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根友：基于常識的“漢語哲學”

作者：吳根友，系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文明多樣性與交流互鑒問題的漢語哲學透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8月19日、9月30日、11月4日，本報哲學版圍繞“漢語哲學”相關問題刊發的系列爭鳴文章。資料圖片

【學術爭鳴】

近期，《光明日報》連續刊發了孫向晨、傅永軍、龐學銓三位學者關于漢語哲學討論的文章，仔細閱讀他們的文章后，筆者比較同意龐學銓《“漢語哲學”三問》中的基本觀點，即從廣義的漢語哲學角度出發，多層次地解讀漢語哲學的內容。在龐學銓文章的基礎上，筆者想把有關“漢語哲學”的立場表達得更為鮮明、更帶感情色彩，以彰顯“漢語哲學”與大眾常識緊密相連的一面。在筆者看來，“漢語哲學”就是用漢語言表達的哲學思想。這是“漢語哲學”的基本涵義，也是合乎大眾常識的涵義。對于這一常識意義上的“漢語哲學”，我們可以從專業的角度加以闡發，凸顯哲學的日常語言與專業語言的聯系和區別，更好推進“漢語哲學”在當代的發展。

漢語哲學的歷史維度

“漢語哲學”首先涉及哲學史與哲學的關系。漢語本身是有自己歷史的古老語言，大體上可以分為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因此，“漢語哲學”也就順理成章地區分為古代漢語哲學和現代漢語哲學。在黑格爾之前，西方學者幾乎沒有人說中國沒有哲學，至多只是說中國哲學關注的側重點與西方哲學不同，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認為，中國哲學更關注倫理學問題。因此，漢語能表達哲學，漢語有自己的哲學，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提問方式雖然不是很恰當，但其背后的實質不是否定中國有自己的哲學，而是質疑20世紀初一系列哲學史書寫方式所呈現出來的所謂“中國哲學”，是不是“中國哲學”的固有形態？這種質疑的背后包含著多方面的問題意識，其中之一是主張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應是“以中釋中”，即用合乎中國哲學自身要求的方法來詮釋中國哲學。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分類中沒有“哲學”這個門類，但無論是“六藝”，還是后來的“五經”，都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知識。如果中國的知識系統中從來就沒有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內容，胡適、馮友蘭以及其他的哲學史家也不可能憑空虛構出《中國哲學史》。形象一點說，自古希臘以來，歐洲人用陶罐或銀缸裝著“哲學知識”，而中國則將“哲學知識”裝在鼎、陶罐和后來的各種精美的瓷器里。

孫向晨一文給出了關于“漢語哲學”意義的規定，即漢語哲學要表達漢語世界的生存經驗。依此規定來看，古代漢語哲學恰恰表達了古代漢語世界人們的生存經驗。而古代漢語哲學所表達的生存經驗，與古希臘語所表達的生存經驗雖然有很大的差異，但也有討論共同的問題，僅以“共同善”的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為例，亞里士多德以城邦政治為基礎，闡發了以城邦的共同目的作為城邦內所有人共享的“共同善”理論；而中國的墨家，則有感于“一人一義，十人十義”，而且“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的混亂現實，提出了以“上同于天”“下同于民”的“同義”為基礎的“共同善”理論。20世紀以來的現代漢語哲學實踐，特別是由幾代人構成的“現代新儒家”的哲學共同體，立足中國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傳統——儒家傳統而創建，表達了現代中國人的生存經驗。如張世英的“橫向超越”說與“萬有相通論”、陳來的“仁學本體論”、楊國榮的“具體形而上學”、趙汀陽“論可能生活”的大倫理學與以“天下”觀念為核心的“世界制度論”的政治哲學……它們都是相當精致的漢語哲學，只是現代的歐美哲學工作者絕大部分都不通漢語，無法了解現代漢語哲學的成果，更無法與漢語世界展開深度對話。

毋庸置疑，現代漢語哲學還處在發展之中，當中國由古典時代的“中國之中國”、中世紀“亞洲之中國”，發展成為現當代“世界之中國”后，漢語哲學還將繼續立足于漢語世界的生存經驗，同時也將從中華文明的“文明”視角回應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與人類共同問題，發展出新的漢語哲學。

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

論及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有人認為已經有了中國哲學，再提一個漢語哲學是否多余？又有人從英語世界的語言習慣出發，認為漢語哲學在英語當中都可以用Chinese Philosophy來表達，故而沒有必要再重提“漢語哲學”，這是出于英語世界學人的理解的方便而提出的否定漢語哲學的理由。但龐學銓認為，這恰恰表明了漢語哲學的必要性，即哲學與語言的依存關系，也顯示了漢語本身的細膩之處。筆者大體上認可龐學銓的觀點，但覺得在此問題上還有進一步澄清的必要。雖然在英語世界之中，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都可以用Chinese philosophy加以表達，但在漢語世界里，這個詞的意思還是有一定的區別。因此，提出漢語哲學并非多此一舉，而是有著學術意義與日常使用方便的意義。

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有交集，這是因為“國家”總是與語言有關，特別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權國家。定義現代民族主權國家的幾個核心要素當中，語言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當我們說“中國哲學”的時候，漢語哲學就自然而然包含其中。但“中國哲學”所具有的空間意義與多民族文化的含義，是“漢語哲學”這一僅僅以語言為載具的短語無法涵蓋的。古代“中國哲學”，從東漢以后包含著印度傳來的佛教哲學，而“古代漢語哲學”就可以不包括印度傳來的佛教哲學，只有漢語佛教哲學才可以包括在漢語哲學的短語之中。而現當代的“中國哲學（Philosophy in China）”就可以不包括大量翻譯成漢語的西方哲學的內容。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哲學”與“漢語哲學”兩個術語所表達的內容又有重合之處。萬物各自有體而分立，世界卻是一體且交叉，人類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爸袊軐W”與“漢語哲學”內容的交叉、重疊，合乎世界一體與人類生存本體之共性。另外，中國哲學與漢語哲學兩個短語所表達的內容，各有勝場，不必相互取代。在名實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古代哲學有“循名責實”和“取實予名”兩條路徑。從“取實予名”的路徑來看，“中國哲學”之名偏重于以國家的政治實體為基礎來道說哲學這門知識的內容與表現形式。作為一個文明型的國家形式，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都是多民族共同體的中國。因此，當我們從政治實體的角度討論“中國哲學”時，就理所當然地要涉及中國各少數民族哲學。最近郭齊勇主編出版的十卷本《中國哲學通史》中，就專門列出“少數民族哲學”一卷，從哲學史的角度對“中國哲學”作了嘗試性的新理解?？梢哉f，在政治上屬于中國的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哲學，都屬于“中國哲學”。如果從語言的角度看，16世紀后半葉及17、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用漢語寫出來的介紹西方哲學的漢語言形式的哲學作品，就很難說是“中國哲學”，但如果說這些作品是“漢語哲學”，大體上是可以說得通的。像利瑪竇用漢語寫出的《交友論》《天主實義》兩部哲學作品，將其視為“漢語哲學”中最早從西方哲學的視角融會中國哲學的漢語哲學著作，并不違背哲學在語言表達方面的常識。在當代，當我們說“中國哲學”時，在日常語言層面，顯然不包括大量譯成漢語的一切外國哲學。而當我們說“漢語哲學”時，大量漢譯的外國哲學是否屬于漢語哲學，就是一個可以從哲學的專業角度加以討論的問題。舉例言之，今天中國哲學界大量翻譯康德的哲學著作，有朝一日德語、英語世界的學者發現不得不去面對的時候，那么漢語康德哲學就會成為世界康德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進而成為世界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產生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現代“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現代漢語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相對于“中國哲學”之名而再造一個“漢語哲學”之名，是從哲學現象自身特性出發“取實予名”的結果，也是哲學研究的專業性要求基于常識和日常語言，而又超越常識和日常語言的創新選擇。

人類的語言各異，但有共享的哲學問題

前述三位學者在討論“漢語哲學”時，都談到了“普遍性”的問題，他們當中有人擔心提倡“漢語哲學”，可能會導致對普遍性哲學問題的忽視，將哲學局限在漢語世界的生存經驗之中。因此，他們分別提出了如何處理漢語哲學的特殊性、地方性與普遍性之間張力問題的方法。但筆者的想法是：雖然哲學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加以表述，但哲學有共享的問題。發源于古希臘的關于存在（Being）的哲學問題，是古希臘語言中的特殊哲學問題。此一特殊的哲學問題與古代“漢語哲學”中關于天道、道、有無的特殊哲學問題，具有可溝通性?？梢?，不同的區域、國別有共享的“形而上”哲學問題，但在不同民族、語言中的“形而上”問題的內容，是可以不同的。

人類從古至今都共享著一些普遍的哲學問題，如善惡、和平、正義、幸福、平等、自由、權利等關乎人類是否能夠達致美好生活的問題。人類從各自國別、區域的生存經驗出發，對這些人類共享的問題給出了帶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回答。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比古人更加有利的文明交流互鑒的時代條件下，有著更加開闊的文明視野來考察人類基于不同生存經驗的哲學思想的發展歷史，因而能夠以更加多元的哲學視角來重新審視思想史上人類共享的問題，并嘗試提出更加合理、周延的哲學論述。

強調“共享的哲學問題”，并肯定不同民族語言的哲學論述思路，進而豐富我們人類對于共享哲學問題的認識，這是我們提出“漢語哲學”，并堅持漢語哲學、發展漢語哲學的主要依據。這也意味著，我們提倡、堅持、發展漢語哲學，并不會忽視其他民族、語言的哲學，而是希望通過“漢語哲學”的觀念喚醒當今世界不同民族語言哲學的自覺，讓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從自己的生存經驗出發，用自己民族所熟悉的語言形式對人類的共同問題給出智慧性的哲學回答，進而讓多樣的文明經驗在交流互鑒的過程中豐富人類的智慧寶庫。

總之，筆者給出的結論是：從日常語言的角度來捍衛常識的“漢語哲學”。通過常識的漢語哲學可以展開不同形式、深淺不一的漢語哲學的專業討論，以發展漢語哲學，發展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