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己興學 鞠躬盡瘁

作者：李良明，系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華大學創校初期的校訓

《陳時論著選》

1925年，陳時（左三）與張伯苓（左四）等人合影。

學人小傳

陳時（1891—1953），湖北黃陂人。近代著名教育家。1907年留學日本，先后就讀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獲中央大學法學學士。1909年經黃興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學成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后任湖北省軍政府財政司秘書。1912年5月與其父陳宣愷創辦中國第一所私立綜合性大學——中華大學，為學校代理人。1917年任校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著有《陳時論著選》等。

1937年5月18日上午，應中華大學校長陳時邀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到校講演。張伯苓走上講壇，便風趣地說：“我和陳校長相比，自愧不如。辦南開，我只是出了點力；陳校長辦中華，既出力又出錢。我在北方，經常想到華中，就想到中華；想到中華，就想到陳校長。中華大學有惲代英，南開大學有周恩來。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們兩校的光榮。”（《中華周刊》第584期）

陳時初創中華大學那些年，武昌有三所高等院校：武昌高等師范專科學校是國立的，經費由政府撥款；華中大學，是美國基督教差會辦的，經費由差會撥款；唯獨中華大學是私立的，籌款只能靠自己。辦學經費不夠，陳時就靠不斷變賣家產和募捐維持。盡管如此，陳時教育救國初心不變，在中華大學校長任上實際服務40年。

創辦中華大學

陳時1891年3月15日生于湖北黃陂一個開明的仕宦之家，父親陳宣愷在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時中舉人，封員外郎，為湖北蘄州（現蘄春縣）學正。1907年，16歲的陳時東渡日本，先后就讀于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并獲中央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在東京，他結識了黃興、孫中山，并由黃興介紹，于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春，陳時學成回國，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

陳時在日本留學時，就懷抱教育救國的理想。1903年，在日本留學的湖北籍學生創辦了《湖北學生界》雜志，積極宣傳教育救國思想，認為日本的強盛，是明治維新、重視教育的結果：“有教育之國其民強，無教育之國其民愚；有教育之國其民力膨脹能伸國權于海外，無教育之國其民力蓄縮不能與他族相抵抗。然則以強遇弱，以智遇愚，以進取之民族遇柔脆之民族，豈待兵戰而后決其勝負……今日言兵戰，言商戰，而不歸之于學戰，是謂導水不自其本源，必處于不勝之勢。”同時他們又認為：“吾楚為九省總匯之通衢……以交易總額計，長江商埠除上海外，無一能凌駕漢口者。”因此，在他們看來，振興中華，需要培養一批有現代化知識的、能實行新政的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靠教育。國家教育發展了，國民的綜合素質便強，國力也就強盛了。因此，救國之本在教育，而湖北武漢，又是中國培養人才最理想的地方。（《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1期）深受教育救國思想影響的陳時，在辛亥革命失敗后，決心將教育救國的理想付諸實踐。

辛亥革命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十分落后。陳時千方百計勸說父親，“拿出田一百石、家藏書籍三千余部、白銀三千兩、官票五千串作為開辦經費”，在武昌仿效日本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創辦一所私立綜合性大學。1912年5月13日，中華大學正式創立，校址位于武昌府糧道街和曇華林，名義上由父親陳宣愷任校長，實際由陳時主持校務。1917年11月，陳宣愷病逝，陳時任校長。這是中國第一所不依靠洋人和官府，全靠私人力量創辦的現代私立大學，開創了在中國私人創辦大學的先河，比嚴修、張伯苓1919年創辦的南開大學要早7年，史稱“南有中華，北有南開”。

為夢想而辦學

陳時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獻給了中華大學：“我的個人生活，完全為武昌中華大學活動；我的幸福，亦純粹為此校犧牲。我夢想，此校在五十年內，能夠達到牛津、劍橋、哈佛、耶路（魯）、巴黎、日內瓦、慶應各大學規模，并發揮大同思想，來造就許多未來世界先鋒、勇士。”為實現這一夢想，他四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陳時的辦學目標很明確，就是將中華大學辦成世界名校，為國家造就卓越人才，從而實現振興中華的理想。有人曾建議他縮小辦學規模，將中華大學辦成專科學校。他表示：“處20世紀的年代，一切是宜適應時代的需要，何況是次殖民地的中國，若不陶鑄人才來彌縫補缺，挽救危難，國家前途更屬不堪設想。”因此，他堅持非辦大學不可。為保證大學有優質的生源，他還辦起了小學和附屬中學。蔡元培在中華大學二十周年校慶大會祝詞中評價道：“常常聽到陳時先生在武漢辦了一個中華大學，并設有大、中、小三部，像這樣完善的學校，在中國確是罕見。”

陳時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按照現代教育理念辦學，制定了“成德、達才、獨立、進取”的八字校訓。這是中華大學之魂，旨在培養學生具有高尚的道德、獨立的人格和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其校歌寫道：“江漢湯湯，大別蒼蒼。武昌首義放出五千年歷史的光芒。”“與河山俱永，與國族人類以無疆。”陳時要求學生，踏進中華大學校門，必須學唱校歌。尤其是全民族抗戰爆發、中華大學西遷重慶后，陳時更是強調在校內舉行各種集會活動時，首先必須唱校歌，激勵青年學子弘揚辛亥革命精神，誓死保衛每一寸河山，誓與日寇抗戰到底。

陳時深感與歐、美、日等國家相比，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太落后。歐、美、日每日出版物常達百種，而中國平均每月尚無一種。為此，1915年5月，陳時創辦了中華大學學報《光華學報》，其宗旨是“研究學術，發揚國光”。他在《光華學報》發刊詞中說：“智力競爭，愈演愈烈，惟學術實左右之。黃金世界，學術造之也。鐵血精神，學術鼓之也。蠻族之淘汰，學術擠之也。白皙之雄長，學術擁之也。學術研究足以鑄文明，而思想又適以母學術。”因此，“國民思想者，國民精神之所寄也。思想不舒，精神遽萎，國民而求戰勝于生存競爭之場，必先有團結之思想。其思想之強也，則勝而榮。其弱者，則負而辱。”《光華學報》最初由劉樹仁教授主編。1917年2月，陳時不拘一格用人才，聘請尚在讀大三的惲代英任主編。惲代英接任后，對《光華學報》“大加改良”，調整學報內容，突出學術研究，明確指出：“本學報以研究學術為宗旨，故以后編輯方針，注意研究方面，凡讀者懷抱何種特殊之學說，愿與世人商榷，或者對于本學報各論文，有不同之意見，愿與本社商榷者，本社均極表歡迎。”經過惲代英改革后的《光華學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婦女時報》編輯畢幾菴致信惲代英，對學報大加“獎飾”，陳獨秀對惲代英也“頗贊美”，校長陳時更“贊其內容可觀”。（《惲代英全集》第一卷）這是當時湖北高校的首家學報。可以說，陳時是湖北地區大學學報的拓荒者。

除《光華學報》外，中華大學還創辦了《中華周刊》《中華季刊》等。陳時回憶，從中華大學創辦，至1930年，“出版物不下二十種”。這極大提高了中華大學在全國的學術地位。

陳時辦學伊始，就強調要培養良好的學風。他說：“一國有一國之國風，一國即有一國之學風。國風為古今中外言治本者所不可不謹，學風亦古今中外言教化者所日事陶镕。有人類即有教化，有教化乃有治安，人才為國脈所存，學風即母育人才之胚胎。”當今世界，國家與國家之間競爭激烈，“故不得不以國風固其疆，復不得不以學風植其礎”。可見，國風與學風，相互為用，相輔相成。

陳時這里所說的學風，是泛指學校的學習風氣，諸如學生是否注重道德修養，學習是否勤奮刻苦、積極向上。他認為，學校的良好學風是靠學校主體（學校管理者和教授）和客體（學生）兩者共同努力逐漸培養起來的。主體和客體相比，主體尤為重要。因為“客體隨主體變更，主體定而客體自不容移”。所以，做一個稱職的學校管理者或教授，是不容易的。他們要有“感化教育者性格”，這就必須有豐富的專門知識，有實際社會知識，有教育的興味，有與被教育者融洽之感情，有盡瘁于職務的精神，有高尚的道德。果能如此，好的學風“不期而自成矣”。（陳時《說學風》）在抗戰時期，他更是強調說：“大學職責，當然在研究高深學術；且人格、行為的陶養，更不應忽視。大學生在求學和研究中，最易受各教師及導師之影響。故應明白規定，在大學任教者，對輔導學生為人，皆應共同負責。”“教學生做人，而做一個完全的人，必須于德、智、體各方面有平均之發展。”他還認為：“大學教育，為導揚文化之前鋒。”因此，他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要“抱大志”“做大事”，“民族抗戰重任，直接間接將加于雙肩。今后如何運用所學，以擔當抗戰建國、復興民族巨責，將于諸同學今后之奮斗下之”。正是在陳時的不懈努力下，中華大學教授關心學生，視學生如子弟，學生也特別尊敬師長，因此，“學風淳樸，為人所稱道；師生情感，每儕于直諒多聞之列”。

在陳時看來，教育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推動力。他不斷完善學科專業建設，學校設三院，即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文學院有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系、哲學系、教育學系、政治學系、法律學系，附設師范專修科；理學院有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附設農藝學系；商學院有工商管理系、會計學系、經濟學系、銀行學系，附設農業經濟學系。

他特別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尊師重教，唯才是舉，廣聘各方專業人才到校任教與講學。陳時聘請惲代英、黃侃到中華大學任教的故事至今被傳為美談。惲代英1918年從中華大學哲學系畢業。早在1917年7月15日，陳時就放言，待惲代英畢業時就聘請他為中學教務主任（相當于校長）。惲代英原計劃大學畢業后，到上海去“打自己的天下”，無意留母校工作。但陳時求才心切，1918年5月21日，陳時找惲代英談話，再次懇切邀請他畢業后為母校服務，并耐心傾聽惲代英對學校的意見。惲代英終于被陳時的誠心所感動，在5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果有機會可服務母校，當以養成學業一貫之人才為宗旨，將使此校為中國有名之大學，亦即因勢成事之意也。”（《惲代英全集》第二卷）這正切合陳時的心愿。8月2日下午畢業典禮結束后，陳時晚上就舉行儀式，正式將聘書交給惲代英。惲代英就任中學部主任后，對中學部大加改革，嚴格按章辦事，僅用一年時間，就使中華大學中學部校風大變，教學質量一躍成為全市佼佼者，不僅武漢三鎮的家長爭先恐后將子女送來學習，而且廣東、湖南、山西、河南、陜西等省也有很多學生前來報考。中學部學生由100多名一躍達到300多名。

黃侃是著名國學大師，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但他有個壞習慣，作息沒規律，經常通宵達旦，讀書寫作，下午才睡覺，常常不能按時到校上課。陳時根據黃侃的特點，盡量將他的課排在上午，連端茶、擦黑板等細小的瑣事，也都作了細致安排，甚至黃先生乘人力車來校，陳時也囑咐門房要及時搶付車費。部分師生有時難免對黃先生有微詞，陳時卻說：“一定要尊重黃先生，我們要的是他的學問。”

不僅如此，陳時還邀請全國各地著名學者來校講學。據他回憶，到中華大學講學的先后有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李大釗、黃炎培、太虛法師諸先生，“李大釗先生于講演之暇，和我同舟游弋江中，曾對我說：‘武漢形勢，是革命最重要的地方，交通方便，工業發達最容易。’對日抗戰初期，曾請馮玉祥、邵力子、范長江、陶行知、李公樸諸先生，作過講演。學校遷重慶后，因請郭沫若、鄒韜奮、鄧初民、楊杰諸先生講演，受過反動政府的警告……”（《陳時論著選》）此外，到中華大學講學的還有蔡元培、李漢俊、馬寅初、美國杜威博士、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等。正如著名學者、華中師范大學前校長章開沅評價所說：“中華大學盡管在辦學條件與師資隊伍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能敞開校門，廣泛延請國內外知名學者講學，營造自由活潑的學術氛圍，乃至為先進思想的傳播提供寬松環境。”（章開沅《百年華大與百年記憶》序言）

清苦的教育家

五四運動中，惲代英是武漢愛國青年的領袖。督軍王占元對惲代英恨之入骨，脅迫陳時解聘惲代英，否則將封閉中華大學。惲代英在當年7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現謀我校者，因我的活動頗多借口。甚至有逼敝校長暫時他避之說。不知敝校長能平安應付過去否？代英已告校長，如見有犧牲代英個人飯碗者，無以一人敗全校。”（《惲代英全集》第三卷）惲代英的擔心，正是對陳時的肯定。陳時與王占元斗智斗勇，終于挫敗了王占元的陰謀。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他與共產黨人董必武等發起組織“武漢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盟”，董必武為臨時主席，陳時等為副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陳時支持下，中華大學學生組織了許多愛國團體，尤其活躍的是1934年光未然（張光年）創建的學生劇團秋聲劇社（后發展為武漢拓荒劇團）。這個劇團創作了獨幕劇《阿銀姑娘》，其序曲《五月的鮮花》經閻述詩譜曲，一時唱響全國。這首歌，熱情謳歌了抗日志士，鞭笞了國民黨當局的妥協投降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起揮起拳頭，與日寇抗戰到底。光未然在1939年又創作了著名的《黃河大合唱》。

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擔任日本內閣要職的重光葵致信陳時，請他不要離開武漢，照樣在漢辦學，日本是會妥善安排的。陳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事業、學校的前途與祖國的命運共存。他告訴家人，要學習文天祥、史可法、岳飛，牢記文天祥“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以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不要像那些叛國投敵的民族敗類，千秋萬代被人恥罵。因此，他克服重重困難，將中華大學遷往宜昌。后又在好友喻育之（時為川東經濟建設策進會副主任和旅川湖北同鄉會理事長）的鼎力支持下，將中華大學遷往重慶，校址選在重慶南岸米市下街的湖廣會館禹王廟及其周邊建筑里。1938年12月，中華大學在重慶正式復學，基本上沒有影響教學計劃。

在重慶辦中華大學，湖北黃陂老家的經濟來源完全斷絕，是陳時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他曾坦言道：“回憶二十余年之經過，艱苦備嘗，有時潛心默禱，有時夢寐呼天，每遇年關節序，輒驚心動魄；算到難過之時，亦曾動自殺成仁之念；旋即覺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佇苦茹辛，向前邁進，山窮水盡，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難關。”（《陳時論著選》）1942年年初，重慶特別冷，下起了鵝毛大雪，春節快到了，教師的工資發不了。陳時以武訓“行乞興學”的精神激勵自己，每天早出晚歸，拿著一本募捐本子，四處“化緣”，直到2月14日除夕這一天，他才踏著積雪，踉踉蹌蹌回到家里，立即通知教師們來領薪，而他自己分文不支。第二天大年初一，他又去給學校各位董事拜年，繼續托缽化緣。陳時的這種精神感化了中華大學的許多教授。留美博士嚴仕佳教授說：“我到中華大學來，確實排除了一切外來引誘。高官厚祿，非我所求。抗戰轉進，中華大學由武昌糧道街遷到宜昌，又從宜昌遷到重慶南岸米市街。其所經過的路，何等坎坷不平。在糧道街缺糧，在米市街無米，我這個教授，越教越瘦。有人勸我轉業，以優厚待遇相羅致，我不為所動，愿和中華大學與共甘苦而不去。”（《陳時論著選》）1984年9月，華中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武漢師范學院三校聯合撰文《紀念教育家陳時先生》，稱他是“清苦的教育家”。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中華大學回遷武昌。這時“校舍毀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圖書、設備只存一半”。于是，陳時“又賣張家山、朱家小砦、楊家前園田十八石三斗八升，充修復費”。當時鄉里人說他是“用車子推銀子辦學，直到推完為止”。因為他一直堅信：“文化教育之建樹，其永恒性，直與河山并壽，人類同存。”（陳時《〈中華周刊〉筆刊并紀念三十周年》）

抗戰時期，很多大學校長都被指定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或三青團指導員，陳時對此一律拒絕。抗戰勝利后，“陳立夫也想抓中華大學，派心腹提出三個條件，一是讓陳時做名譽校長，二是讓陳時到行政院當部長，三是給陳時一大筆錢，讓他退出中華大學。陳時先生亦斷然拒絕。官祿不動其心，困難不改其志，正是陳時先生矢志教育，百折不回的愛國精神的體現”。（《紀念教育家陳時先生》）

國民黨敗逃臺灣前夕，張群、白崇禧一再勸陳時將學校遷往臺灣。他目睹國民黨統治中國幾十年，內政不修，外交失敗；而共產黨政治民主，一心為民，果斷決定留在大陸。

在40年辦學中，陳時為國家培養2萬多名學生，其中有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林育南、陳潭秋和蕭云鵠、曹學楷等60多名烈士；還有社會公認的杰出人才，如哲學家馮友蘭、《資本論》的首譯者王亞南、《黃河大合唱》歌詞作者光未然（張光年）、詩人沙鷗等。

武漢解放后，陳時把苦心經營的中華大學完整地交給人民政府，并寫了《中華大學沿革》，寄給周恩來總理。他還致電董必武副總理，請其指示中華大學的改造。董必武回電陳時：“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事業而努力。”（《陳時論著選》）1950年，陳時加入民革，并先后擔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土改委員會委員。1984年，中華大學校友萬國權為陳時題詞：“毀家興學淡泊名利，作育英才鞠躬盡瘁；一代斯人爽也不昧，高風亮節師道永繼。”

（本版圖片均由陳時孫女陳家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