能，實可增添語義重量。即圖像以可觀形式挽結可想語言而締造意義，起到“技由心付，暗以目成”的理解效果。因而區別于史書的“以文運事”與小說的“因文生事”，文本闡釋乃“明文證理”“格物究理”，通過夾插圖符，實現托圖摭理、借圖解義的客觀闡釋目的。畢竟，只有摭理才解文本之義，達萬物之理；只有解義才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圖與文互釋互證，其意義不可謂不大。

從意義客觀性探究的方法角度看，圖文互釋互證的闡釋范式易于繪制一幅反映人類心靈與情感的歷史地圖，展現人類古籍文本的形象歷程，為構建當代科學主義的文學闡釋體系提供史料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比對文字文獻與圖像文獻，摘取文字與圖像互釋互證的典范，以此作為當代文學文本闡釋的可靠史料，以圖出史，由史帶圖，圖文互釋，意義互詮，厘清主流文學闡釋史外的亞文學闡釋史，探索文學文本的理論史、圖像史、闡釋史融會貫通的方法路徑，達到“并辨藻繪，核其攸同”的目的，成為當代文學闡釋學走向科學主義闡釋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意義客觀性探究的價值角度看，圖文互釋互證的闡釋范式便于運用文化記憶理論與身份認同方法，在有形的圖像史譜系編排與無形的觀念史演繹基礎上，根據“有圖有文獻”的史料求真原則，進行圖像史與觀念史的互證，還原中外文學闡釋學現場，厘清全球古典文學闡釋學向當代文學闡釋學的內在轉嬗機制，輯撰出盡可能接近歷史原貌的全球文學闡釋學史。

從意義客觀性探究的目標角度看，圖文互釋互證的闡釋范式或可重繪中外文學闡釋學地圖，廓清各種理論思潮與意識形態迷障，探尋全球文學闡釋學原貌，在圖像與文字之間建立令人信服的聯系，重建文學闡釋的歷史情境，揭示世界文學觀念中所反映的人類精神與心靈變遷歷程，在古與今、中與西的復雜語境中為重構全球文學闡釋學體系提供物質史與觀念史的文獻支撐。

結構主義闡釋范式

結構主義闡釋范式是通過文學文本諸要素的結構性闡釋而達到對文本意義真實性理解的闡釋學范式。從文本意義建構的路徑來看，它探究的是時代社會大文本與文學藝術小文本如何形成一種真實的反映與被反映的結構關系問題。

就結構主義闡釋范式的本質來看，結構主義闡釋試圖從文學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動態呼應關系入手來解讀文學文本的真實意義。什么樣的真實才是文學的真實？什么樣的意義才是文學的意義？結構主義闡釋范式指明，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才是文本表現的真實。對文學闡釋學而言，它意味著文學文本必須穿透時代現實的淺表而反映深層的時代精神，文學闡釋必須剝離時代現實的表象而揭示文本所反映的時代精神與歷史意識，才能形成一種科學主義的客觀性闡釋。在結構主義闡釋范式的角度，文學文本的真實意義存在于文學文本的整體性結構中，我們通過探究文學要素之間的結構性關聯及其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具體發生與表現方式，便可知曉文學文本的客觀意義。

就結構主義闡釋范式的路徑來看，為了確定文本的客觀意義，首先需要弄清文本背后的社會結構。人類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對于現實的人的生存，其意義自不待言。對于文本意義的客觀理解而言，文本背后的社會結構，即一種“可能被稱為構成了某個社會集團的經驗意識和由作家創造出的想象世界的范疇”的精神結構，其意義同樣重要，因為這種結構作為一種觀念類型，是“一群相當數量的、存在于同樣環境下的個人的聯合行動的結果，也就是說構成有特殊地位的社會集團的、長時間地集中地經歷了共同問題的、并力圖為此尋找一個有意指的解決方法的一群個人的行動的結果”。這樣，為了確定文本的客觀意義，就必須找到文本背后的社會結構。好的作品，其文本結構能夠呼應某一時期特定的社會結構；好的意義理解，是揭示文本結構與社會結構呼應關系的理解，特別是那種準確揭示文本背后社會結構的理解。

就結構主義闡釋范式的目標來看，在現實的文本理解活動中，作者的意圖常常與作品的意義相抵牾，因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結構主義闡釋范式一方面通過擴展文本社會結構的方式，即通過對作品所產生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等客觀現實社會結構的補充性考察，賦予文本背后的社會結構更豐富的內涵，以此為文本意義的客觀性增加砝碼。另一方面，通過對作家的創作心理、創作精神的分析以及對作家的傳記研究，力圖達到對文本意義的客觀理解。畢竟，“作品就是創作它的某個人的思想或是直覺的直接表現形式”，我們通過對作家的研究，可以確定作品所要表達的客觀意義。

數字人文闡釋范式

數字人文闡釋作為晚近出現的科學主義闡釋范式，是因應闡釋文本本身的數字化變革而誕生的新型闡釋學范式。從狹義上講，這種范式是指從人文精神的角度研究數字技術，并冀望從遵循理性工具法則的數字技術中尋求催生具有價值理性與自由創造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方法。從廣義上講，是指人類進入數字時代的一種生存形態，它以“人類—機器”交互共生、“虛擬—現實”融合跨越、“物質—智能”感通滲透為本質存在特征。數字人文闡釋的廣狹義概念，實際上構成了數字時代物質智能與人類精神在本體與方法兩個方面的互文性存在，二者共同指向數字時代“人—機”“技術—藝術”“物質—思維”的協同共在與價值允諾。

就數字人文闡釋的本質來說，作為一種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價值允諾與方法形態，數字人文是一種“人—機”自我解釋、自我創造、自我生成的客觀性闡釋。正是基于“人—機”共在的“0-1”元語言組合與解釋者交感經驗的累積升華，人才能在一種“虛擬—現實”的生存論上，發現并創造新的自我；數字世界才能在“人—機”共在的解釋創造中，成為新的意義世界。因而數字媒介0與1元素的邏輯組合并非單純的“技”與“道”關系的現代操演。當機器深度思維與人類思維競技，“技”與“道”的古老“工具—本體”關系便轉變為“工具=本體”關系，且中間無需無限性邏輯轉化環節。與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試圖以元語言取代語言的本體性地位而消解語音中心與意義中心的反人文主義解釋路徑類似，數字人文的技術路徑的邏輯在于通過去除語言與語音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與工具本體地位，消除附著于特定語言之上的特定書寫與發音樣式，抹除由于主體認同特定書寫與發音樣式而帶來的語言優劣及其衍生文學形態身份的不等，最終實現數字通約文字、技術回返人文的目的。

就數字人文闡釋的方法來說，其本質是對數字文學文本的情境主義還原解釋。這種還原解釋要求我們將數字流傳物及其文本衍生問題還原至其生發的原初語境，通過與現時代的文學比勘對照，凸顯其真正的人文意義。比照的目的當然不只是獲得文學問題深邃的解釋學意義，更是為激活曾經孕育并催生文學問題的歷史情境。在此情境中，今天我們作如是理解的文學問題，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存在并照亮文學史的天空。對于“人—機”共創的數字文學文本而言，數字人文闡釋要求我們進行“人—機”語言與符碼意義的互文解釋，后者作為人與智能程序協同創作的形式化符號語言系統，經由數字文學的“創作—閱讀—批評”實踐形成文本的符碼意義增殖。這種增殖不僅關聯解釋對象的符碼意義，而且更為深刻地指向人性本質，因為人性的結構決定了解釋的結構，解釋意義的增殖引發了人性結構的延伸。人性的結構、數字智能的程序規則與解釋對象的形式結構一同構成了解釋學的“前見”。這種前見作為本體與方法，在數字文學闡釋中貫穿始終，其最終效果取決于“人—機”對話的密切度及其創造性解釋內涵。數字程序的原型敘事結構能夠與解釋學的效果歷史辯證結構協同互動，促使基于數字語言邏輯分析的數字文學批評不背離其人文內涵；而數字文學的意義，仍會在解釋還原中生成。

就數字人文闡釋的價值來看，數字人文闡釋不是科學主義的還原主義，也不是人文主義的結構主義，其本質是超越“物質—思維”“無機—有機”“記號—意義”二元對立的建構主義與生成主義闡釋。這種闡釋將人文解釋學的多元視角、混雜生成語境、個體性思維與審美化創造融入數字技術中，實現數字文學的人文意義創造。在具體的闡釋過程中，數字人文闡釋的元語言并非客觀信息或信息描述，而是特定時空內的物質性建構。數字的物質性不是造物的實存特性，而是人與造物相互作用的存有特性，可感性、實踐性、生成性是其典型特征。作為數字存在的事實前提，數字的物質性簡要反映一種意義制造過程與知識生產特質，后者強調技術的實踐生成性而非技術化的藝術產品。數字的這一過程特性，要求數字人文研究認可數字信息所擁有的不可觸摸卻可感可知的非虛擬存在本質。數字的物質性因而不是先驗自然的，而是社會建構的，其現象學存在離不開媒介信息的符號學闡釋：機器超越自然存在話語攫取人類語言特權，印證“語言言說”而非“人說語言”的存在主義判斷。作家的任務在于破除現實加封于語言的層層障礙，讓語言承載的各種信息通過數字媒介而自然釋放。當作家拋棄二元對立思維，靜默沉潛于“人—機”共筑的文學世界，數字文學的物質性或將豁然顯現，數字文學的文學性也可能不期而至。

總之，科學主義文學闡釋學的上述三種范式反映了文學闡釋學本身對科學主義世界觀的悅服與對新的普遍性文學話語秩序的認同建構。雖然這三種闡釋學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與傳統人文學科要求存在偏差，但其力圖通過突破自我而適應時代文學發展的技術性策略，對于建構中國自主的文學闡釋學知識體系具有一定的知識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