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奎：五一廣場簡所見東漢鄉里社會治理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鄉里社會與國家治理研究”負責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近年出土的秦漢簡牘中，長沙五一廣場簡包含的東漢基層社會資料比較豐富，計6800余枚，是東漢中期長沙郡臨湘縣的司法檔案，生動呈現了這一時期鄉里社會的主要面貌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鄉里社會經濟職能的強化

東漢中期，位于湘江岸邊的臨湘縣是溝通南北商貿網絡的重要樞紐。五一廣場簡366載“胡客從宏沽酒一杅，直卅”，“胡客”即客居臨湘經商的“胡商”。除“胡商”之外，臨湘縣還有不少來自其他郡國的商人。例如，簡692載：“江陵世，會稽綱，下坯（邳）徐、建、申，交阯孟、信、都，不處年中，各來客。”這些從江陵、會稽、下邳、交阯來到臨湘的客居者，主要從事的也是商貿活動。臨湘縣南北商貿活動頻繁與東漢完善的市場管理體制息息相關。從五一廣場簡看，臨湘縣設有專門的市場管理機構，從而強化了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推動了臨湘縣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為適應和促進商業的發展，臨湘縣建立了不同等級的市場，如相關簡文多次提及的“市”“西市”和“小市”等。“市”是臨湘最主要的官方市場，經營范圍包括米、牛肉、豬肉、各種魚類、鹽、豉、絲、絳、繻、毛筆、木材等，種類豐富。在湘江岸邊，臨湘縣還設有“西市”，當是專為發達的水上及沿江貿易而設。此外，臨湘縣的鄉里還散布著不少“小市”，即小型市場。簡53記載百姓自述“愿求于小市賣枯魚自給”，“求”說明前往“小市”從事交易需要向地方政府申請；“枯魚”是曬干的魚，主要來源于鄉里百姓的日常捕撈；“自給”指通過生產勞動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這些小型市場主要承接尋常百姓經營的小本生意，以自給自足。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上，臨湘縣繁榮的商業建立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同時也為自然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必要保障。雖然鄉里社會的小型市場可能是自發形成的，但也要納入地方政府的統一管轄。這說明地方政府承擔了一定經濟管理職能，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為了加強市場管理，解決商品交易中可能出現的糾紛，臨湘縣設置了被稱為“市官”的市場交易管理機構。“市官”下設“市有秩”“市佐”等官吏，以承擔市場運行與管理職能。漢代的市場內一般設有“亭”，由亭長維持市內外的經營秩序，五一廣場簡也出現了“西市亭長”的記載。上述官吏的主要職責就是妥善處理鄉里社會在市場交易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糾紛。比如，交阯人“孟”在臨湘曾向另一外地人“伯”購買船只所用的篷，其后一直沒有付清貨款。“伯”于是向臨湘縣的基層官吏“亭長戴輔”申告求助，由其傳喚當事人及其家屬，以解決這一糾紛。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履行管理職能，維護鄉里社會的經濟秩序。簡352是一件卷宗的簽牌，從簽牌上的文書概要可知，九江郡成德縣向臨湘縣官府求助，請求從臨湘縣民“張英”和“張宗”處收回借款。從簽牌“張英代張宗所貸”的記載來看，張英實際是替張宗借款。在接到成德縣公文后，長沙郡責成臨湘縣展開調查。這類借貸活動肇因于繁榮的跨地區商貿活動。此案例一方面說明，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鄉里百姓的經濟交往范圍不斷擴大，經濟聯系日益密切，貨幣借貸關系日趨復雜；另一方面，上述內容見于臨湘縣的官方檔案，也說明東漢地方政府是鄉里百姓解決經濟糾紛的主要途徑和依靠力量，發揮了維護鄉里社會經濟秩序的職能。

鄉里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

這一時期，臨湘縣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還得益于東漢政府順應時代與社會變化，在繼承原有制度的前提下，對鄉里社會治理體系進行了調整與完善。這主要體現在戶籍管理制度的延續與發展、勸農掾的設置、治安體系的完善等方面。

在戶籍制度與人口管理上，東漢政府延續并發展了秦、西漢的相關措施。五一廣場簡顯示，漢和帝至漢安帝時期，除原有的“里”之外，臨湘縣及周邊地區還出現了“丘”這一由自然聚居形成的新型聚落。針對兩者并存的新局面，東漢政府適時調整了治理措施。一方面，在鄉里戶籍管理上，堅持以“里”不以“丘”的登記原則。比如，臨湘縣吏在核實縣民“雷旦”“張董”等人的戶籍檔案之后，在司法文書中將其記載為：“縣民，鄉吏。里、年、姓名如牒。”這一記載除了指出相關人員的縣民或鄉吏身份之外，對于其戶籍，仍然登記為“里”。同樣，戶籍簡2173載：“胡剛，長成里戶人，公乘。”簡文中的“長成”是里名，“戶人”即戶主，“公乘”為胡剛的爵位。簡2173對戶籍的記載表明，東漢中期仍然沿用了秦、西漢原有的戶籍制度，以確保基層治理體系的穩定和鄉里社會的長治久安。另一方面，在處理鄉里具體事務上，采取以“丘”確定相關人員實際居住地的原則。再以“雷旦”“張董”為例，臨湘縣吏在表述二人的實際居住地時，采用了“以亭轄丘”的原則，“雷旦”居住在桑鄉廣亭部的“橋丘”，“張董”居住在同一亭部的“上丘”。實際上，五一廣場簡“偏（遍）撫告上下丘里”（簡1260）、“奉得書，輒推□州丘里”（簡205）等記載說明，東漢地方政府在施政過程中適時調整具體措施，把自然形成的新增的聚落“丘”，也及時納入了政府的治理范圍之中。

農業是中國古代的立國之本，鼓勵農桑是歷代的基本國策。對此，東漢政府設置了勸農掾以勸課農桑。根據《續漢書·百官志》記載，東漢設置了勸農掾一職，主要負責鄉里社會的農政。簡牘資料對此多有體現，如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有“東部勸農郵亭掾”“左部勸農郵亭掾”等官吏，五一廣場簡出現了“東部勸農賊捕掾”“兼左部勸農賊捕掾”等職官。這些官吏負責分部巡視鄉里，執行國家農業政策，督促鄉里百姓踐行農桑，地方農業生產因此得到保障和發展。

鄉里社會的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需要完善的治安體系作為保障。在以往治理經驗的基礎上，東漢中期臨湘縣自上而下形成了“縣廷—部—亭部”的社會治安體系。在縣廷層面，由縣令統籌轄境內的治安，賊曹、辭曹、法曹、獄曹等部門負責協助。臨湘縣內設置多個被稱為“部”的治安轄區，由縣廷派駐的勸農賊捕掾、游徼等定期負責巡視。每個“部”又下轄數個“亭部”，設亭長、亭卒和伍長等負責維護鄉里社會秩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在新開發的土地上置例游徼，并在交通要道等地置例亭長，如“柚州例游徼京”“楮溪例亭長黃詳”等。例游徼與例亭長的設置，均是在繼承秦、西漢原有鄉里治安體系的基礎上，為順應新形勢作出的制度性變革。由此可見，面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局面，原有社會控制與治安體系的末梢繼續向鄉里社會內部滲透。

鄉里社會保障措施的健全

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五一廣場簡反映出漢和帝、安帝時期，東漢政府在賑濟災民、安置流動人口、保護老弱百姓等社會保障方面制定了比較有效的措施。

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自然災害發生后，需要政府及時賑濟和救助災民。《后漢書》記載漢和帝、安帝時期，朝廷數次下詔賑濟災民，采取減免田租戶賦、貸以種糧、開放山林苑囿等形式鼓勵恢復農業生產、維持百姓生計，并且積極扶助老弱病殘幼等社會弱勢群體。從五一廣場簡看，這些詔令確實廣泛下達到了鄉里社會。簡399、簡410—413是一件從基層上行至臨湘縣廷的匯報文書，文中收錄了一份朝廷詔令，提到“方東作，布德行惠，其敕有司，動作順之”。所謂“動作順之”，就是要求各級官府在災害發生后，及時實施惠民德政以恢復農業生產。該詔令還載有“勉崇寬和”一語，所謂“寬和”，就是善待和幫助受災百姓。詔令通過臨湘縣廷下達到鄉里社會，說明東漢中央政府制定的社會保障措施能夠直達基層官吏和百姓。而收文的“東部勸農賊捕掾鄷”依據上級機關“書到言”的要求，向縣廷報告“即日奉得詔書，盡力奉行”，顯示中央詔令在基層社會的權威地位不容動搖，體現了郡縣鄉里制度下，國家與社會治理“要在中央”的特點。

流動人口的安置，是東漢完善社會保障措施的重要內容。東漢建立后，流動人口大量涌入長江以南地區，使長沙郡及周邊地區的人口數量迅速增長。據記載，西漢長沙地區原有43470戶、235825口，至東漢時期，長沙郡的戶籍人口增加到255854戶、1059372口。這一發展趨勢與長沙郡相對優越的自然條件、經濟條件有關，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安置等問題。流動人口的安置是基層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鄉里社會乃至國家的穩定與發展。為此，兩漢中央政府曾多次頒布詔令鼓勵流動人口就地落戶，并把招徠和安置流動人口作為考核地方官吏治績的重點之一。所以，這些人口數據成為年終上計文書必須統計的事項之一，如青島土山屯漢墓《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有“所收事它郡國民，戶百廿一，口二百五十一，卒卌”等記載。就地落戶原則避免了流動人口頻繁和長途遷徙的負擔，充分體現了其中所包含的社會保障性質。比如，簡81、簡369記載連道縣奇鄉人“逢定”曾經在臨湘落戶，返回原籍后，又希望“以詔書隨人在所占”的原則，將戶籍重新遷回連道縣。“逢定”前后兩次以流動人口的身份變換居住地，均得以成功落戶，說明東漢中期的戶籍管理措施更加靈活，更加側重于社會保障，鄉里社會也因之不斷獲得新鮮血液，變得更加穩定和充滿活力。

此外，東漢政府還重視保護老弱百姓，維護社會公平。《后漢書·和帝紀》記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丁未詔規定，郡國官府要嚴格督促縣令、長核實轄境內鄉里百姓的資產狀況，若有包庇豪強、苛責小農、影響農業生產等情形，郡國長官要首先受到處罰。五一廣場簡2145載臨湘縣民“長”年老窮困，同縣人“伯”不肯歸還積欠“長”的5800錢，臨湘縣廷獲悉此事后，立刻敦促基層執法吏展開調查。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伯”將自己的一塊田地作為替代物交付給“長”。這種重視保護老弱百姓、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治理措施，正是漢和帝、安帝時期鄉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