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樸實而有靈性的學問

作者：彭玉平，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運熙 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運熙（右）和夫人在玉蘭樹旁。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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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運熙（1926—2014），江蘇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區）人。古典文學專家。194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曾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會長、中國李白學會副會長等。著有《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主編有3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7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等。

在忙忙碌碌中，渾然忘記了時間如此快捷，轉眼之間，吾師王運熙先生離開這個世界竟然十年了。這十年，太陽依舊不知疲倦地東升西落，世界依然在我的眼前晃動，我也一如既往地循環著讀書、寫書與教書的生活。但當世界和我都安靜下來，往日從師滬上的記憶便時常泛起，有時清晰如昨，有時卻有點模糊。總是老師的言傳身教，讓我在回憶中抖落一身灰塵，去迎接每一天的生活。

一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報考博士生之前，并沒有拜會過王先生，直到博士招生筆試之后，在面試中才第一次見到先生。此前，對于王先生的樣子，我曾有過各種想象，但真一拜見，其端謹樸素的程度還是驚到了我。記得王先生當時穿了一件藍色的褂子，扣著風紀扣，腳下是藍色的布鞋，一時真讓我有走進魏晉時代、走進《世說新語》的感覺。其實王先生當時不過60多歲，但仿佛是一位從另外一個時代、另外一個空間走來的隔世高人，樸實中透出一種高致。

王先生是上海金山人，有比較濃重的上海口音，我是常州溧陽人，從大的語言類型來說，我們講的都是吳方言。當年，在王先生的書房“望海樓”，一起聽課的還有分別來自西北與東北的兩位同學，他們經常因聽不懂先生夾雜著吳語的普通話，而無法完整記筆記，我的筆記因此成為課后兩位師兄重要的參照對象。譬如王先生說的“高頭”（上面）、“格格里向”（在這個里面）、“嘎激滾”（很厲害），平時說慣了、聽慣了北方方言的人，自然隔膜比較深。對我來說，聽著王先生的金山土話，倒是格外親切的。我到中山大學工作后，王先生有一次來廣州，應師弟劉晟的邀請去華南師大做講座，我臨時客串現場翻譯。當我把王先生的吳語翻譯成普通話時，我發現王先生自己也憨厚地笑了。也許正因為方言相近，我在滬時，凡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王先生總習慣性地吩咐我去做。

王先生學問高深，為人又簡默，許多人包括弟子初見先生，往往不免有點心怯，不敢多問，也不敢多說。但熟悉了先生之后，大家就知道先生的風趣也是自然生發的，有時甚至妙趣橫生。王先生有次從香港中文大學講學結束，轉道來廣州。師兄吳承學與我數日陪侍左右，在廣州、肇慶等地度過了一段輕松快樂的生活。記得在肇慶鼎湖山上，有的地方道路逼仄，車輛無法到達，我們只能步行上山。在走了一段不短的山路后，王先生因足力不濟，在一處石凳上小憩，師兄在一旁幫他打扇子。師兄雖然早已在先生門下登堂入室，名聞天下，但在老師面前，依然只是學生的姿態。因為師兄學問確實好，深得王先生真傳，王先生不免有點偏愛，我便故意說：“王先生，您的襯衫和鞋子多少錢買的？”王先生答：“襯衫二十幾塊，皮鞋三十幾塊。”我說：“這么便宜啊。吳承學的襯衫、鞋子可比您的貴多了，您要批評他的吧？”先生莞爾一笑：“這個不能批評，與時俱進，可以的。”師兄聞之得意大笑，先生也笑得很開心。我“爭寵”雖然失敗了，但當時師生言笑晏晏的情形從此就鐫刻在記憶中。我總想，要是能像《世說新語》中的名士一樣，常得陪侍先生，常接先生清談歡笑，該是一種多么美好的人生體驗。可惜的是，王先生此次回到上海后，因年齡與身體原因，再也沒來過廣州。

二

雖然王先生最初的研究對象是六朝樂府和民歌，與傳統的文學研究很不同，但他做學問的方式是老派的，有點類似劉師培。劉師培的著作，常常是數條材料之后，下一斷語，至于斷語與材料之間的論證環節，基本上是省略的，需要讀者自行“腦補”。王先生在教學和討論中，經常表現出對劉師培的敬佩之情，推薦的參考書就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漢宋學術異同論》等。王先生確實如劉師培一樣，讀書廣博，擇錄材料眾多，而按語精審。他是不是有意師法劉師培，因在王先生生前未曾問過，不敢遽下斷語，但其間的學術范式，似乎是有跡可循的。

新中國成立后，學術研究的理念和范式發生了變化，“論文”模式成為主流。在學術范式上十分傳統的王先生，這個時候也就引起了前輩學者的注意。20世紀50年代，王先生去北京開會，遇到中國科學院文學所（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余冠英，余冠英驚訝地說：“原來你這么年輕，還不到30歲，我讀你的文章，還以為是一個老先生寫的。”一般的學者，會有一個逐漸成長、不斷提升的過程，王先生似乎初涉學術，即如老吏斷獄，臻于高境。

王先生天生視力比較弱，從年輕時候開始，陰雨天、晚上就基本上無法讀書作文，只有在陽光充足時，才能進入讀書、研究與撰述狀態。換句話來說，王先生用來治學的時間比一般人要少很多，但因為立志學術很早，在有限的時間內專注與堅持，加上他敏銳地抓住了重要的學術領域，輔以過人的天賦，在較少的時間內，依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學術貢獻。王先生曾對我說：“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寫過幾篇小說，當時一心想當作家。畢業以后，發現生活體驗太少，幾篇小說之后，就沒有多少東西可寫了，而這個時候我留校任教，在讀書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樂府與民歌很感興趣，所以就立志從事學術研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的。”王先生說做不了其他事情，其實就是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學術的意思。天地之間的誘惑很多，而有成就者多能保持定力，專注于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這讓我想起了王國維。王國維體素羸弱，持續研究的精力不濟，他只在上午讀書研究，而下午不是泛觀群書，就是去書店淘書，或者與友人交談，晚上則讀一點詩詞、小說等軟性文字。但因為長期的堅持，王國維同樣做出了一流的學問。看來，找準學術領域，具備研究天賦，合理利用時間，堅持不懈努力，是很多一流學者的成功之路。

因為視力欠佳，王先生有時干脆閉著眼睛授課，似乎眼睛一閉，一條條材料就能絡繹而至。然后，他便條分縷析，揭出要點。王先生的記憶力相當驚人，尤其是對六朝與唐朝文史文獻，簡直是信手拈來，這大概是老天在限制了他視力的同時，給了他強大的記憶力。我們的博士論文，不是呈給王先生審閱，而是念給他聽，一般要兩三個下午才能念完。曾記得有同門說：因為博士論文比較長，而且王先生微閉雙眼，很長時間不發一語，念的同學以為王先生睡著了，所以在念了“第三點”之后，就跳開一部分，直接念“第五點”，這個時候，王先生突然睜開眼說：“你的第四點呢？”同學間盛傳這個故事，因此輪到我去念博士論文的時候，就不敢偷懶，老老實實從頭念到尾。在念論文的過程中，王先生能聽出引證的材料是否有錯漏，是否存在材料與結論不太一致的地方。以前我讀蘇軾，一直不能理解，蘇軾明明酒量不大，“飲酒終日，不過五合”，而且飲的只是度數偏低的米酒或果酒，但他為何極為好酒？后來方明白，蘇軾在醉中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實有序的，而醒著的時候看到的世界是顛倒錯亂的，蘇軾是為了求真才故意喝醉。王先生睜眼看世界，一片迷茫，而閉眼聽讀時，他的思路才活躍，似乎也更具判斷力。這大概是王先生因為身體弱而帶來的“特殊能力”。陳寅恪晚年在中山大學，雙目失明，僅見微弱之光影，但依然憑著以往的讀書和記憶，口述出了《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重頭著作。看來，那些讀進了心里的書，會長存在記憶中。

我在復旦讀書時，王先生與楊明老師合著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即將出版，書稿清樣出來之后，王先生命我校對，同時附上他的原稿。老師吩咐的任務當然要認真對待，但我校對完全稿也沒發現幾個問題，總以為自己是不是校得太粗了，后來反復核對原文，書稿文字確實十分精準。王先生的手稿，改動的痕跡也很少，基本上是一遍寫成的。老輩學者的功力之深，當時就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現在寫文章，在引證文獻上往往要校對多遍才放心，就是耳濡目染了老師的風采，而逐漸成為一種基本的自律。現在我也兼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主編，偶爾有的來稿引文錯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我就會想到王先生的書稿。敬畏學術，不是口頭說說，而是要表現在學術的全過程，在這方面，王先生是離我最近而最好的典范。

三

我初入復旦，報到時要在相隔五六十米的兩個地方辦手續，帶著行李跑來跑去，非常不方便。記得當時正好有位八十多歲的老者從圖書館走出來，我也不認識，因為急著要辦手續，就請他幫忙看一下行李，老者滿口答應。大概十分鐘后，我回到圖書館門口，老者還站在行李旁邊，我十分感動，連連致謝。這時正好一個師兄走過來，很驚訝地說：你找這位老先生幫你看行李？你知道他是誰嗎？我說不認識，就是正好遇到，拜請他幫個忙。師兄說：“這是著名學者蔡尚思啊！”蔡先生是我十分欽佩的學者，他寫的《孔子思想體系》我在中學就讀過。沒想到我無意之中，居然找了這么一位聲望卓著的大學者幫我看管行李，深感冒失大了。

蔡尚思是當年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的弟子，我后來讀到他一篇追憶王國維的文章，里面提到王國維曾對他說：“學問是天底下最老實的事情。”王運熙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不止一次提到過類似的話，要求我們老老實實讀書，樸樸實實研究，靠材料說話，問題要找準，說話有分寸。王先生去世后，陳尚君老師在《文匯報》發表紀念文章，題目就是“學問是天下最老實的事情”，我想這是深得王先生為人為學真諦的。我與蔡尚思的不期而遇，或許正是一種難得的學術因緣。

樸實確實是學問的首要品格，而樸實的具體體現就在精準的分寸感，不虛張聲勢，也不話說半句，把自己讀書的體會合理有度地表達出來，這就是一種高明的學術。由于種種原因，有時一些不精準甚至錯誤的說法在學術界長期流行。我在滬時，《原學》雜志委托我采訪王先生，我記得王先生說過一句話：“有的時候，正確的解釋就是一種創新。”這么多年來，我也一直耕耘在學術領域，不止一次深刻感受到這句話的分量。

在王先生看來，只要你設定的學術目標和范圍是合理而有創造空間的，其余的事情就是讀書和思考了。所有的問題都從讀書中來，然后帶著問題回到書中去，尋找深化和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你讀的書越多，出現在你眼前的問題就會越多，相應地，你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強。如果書讀不透，必然會帶來思考不通、論證不力的問題，守正尚不能做到，遑論創新。

從王先生的研究中，我感悟到，創新不應是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如果時時刻刻帶著創新的欲望，甚至有推翻學術史的沖動，這種欲望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創新，而是一種心態的失衡。在失衡的心態之下，我們如何能把握好論說與觀點的分寸感呢？而失去分寸感的學術，即便有一定創新，其價值和意義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們在從容閱讀中發現的問題，才可能是真問題；而對真問題的介入，才可能是創新的開始。

王先生研究李白，在廣泛閱讀文獻的基礎上，自然勾勒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這是真實的李白，也是李白研究史上具有創新意義的結論。王先生花了比較多的時間研究《文心雕龍》，并出版有《文心雕龍探索》一書，后來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有更系統的論說。關于《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歷來異說紛紜，王先生在精讀原文的基礎上，撥云見日，認為《文心雕龍》就是一部指導創作的書，不能因為其中有涉及哲學的篇章，而簡單將其定位為子書，也不能因為其中有多篇談及文學的理論問題，而將其定位為文學理論著作，那些哲學的背景和理論的話題終究是要落在創作層面的。這種“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學術判斷，既需要眼力，更需要魄力。

從《文心雕龍》的結構來說，“文之樞紐”論文學的思想源頭和正變關系，“論文敘筆”論各體文學的源流與創作要求，“剖情析采”論創作中要注意的種種問題，諸如構思、修辭、鑒賞以及與社會、人生的關系等，全書的中心確實是落在“創作”二字，只是劉勰圍繞創作談的問題比較廣泛，如果不能做到“整本書閱讀”，確實容易因分散了眼力而難以聚焦。

再說，讀《文心雕龍》，不能不先讀《序志》一篇，劉勰特地記述的兩個夢，足以見出他寫作此書的直接動機。一個是七歲的時候夢見彩云若錦，欲攀緣而上，這是表達他對文采的天然動心與直覺追求；一個是三十歲以后，夢見自己端著禮器隨孔子南行，醒來后覺得此夢神奇，圣人哪里是輕易能夠夢到的呢？應該是孔子托夢給自己。圣人既然托夢，當然要為孔子做點什么了。劉勰琢磨良久，追隨孔子，當然最好是為儒家經典作注釋，弘揚其思想與學術，但在這方面馬融、鄭玄等人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就是有一點新見，也只是修修補補的事情，不足以建立自己的認知格局和體系。劉勰是一個講究格局和境界的人，既然經典注疏留存的空間很有限，不如轉而論文，希望能通過文學來敷贊圣旨，這才別開一路來論述“為文之用心”。其思想發展和轉變的軌跡在《序志》一篇中已經說得清清楚楚，因此說《文心雕龍》是一部指導寫作的書，看似評價低了一點，但其實是十分精準的，合乎《文心雕龍》的基本結構和內容，也契合劉勰本人的心志。

王先生不事繁華、追求學問之樸實的特點，由此一端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們現在因為劉勰完成了曠世巨著《文心雕龍》，容易把他定位為文學理論家，但同樣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劉勰當時就是著名的文章家。史傳記載，當時的名僧碑志及京師寺塔“必請勰制文”，這個“必”很能說明問題，說明幾乎沒有替代者，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劉勰一流文學家的地位和聲譽，而深厚的理論修養、豐富的文學史知識、多文體的創作實踐都使得他在論及文學創作時，左右逢源，信手拈來。而且《文心雕龍》本身也堪稱一部一流的文學作品。以文學的筆法來論文學，這是要靠實力來說話的。放眼南朝，有此能力的，舍劉勰其誰！我讀王先生的書，總覺得王先生讀書讀得深而且透，判斷看似平實，其實擲地有聲。

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平常并談創新，他只是求真守正，創新自然隨之而來。做一種樸實的學問，其實是做一種有靈魂、有魄力的學問。樸實中有學術史的責任與擔當。

四

在王先生的學術觀念里，研究文學不能就文學而論文學，應該從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與學術背景去考察。我在讀博士期間，先生為我們開設了《文選》選讀課程，在總體講述《文選》一書的基本情況后，便命我們幾個學生各選擇其中一種文體，全面研讀，寫出有分量的讀書報告。當我說我想選“論”這一文體時，先生有點驚訝。我當時只讀過兩三篇六朝之論，如嵇康的《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雖然對若干篇章饒有興趣，但對整體的情況并不是十分了解。其實，六朝之“論”是特別深奧復雜，先生深知其艱深，故而感到驚訝，但接著就鼓勵說：“這個領域非常值得開掘，里面的宗教、哲學、歷史、風俗、藝術等內容非常豐富。但你讀《文選》的‘論’遠遠不夠，要從《后漢書》《南史》《北史》《世說新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書中把相關材料爬梳一遍，才能找到你立說的落腳點。”王先生又特別強調《世說新語》的重要性，說許多“論”其實來自清談，許多清談也與“論”有不解之緣，“論”差不多是關涉當時整個社會文化思潮的一種文體。

先生耳提面命，弟子哪里敢懈怠呢？從天目中路758號王先生府上回到松花江路2500號復旦南區之后，我就開始認認真真讀這一系列的書，有時讀了一遍還不明白，就反復讀，這才感受到王先生真是指引了一條研究六朝之論的康莊大道。王先生很少當面表揚學生，唯一一次表揚我，便是這篇關于“論”的讀書報告，令我激動了好幾天。畢業后，我在中山大學繼續讀書并修改這篇文章，此文最終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一個老師能傳授的具體知識終究是有限的，但指示的學術門徑能讓學生終身受用。在中山大學，因為教學工作的需要，我的研究興趣轉到了詩詞研究，近十多年更是對王國維下了比較深的功夫，但“重回六朝”一直是我的一個念想。也許潛意識里，在那里可以更多地感受到先生的魅力吧。

王先生平常給人的印象非常柔弱，話不多，有時竟是長長的沉默。我也總想起王國維與學生座談時，若學生無話，王國維便自顧自地從袖中掏出翠鳥牌香煙，一支接著一支連珠炮式地抽著。王先生與弟子談學問，學生提問，他三言兩語即回答完，若學生無后續，先生便是沉默，閉眼思考，似乎瞬間就回到了自己的學術世界。大學問家大多性格簡靜，或許是因為學問的世界足夠讓他們上下遨游，對現實世界便相對淡漠了一些。

柔弱之外，王先生也有頗具骨力的一面。1964年，劉大杰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出版。“文革”中，劉大杰的一些做法頗受學界非議。改革開放后，王先生力排眾議，從學術的角度考慮，主動承擔《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下編的主編之責。現在看來，續編一套原本就很有影響的教材是很小的事情，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在撥亂反正的初期，要做出這樣的選擇，還是需要膽量和魄力的。

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主要是從教材的角度來編寫的，受到教材編寫體例和規模的限制，還存在許多未曾顧及的領域以及大量重要材料未及使用的問題。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梳理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軌跡，王先生又與顧易生先生合作主編了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相對于三卷本，七卷本不僅學術容量倍增，更在各時代文學批評的總體特色、分體文學批評、民族文學發展規律等方面作了有力推進。這套書的完整出版距今已經近三十年，仍是學界高度贊賞的一部兼具格局和眼力的著作。這套書也把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學者凝聚成一股力量，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學術隊伍。

五

20世紀90年代初，我尚在復旦大學求學，有幸參加在上海社科院舉辦的紀念郭紹虞先生學術會議。當時坐在我身邊但現在已忘卻名字的一位老師問我：“臺上中間偏右位置坐著的是王運熙老師嗎？”我說是的。他說自己是王先生早年的學生，王先生年輕時就身體瘦弱，感覺能被一陣風吹走，沒想到這么多年過去，王先生依然步履穩健、精神矍鑠。我想是學術給了王先生旺盛的生命力。

王先生87歲這一年，去看望一個學生，在公共汽車站候車時被一輛面包車撞傷，從此住院治療了大半年，終因年老體衰而離世。王先生了解到司機出身貧寒，主動放棄了賠償。按照王先生極為自律的個性，他原本可以生活得更久更久，但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讓先生在晚年備嘗病痛之苦。至今每一思之，我都深感痛心。王先生住院期間，我曾數次從廣州飛往上海探望。每次我問他：“先生難受嗎？”先生總是淡淡一笑說：“還可以。”這種對病痛輕描淡寫的態度一直伴隨著王先生走向生命的終點。

樸實中有力量，平實中有創新。從20世紀后半葉到21世紀之初，王先生堪稱一代學人的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