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浩 ：清華簡《兩中》的夏啟繼位傳說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價值挖掘與傳承傳播研究”首席專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特別研究員

清華簡新整理出的竹書《兩中》，依托夏啟君位初定為故事背景，構擬了啟與兩位神人圭中、祥中的對話，以闡述作者對道德法制、國家治理的全方位理解。該篇的背景、結構、敘事與清華簡《參不韋》比較接近，語用則有不少可與《尚書·洪范》合觀。如篇中的“能為下國王”（簡12）、“考終于年”（簡52）、“剛忍柔克”（簡57），分別可對應《洪范》“以為天下王”“考終命”“剛克柔克”。此前我們曾主張清華簡中的《五紀》與《參不韋》屬于“姊妹篇”，現在看來《兩中》《洪范》與它們大概都是同一個作者群體的作品，成書時代則皆為戰國。

從“有河”到“有夏”

這篇竹書中最具歷史價值的信息，是對夏啟如何接續其父禹而為天下主的描述。簡文開篇說：“夏后奠卣（憂），庶靈因固，九德溥揚，兩中乃入，格于有河。三年，在日乙丑，兩中又降，格于有夏?！保ê?）“奠”是喪祭，“憂”指居喪。前句大意是說夏禹去世后，為了維持天下秩序，天帝的兩位使者圭中、祥中便來到了有河這個地方穩固局面。而三年之后的乙丑之日，兩中再次從天而降，到了有夏之地。由下文可知，兩中的第二次降臨領有明確的使命，即扶持已居喪三年的夏啟即位。禹崩逝三年后而其子啟繼之，見于《史記·夏本紀》：“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只不過君位傳承的形式與本篇有一定差異。

這段簡文中先后出現的兩個名號“有河”與“有夏”，非常值得關注。先秦文獻中有不少關于“有夏”的記載，過去一般都看作國、族、地三位一體的稱呼，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于“有河”，在文獻中則被具象為代表人物河伯。古本《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斗”，今本《紀年》系之于夏王帝芬十六年，這種說法雖然比較晚，但從其他文獻的記載來看，有河與有夏時代接近、關系緊密，應無太大疑問。清華簡《保訓》以及古本《竹書紀年》《山海經》，都載有生活在夏代的商人先祖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與有易部族對抗的故事。此外，《楚辭·天問》記載后羿代夏，“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輯本《歸藏》也說：“昔者河伯筮與洛戰”，可見河、洛、夏三個部族鼎盛期相近且有著頻繁的互動。在那個夷夏逐漸交融、民族趨于一統的時代，“有河”與“有夏”應該是比較早地實現融合的族群。

本篇簡文告訴我們，夏禹去世之時，夏朝的政治中心位于“有河”，及至三年后夏啟即位，才遷徙至“有夏”。關于“有河”的地望，或許可以優先向晉西南的河汾地區考慮。據《帝王世紀》“禹都安邑”的記載可知，禹為王后曾在晉南設都。而《尚書·禹貢》云大禹治水“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其起點也是這片區域。此外，《逸周書·度邑》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涂，我北望過于岳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明確指出“有河”居于伊雒的“有夏之居”以北?！抖Y記·禮器》說晉人“有事于河”，《左傳》中也多有晉人祭河的記錄，而晉人之所以有資格祭祀河神，亦是由于居于河汾地區。

過去大家都把中條山南北兩側的晉南與豫西統一視作有夏之地，現在看來可能并非如此?！蹲髠鳌氛压贻d：“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后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說夏商之時居于晉南的是高辛氏的后裔唐人。而據《史記·五帝本紀》等書，同為高辛氏之子、曾統治河汾的帝堯，亦以“陶唐”為氏。這不禁使我們聯想，作為河汾之地原住民的唐人或許就是簡文所說的“有河”部族，他們曾在帝堯時為天下之主，后來則淪落為“服事夏商”的從屬邦國?；剡^頭再來看《左傳》定公四年關于晉國“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的記載，實際上只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晉國的封地其實是“有河”部族的故地，只不過“有河”與“有夏”實在是過從甚密，這片土地又直接受過禹的統轄，就被泛稱為“夏虛”了。

簡文對“有河”的強調提示我們，當下對于夏文化的探索，重心當然應該放在豫西的伊雒族群“有夏”上，但晉南的河汾族群“有河”同樣不應被忽視。

禪讓、篡奪還是天選

關于夏啟獲得君位的形式，簡文有很長篇幅的細致描寫，大意是說天帝曾經召集群神在天庭“會繁（藩）”，醞釀可以“承主皇天”“為百姓伯”的人選。群神皆稱贊天帝推崇群策群力之道，但卻都推托說“帝曰由員乃我志”，聲稱天帝主張的任用人選即代表集體意志。面對如此境況，天帝只好再次強調不論出身、唯才是舉。此時東方之神句余芒出面舉薦了夏啟，原因有二：一則啟為“高陽之孫，而禹之元子”，身份比較高貴；二則恭敬皇天、志向遠大，有治民之能。而天帝果然采納了這一建議，委派大赤在箕山之陽任命啟為“下國王”。

在一般的認識當中，禹死后最終由他的兒子啟繼位，開啟了王朝君位世襲的模式。但所謂的“世襲”其實只是最后的結果，并非此次君位交接的直接形式。根據史書記載，禹生前就曾“舉益，任之政”，力求接續堯舜的傳統，通過禪讓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但待到禹崩會稽之后，伯益沒有如其所愿即位，而是被禹的兒子啟所取代。至于啟又是如何成為天下共主的，文獻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是以《孟子》《史記》為代表的“禪讓”說，即前引《夏本紀》之文所說的伯益有意避讓，使天下歸心于啟。另一種“篡奪”說則流傳更為廣泛，《楚辭·天問》《韓非子》《戰國策》、古本《竹書紀年》、上博簡《容成氏》等文獻均指摘夏啟攻益自取、得位不正，反映了戰國時期的普遍認識。對于不同史料間的“傳聞異辭”，前賢已經做了大量的分析，或著眼于流傳地域的傳說差異，或立足于思想流派的文本取舍，但多傾向于“篡奪”是實質而“禪讓”為粉飾。

而簡文透露的信息，則為思考禹與啟之間的君位傳承過程提供了嶄新的視角。簡文明確告訴我們，啟得以為人王，既非“篡奪”也未經“禪讓”，而是經由了天帝與群神的推選。相對于另外兩說，本篇的“天選”說借助中國古代“君權神授”這一政治倫理，進一步塑造了夏啟得位的合法性。而在商周時期被大力鼓吹的天子“受命于天”之說，也借由本篇首次揭示了其具體過程。實際上，夏啟繼位源于天選的認識，在文獻中也并非毫無端倪?！睹献印酚涊d萬章之問：“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兄T？”孟子答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痹诿献涌磥?，無論傳賢還是傳子，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天的意志。簡文以及《孟子》主張啟經由“天選”而繼位，自然不會是史實的寫照，所反映的其實是戰國時期思想家一種將“歷史神話化”的取向。

戰國時代的尚賢思想與進取精神

簡文說啟是在箕山之陽取代化益（即伯益）為王的，這一點也非常值得玩味。因為主張“禪讓”說的《孟子》《史記》言伯益有意讓位于啟，就是避居于這個地方。啟既然可以在箕山之陽即位，就說明簡文中由他“代之為王”的安排，與“禪讓”說所描繪的一樣，獲得了伯益本人的認可。

此中的關聯或許意味著“天選”說本就是“禪讓”說的“進階版”。此前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到，“禪讓”的底層邏輯實際是“尚賢”?！岸U讓”說得以在戰國時期大行其道，源自于知識分子對“尚賢”思想的極力宣揚。他們一方面意識到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的賢能之士參與政治，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君主的選賢任能完成自身的階層流動。在這兩重動因的驅使下，以孟子為代表的思想家“言必稱堯舜”，自比于那些因賢德而一躍為天下主的古圣王。推崇“尚賢”及其最終形態“禪讓”，也便成為戰國時代思想階層的總體基調。

仔細品味，《兩中》里面夏啟依靠“天選”得位的這種說法其實也深受“尚賢”思想的影響。句余芒在向天帝舉薦啟之時，雖然談及了他的出身，但更多地則是在表彰他的賢德。而天帝訂立的選人標準，也著重強調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庶神的后裔，“唯休若之用”。可見即便是在“天選”說的體系下，夏啟依然是依靠突出的品行能力才得以在與伯益等其他候選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而夏啟本人究竟是否像“禪讓”說與“天選”說描繪的那樣賢能，還需要打一個問號。畢竟在周初生成的文獻清華簡《厚父》中，周武王就當著夏人后裔的面直言“啟之經德少”。當然，在以標榜“尚賢”為終極追求的戰國思想家眼中，歷史真相大概也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在“禪讓”說中，選擇誰做接班人往往取決于君主的個人意志。根據文獻的記載，舜傳位于禹以及禹意欲傳位皋陶、伯益，都是在位者本人作出的抉擇。只有堯在醞釀繼承人時，曾廣泛征詢過群臣的意見，且是在否決了丹朱、共工、鯀等一系列人選后才最終選定的舜。而本篇的“天選”說，則更加強調廣泛推薦、集體決議，進一步剝離了君主對君位繼承的影響。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稱春秋戰國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這一時期，思想界既有“克己復禮”的倡議，同時也不乏對積極作為、銳意進取的禮贊。我們最開始讀清華簡，都驚嘆于它的經典化程度之高，被其中與《詩》《書》《禮》《易》《春秋》等傳統五經有關的內容所吸引；隨著整理工作的不斷深入，又流連于它的涵蓋面之廣，天文、數術、醫學、方技以及諸子思想無不兼容并包。尤其是近年整理公布的《心是謂中》《畏天用身》《五紀》《參不韋》《兩中》等戰國思想文獻，無不大力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崇尚通過積極努力改變命運、改造世界。而中華文化很早就體現出對不同文化和思想的開放態度，這種突出的包容性也正是它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清華簡《兩中》簡4-7(局部)作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