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姣姣 吳方衛：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

作者：康姣姣 吳方衛，分別系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城鄉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學思踐悟】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主體，是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保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當前，傳統農業加快向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只有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構筑堅實物質基礎，才能更有效推進農業強國建設、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重要手段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包括鄉鎮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依托現代科技與管理理念對傳統集體經濟進行創新與升級的經濟形態，體現為業態的拓展、質態的升級以及實現方式的多元化等。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重要手段，對于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多種農業產品產量居全球首位，但突破糧食供求的緊平衡狀態、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等新目標新要求，需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進一步助力。隨著農業生產力快速躍升，生產方式和組織形式發生變化，出現了新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適配性問題。應充分發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統”的功能，有效整合農村資源，不斷滿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裝備升級的需要，提高生產效率，延長產業鏈條，促進傳統農業轉型升級和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以應對糧食安全、科技進步等方面的新要求，實現農業強的發展目標。

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打造美麗鄉村的必要手段。隨著農村經濟社會形態的深刻變化、城鎮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出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變動與長期分離、農村加速老齡化與社會保障需求增加、利益調整與分配變動等新的變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面臨新的產權明晰與公共服務供給等問題。需要在增強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和活力的基礎上，提高物質保障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有效改善和提高村莊的公共服務水平，強化鄉村精神文化的傳承與供給，促進農村人居環境持續改善，實現農村美的發展目標。

加快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階段，面對城鄉要素資源雙向流動、城鄉收入差距等問題，需要將農民的主觀能動性與集體經濟發展緊密結合，有效推動全體農民共同走上富裕道路。激發新型集體經濟在促進鄉村產業布局優化中的作用，促進多類型產業聯合與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能夠進一步帶動農民增收；通過集體經濟的強大組織力，形成共建共贏的勞動、資本合力，有效降低個體經營風險，提高收入的穩定性，進而實現農民富的發展目標。

進一步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思路和空間

當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仍不充分，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產業體系的融合有待深化、聯系有待加強，需要從完善基層黨建，推動產業升級、產權改革和制度優化等方面，進一步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思路和空間。

完善基層黨建，夯實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組織基礎。堅持黨的領導，是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定盤星”和“指南針”。一是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效能。探索以“黨建+”的形式，把握集體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質量。二是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利用駐村、下沉等幫扶機制，選優配強人才隊伍，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提高黨組織在農村集體經濟中的治理能力和執行力。三是通過黨建凝聚資源，發揮群眾組織與社會引領作用。通過培育、引進與選派的方式，優化集體經濟組織人才隊伍。例如，浙江省啟動“千名鄉村CEO培養計劃”，杭州余杭區招聘農村職業經理人，廣東省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選派職業經理人等，為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凝聚了更多資源。

推動農村產業體系轉型升級，增強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產業基礎。一是深入挖掘和培育特色產業，充分激發“大農業”發展潛力，通過橫向組團、縱向共鏈的方式，培育集體經濟發展新優勢。例如，四川省成都市戰旗村通過集體折股量化等方式，推動“郫縣豆瓣”特色產業發展。二是促進集體經濟組織挖掘村集體資源稟賦優勢，因地制宜推行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發展方式，探索集體經濟新的增值機制。例如，上海浦東新區新豐村，由探索“物業租賃模式”向“租賃—居住—經營”的全產業鏈發展，浙江的“村村聯合”通過橫向抱團合作擴大集體產業。三是利用新興數字技術搭建平臺，加強鄉村與城鎮產業的雙向溝通，加快農業和非農產業數字化轉型，推動鄉村新業態形成。例如，貴州修文縣通過搭建起“智慧農批云平臺”，每日監控超過1600種農產品的價格動態，并提供食品檢測、冷鏈倉儲等一站式服務，服務各類主體超過2萬戶。

加強制度優化與創新，保障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一是深化產權改革，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充分賦權并盤活農村集體資產，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例如，上海市松江區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為農村存量資源的有效利用拓展新的途徑。二是創新集體經濟治理機制，完善集體利益分配體系。加快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融合發展，探索集體經濟社會保障屬性與市場經營屬性的協調共促方式，讓農民真正成為集體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實現強村與富民同頻共振、同向發展。三是在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實施的基礎上，設置合理的監管制度，優化內部監督機制，筑牢外部監督體系，強化集體資產監管，有效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集體經濟收益公平惠及每一位組織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