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良春：于史料見才華

作者：冷 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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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良春主持編纂的部分現代文學史料。圖片由作者提供

馬良春向外國學者展示自己抄錄的“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馬良春（1936—1991），遼寧蓋縣（今蓋州市）人。1963年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進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歷任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曾任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著有《魯迅思想研究》《惴惴集》，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等多項大型資料項目。

如今，即使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恐怕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馬良春這個名字了。其實他離開我們不過30多年，1991年去世。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活躍于中國現代文學領域，那十年也是他學術生命中最為絢麗的階段。他不是在書齋中皓首窮經的學者，他的長處在于學術眼光和組織能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歷史上，鄭振鐸先生推出過《古本戲曲叢刊》這種大型資料工程，唐弢先生注重社團流派研究，新時期的馬良春正是從這些老師輩的學者手中，接過了這一傳統，并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在國家的支持下推動大型學術項目的開展，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做了大量基礎性、前瞻性的工作。

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個具體理論問題的推進，需要多年的冷靜鉆研，空言無益，“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當下，我們正在進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新的理論觀點的形成，需要對各學科的家底有通盤的掌握和系統的整理。以資料建設為基礎，進而實現理論創新，馬良春的工作是對此路徑的有力詮釋。

結緣文學所

馬良春1936年生于遼寧蓋縣（今蓋州市），1958年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在給他授課的老師中，有著名的京派作家也是最早一批在高校開設魯迅研究課程的廢名。多年后，馬良春為他的同學也是同事李葆琰編選的《廢名選集》作序時，還回憶起廢名先生授課時的音容笑貌。

大學階段的馬良春便展現出不俗的寫作能力，1963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同一年入所的還有北京大學的裴效維、欒勛、鄭啟吟，復旦大學的王瑛、董乃斌、陸永品、陳全榮，以及四川大學的張大明——他也是馬良春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學術工作最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入所沒幾天，唐弢就專門找馬良春等四位分配到現代文學研究組（即后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室）的青年人談話，除了介紹文學所和現代組的情況，布置必要的工作任務，讓這些初來乍到的青年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弢提到的，做科研，北京是好地方。按照時任所長何其芳的要求：凡是新來的大學生，都必須先到圖書館工作一段時間，以便熟悉本所藏書，學會使用資料，養成熱愛資料工作、尊重史料的習慣。這個由汪蔚林負責籌建，傾注了鄭振鐸、錢鍾書、吳曉鈴等一眾名家心血的圖書館，不但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對于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來說，大量民國期刊和原版書籍也是非常寶貴的。只可惜幾年后，正常的學術工作被打斷了。

“文革”結束后，唐弢帶著現代文學研究室成員做的第一項工作便是編輯《魯迅手冊》，一則研究魯迅有其重要性，二則在唐弢看來，當時的現代室除了樊駿、許志英等少數人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多數人亟須從資料入手，提升自身學識，為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基礎。自然，唐弢也有其他考量：個人做的資料有學術個性，集體做的則更周全且更具權威性；文學所現代室有一起做集體項目的基礎；作為一家專業的研究機構，也應該去承擔高校不便于協調的大型項目——這一點對于馬良春日后的一系列學術規劃是有深刻啟發的。吳子敏、徐迺翔和馬良春三人未參與手冊的編纂，而是在唐弢的指導下，接手了《魯迅論文學藝術》的編寫工作。這本書在20世紀60年代便有規劃，此后工作停頓，書稿遺失，這次重起爐灶，也有新的定位：雖然70年代后期編印過大量魯迅選本，但多為分類語錄式的，失去具體語境，自然妨礙讀者準確理解，也損傷了魯迅文字的多義性。因此三人多采用全文選錄的辦法，少部分節錄。為方便查閱，他們又編制了索引。400多篇選文，每一篇都用卡片注明了相關信息，掛在辦公室的兩面墻上，三人斟酌選目，平衡內容，舉手投足間頗有大將謀劃戰役時看地圖的氣勢。他們最后選定了70多萬字。此書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可能是馬良春真正從事學術工作的開端。《魯迅論文學藝術》出版后一年，他的第一本專著《魯迅思想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在后記中他就提到這種資料整理工作對他的幫助，專著的內容很多得自于編選資料時的心得。大概同一時期，馬良春、徐迺翔和張大明還編選了《“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革命文學”和“兩個口號”都牽扯文壇舊事，三人幾乎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圖書館和資料室，忙碌并快樂著——這也是他們三人第一次合作，在不久的將來，他們便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資料建設開啟了一項宏大工程。同一時期，還有《左聯回憶錄》，由時任所長沙汀和副所長陳荒煤主持，馬良春帶領全室同事悉數參與。這是大事，不僅有文獻價值，也有政治意義，得到了幾乎所有在世左聯成員的熱情響應。

馬良春做事細密周全，較同齡人更具老成的一面。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接任了現代室主任的工作，并成為所黨委委員。那時，重獲新生的文學所，要求所有人團結一致，致力于當下學術工作的發展。一個極具活力的時代就此拉開了帷幕。

十年鋪路，十年筑基

馬良春突然之間就開始忙得腳不沾地。

1979年文學所現代室便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的宏大工程，該工程是國家重點規劃項目——這個我們后文細說。同一時期，馬良春以其獨特的敏感，意識到可以從文學思潮、流派、社團的發展去描述現代文學史的進程，這也會是學科新的生長點。此前，人們對于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不滿主要在于并未以文學為立足點，如何妥當地處理文學與政治、與社會、與文化，與心理、民俗、地理、美學等一系列因素的關系，真正找到中國現代文學所受外國文學和傳統文學的影響，思潮研究是一個有效的且具有充分包容性的途徑。

1980年，馬良春的想法漸趨成熟，課題組的籌劃也基本完成，但如此宏大且超前的課題，僅憑他自己和年輕同事們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先是就近請教，唐弢、李何林、錢鍾書、王瑤……諸多老師輩的學者為之出謀劃策；杭州的孫席珍、天津的朱維之等教授與課題組書信往返，細加討論；馮至、卞之琳、袁可嘉、任繼愈、朱光潛、楊周翰等先生都曾接待過課題組的登門拜訪，在充分醞釀之后，文學所現代室在1981年和1983年先后兩次組織召開“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學術交流會”，唐弢、王瑤、卞之琳、戈寶權、黃藥眠、孫席珍、錢谷融、丁守和、吳奔星、劉柏青等眾多學者參會討論，會議的部分文章以《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討論集》為名結集出版。課題組所申報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在1986年被列入國家規劃，后又成為中國社科院的重點科研項目。只是馬良春的早逝，讓他沒能參加該項目的最終撰寫。后續工作在張大明的統籌下，由張大明、陳學超、李葆琰、劉福春、黃淳浩完成。在該書的后記中，張大明滿懷深情地寫道：“是馬良春以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流派這一新鮮的拾遺補闕的課題；是他組建了一個團結的、以事業為重的、堅持嚴肅的學術態度、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的課題作業組……是他集思廣益、善納嘉言，形成系列計劃和完善的大綱，可以實施的方案；是他爭取到上級的關懷，獲得了社會上的關注，贏得了出版社的支持。如今書稿完成了，雖然他沒有執筆起草一個字，但他的勞績是第一位的。”——文人相重，莫過于此。思潮流派研究很快就溢出了該課題組的范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最具活力的話題之一，相當一批以此為切入點的學術成果印證了新時期中國學術再出發時的巨大成就。正所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那個年代，在集體項目向個人項目轉型的過程中，前者所提供的滋養，最終補充進了整個學科迅速生長的肌體之中。

20世紀70年代末，《郭沫若全集》編纂全面啟動，年過古稀的散文家吳伯簫也從人民教育出版社調至文學所負責全集的統籌工作。1981年，郭老全集的文學編20卷正式由馬良春接手。現代室的桑逢康、黃淳浩也被抽調全力投入文學編的編輯，尤其是黃淳浩，他借調時間最久，所編《郭沫若書信集》早已成為此研究領域繞不過去的基礎文獻。

黃淳浩在紀念馬良春的文章中提到，參加郭老全集文學編注釋工作的，多是高校教師，教學任務重，投入的時間精力不可能很多，稿件質量自然參差不齊；參加編校的，也多是各單位抽調來的，思想、業務能力不一。馬良春要負責的，除調配編輯人員，組織討論注釋初稿，保證注釋、編輯工作質量之外，還得一卷一卷、一條一條地審讀注釋。初稿得認真看，修改稿也不能馬虎，定稿、清樣出來后，更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遇到疑難問題，要和編輯一起商量解決。工作量之大，在他負責編輯的書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得以順利出版，馬良春功不可沒。馬良春在自己所寫的總結中，談及這段時也說：“審稿的時候也要兼作校勘工作。這樣，工作量比原定的加大了很多。回想起來，這份工作是苦的，但從中受益良多，迫使我學到很多知識，接觸了考據、目錄、版本諸種學問，可說是接受治學基本功的訓練。”這自然是持平之論，只是一個人的時間畢竟有限，做多了集體的項目，個人的著述就只能讓步。

郭老全集的編纂過程中還有一個中日學界通力合作的案例。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間寫給東京文求堂田中慶太郎父子的230余封信札，保存于田中慶太郎的女婿、金澤大學名譽教授增井經夫手中。日本漢學家伊藤虎丸教授對這批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在他看來，這批珍貴的書信既是中日文化邦交的信物，也是后人了解郭沫若甲骨文、金文研究的重要背景材料。1986年，馬良春率中國社科院郭沫若研究學者代表團訪日，與伊藤虎丸商定由中日兩國學者合作整理這批書信，并由中方承擔這部書的出版工作。為保證這些書信高質量出版，馬良春和伊藤虎丸特意將所有在增井經夫處議定的方案寫成了《備忘錄》，并在參與此事的學者面前，鄭重簽署交換。書信整理難度極大，經過雙方五年的努力，終于由文物出版社以《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之名推出，這是中日文化交往的盛事，也是雙方學者坦誠信賴、通力合作的典范。

短短的十年時間，馬良春主編了《郭沫若全集》文學編20卷、《周揚文集》5卷、《沙汀文集》7卷、《中國文學大辭典》8卷……還不算后文要講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匯編”近200卷，哪一項都需要大量時間精力的投入，很多棘手的問題，需要他去協調統籌。不少年輕人正是從這些集體項目的編纂起步，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積累，如后來成為元代文學研究專家的楊鐮，剛工作時曾為《中國文學大辭典》古代文學卷撰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稿，成為分卷當之無愧的主編，用他自己的話說，那些生僻的文學典故，從此“不再是理解古典文學的難關”，而是自己學術發展的“立交橋、高速路”。

馬良春的忙碌還有學會的工作，由北京大學教授王瑤擔任會長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于1979年成立，馬良春是秘書長，他對王瑤先生尊重有加，二人合作極好。馬良春說，“王先生是文學所的人”，王瑤也微笑默認。王瑤主持的“近百年來一些知名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項目，便請馬良春代為負責，以文學所的學者為主來撰寫，鄧紹基、沈玉成、范寧、董乃斌等參加。1982年的學會年會，王瑤請辭大會發言，建議“可以馬良春同志之會務報告來代替”，并說：“他可以講三個內容：（一）會務（包括《叢刊》）；（二）美國同行研究情況；（三）國內研究情況。第三項他已寫成概括性的文章，即赴美前準備對外介紹的文字，他可以講一小時或略多。此外關于流派問題他也可講一點，去年的流派會議由他主持，文研所總結工作時認為此會為最成功者，原因即在準備充分；且決定于82年再召開一次，仍由馬召集主持，已列入計劃。流派問題既為討論重點之一，請他作啟發性講話最為適宜。”那次會上，王瑤堅持馬良春連任秘書長，馬良春固辭未果。1987年學會第四屆年會，理事會一致推舉他為副會長，馬良春堅辭。有感于會上有些人爭當理事，和他一起編輯過《郭沫若全集》的王錦厚感慨說：“馬良春到底是馬良春啊！”自然，這份推辭中也有著分身乏術的現實因素，如身邊師友所說，“馬良春活得太累”。

系統整理現代文學史料

1979年，在標志著新時期文學研究工作全面啟動的昆明學科規劃會議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提出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的構想是會議的重點議題之一。這個規劃可以上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文科教材建設，當時我們正從蘇聯的影響中擺脫出來，開始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唐弢承擔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任務，最初的設想是還要有配套的參考資料。那時，文學史的寫作究竟應該“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是教材編寫的現實問題，何其芳、唐弢等人自然堅持后者，那就需要先搜集、整理史料，在此基礎上，再寫作教材，唐弢對研究者“讀期刊”的要求也正是針對于此。只是文科教材建設時間緊迫，文學所現代方向的主要人力都在跟隨唐弢寫史，不再有富余研究人員去系統地整理、出版史料，此事就被耽擱下來。

20世紀50到7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料整理已有初步成果，如山東師院所編“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部分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甲乙兩種分類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叢書”，甲種重編目，乙種為影印，此外如大眾文藝、鴛鴦蝴蝶派、中國話劇五十年、魯迅資料匯編以及地區性的文藝運動資料，都有值得稱道的成果。但現代文學的資料之龐大，遠超古代，若想系統清點整理，需要國家統籌規劃，絕非一兩個單位可以獨立完成。新時期，先著手編出一套扎扎實實的、全面系統的現代文學史料，在此基礎上再寫史著述，必然會產生新的思路、新的觀點，甚至新的體系，這就是文學所現代室主導史料建設工作的初衷。

起初，該項目由陳荒煤掛帥，此后新任所長許覺民也全力投入，再往后項目的實際負責人落到了馬良春身上，他也是此項目的實際推動者；而更多具體細致的工作，則由現代室的徐迺翔、張大明二人承擔。整個資料匯編分甲乙丙三類，甲種叢書為“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匯編”，初列31種；乙種叢書為“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正式名單加備選名單，最初足足列了400人以上；丙種叢書為目錄索引，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刊總目、期刊總目、報紙文學副刊總目、總書目（包括各文體及理論批評、翻譯）、作家筆名錄等，都是重要的工具書。方案初定，即刻組織了三個編委會，但實際的運轉核心一直是文學所現代室。馬良春等三人開始征集意見，落實體例、編者、出版社。消息傳出，整個現代文學研究界為之沸騰。此后，在1983年的全國社會科學學科規劃會議上，該項目又成為國家重點項目，對從事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學者來說更是莫大的鼓舞。

先說體例方面，文學所的唐弢自然是這方面的行家，年輕些的樊駿、王信等人，都幫忙對研究資料的選目進行把關。比如，王信就提出：宜增加魯迅思想研究、《野草》、舊體詩；將瞿秋白從李大釗、陳獨秀合集中獨立出來……所談均為極內行且中肯的建議。1979年年底，在北京日壇路全國總工會招待所召開的會議上，來自各高校的多位專家學者進一步細化文學所提出的議案，如此宏大的項目，早已超出每個人的經驗，但大家有一點共識：要快！時間、工作不等人，基礎性的工作必須立刻著手。課題組特意請了復旦大學的賈植芳教授參會，他是現代文學的親歷者、研究者，學風嚴謹，對史料建設有見地，培養的學生也是不少高校的學科帶頭人。邀請他參加會議，使此資料工程從一開始就展現出嚴謹的學術性和努力開創新氣象的氣魄。

至于參加編纂工作的人員，有全國6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300余人，當時大多是講師、助理研究員，還有一部分教授和副教授，都是各單位的業務骨干。編委會細核每個人的資質，熱愛史料工作自然是前提，有無從事文獻工作的條件和經歷也是需要細加斟酌之處。出版社方面，第一批報名承擔任務的就有16家。尤其是著名作家的資料集，市場回報率高，人人搶著要。比如《老舍研究資料》的出版權，兩家出版社的負責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其投入程度可見一斑。

上述種種是從宏觀角度談，具體到每本書又各有狀況，尤其考驗項目主持者的眼光和能力。比如黃修己所編的《趙樹理研究資料》，他最為得意的，是其中包含了“臺灣評論文章選輯”“國外評論文章選輯”等部分。在所附“研究資料目錄”中，列有“臺灣香港評介文章目錄”“國外評介文章目錄”“國外翻譯趙樹理作品目錄”三種。但匯編其他各卷，均未設立海外境外部分，就體例統一的角度說，這批資料有被砍掉的風險。幸好負責人馬良春思想開明，對海外研究狀況格外重視，因此特事特辦，同意予以保留。江蘇學者欽鴻回憶，1983年4月中旬，他去杭州開會，遇到馬良春。得知欽鴻正在進行現代作家筆名的調查工作，馬良春當機立斷，邀請他加入“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叢書”項目，并囑咐欽鴻寫一個詳細的材料寄給他，以便提請編委會討論。這自然大大堅定了欽鴻從事這項研究工作的信心。

此后，出版市場變化、研究格局變化、參與者工作單位變化，這套極其宏大的資料項目并未悉數完工，根據張大明統計，截至1990年8月底，共出版54種70卷，總字數為3307萬。此后，又有部分資料陸續出版，還有的資料整理已畢，但未印行。不過，即使如此，此項工作仍然奠定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史料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給參與者以實際的經驗，切實讓一大批青年研究人員獲得了資料收集、整理、研究方面的鍛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成為他們所編選領域的專家，成長為全國各高校該學科的帶頭人。這種研究風尚的傳遞，無疑極具價值。

正是在主持這套資料匯編的實踐中，馬良春在朋友們的鼓勵下，提出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倡議。他深切體會到，“一個學科資料建設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這個學科當前理論研究的水平和預示今后理論研究的發展”。結合當時尚在進行的匯編，馬良春特別強調了史料建設中“有組織有計劃”的重要性，要有全局意識，“改變過去的自發的、零散的狀態，使整個資料工作形成一個適應現代文學史研究需要的完整體系”。兩年后，北京師范大學的朱金順完成了《新文學資料引論》一書，仿照整理古典文獻的規范，“用乾嘉學派的思想和方法”整理現代文獻，這是史料理論的總結。馬良春如作者一樣興奮，他在該書的序言中引用了朱金順給他的信，針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研究中西方理論過熱的狀態，頗為清醒地提出：“今天有不少人在介紹、研究西方的研究方法，這我不反對；但我認為中國傳統的研究方法，清代樸學精神，在我們現代文學研究中，也是應予繼承的。他們爬梳史料、考證、校訂的本領，也應當學習和發揚。”1989年，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成立，馬良春以其在史料組織工作中的卓越貢獻，成為當之無愧的首任會長。

正是可以大展宏圖之際，馬良春的頭腦中還有著太多的規劃和項目希望能夠去實現；組織上對他也有著充分的信任，1991年馬良春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只可惜不久他便查出癌癥晚期，臨終前還對那些尚未完工的項目念念不忘。鄭敏詩中說的，“崛起頸肌、從不吐呻吟，載著過重的負擔，默默前行”，大概可以視作馬良春一生的寫照。

在進行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當然需要那些耐得住寂寞、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學者，我們也同樣需要那些有眼光、有擔當、有思想、有規劃、有能力的學術組織者，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我們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進行大型文化建設工作的優勢。希望如馬良春這樣的學術組織者不要被人們所遺忘，希望他所提供的經驗能成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寶貴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