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詞綴的歷史發展研究

河南師范大學崔應賢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語詞綴的歷史發展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4BYY11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恒君、白雁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自20世紀90年代而興起的漢語語法化、詞匯化研究，該成果豐碩且多有創獲。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也逐漸顯豁起來。像語言本體發展變化中的一種終極歸宿詞綴化現象，甚至傳統的訓詁學對它都有所涉及，現時的人們談的當然更多，但總的情狀是各自主張，繁富卻顯得散亂；關注的也多為單個對象，有機系統性的歷史概貌缺乏彰顯。該成果試圖通過對有關研究的匯集、梳理和評述，為人們提供一個較清晰的背景；特別是通過對漢語史中有典型性的詞綴它們虛化衍生的過程描寫，給出一種相對詳細且完整的規律性的說明，以便為更深入地探索提供助力，為學科教學內容的更加堅實提供學理上的保障。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主體內容可用“一綱四目”外加“參考文獻”來概括。

“綱”指“緒論”。它主要是要給該課題一個很好的定位。我們認為，深入討論漢語詞綴現象，可以更準確地認識漢語的具體特征，宏觀系統上可以更好地認識漢語的特點。詞綴小，反映出的語法價值、文化意義卻不小，甚至還是非常重大的。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主要對立就是有無形態。雖然不能說形態就等同于詞綴，但形態卻主要是由詞綴所體現的。匯總各種各樣的材料可知，現代英語形態在弱化；而今漢語表現出的情狀卻是詞綴在增多。這種事實說明，所謂形態非形態語言之區分，是從側重上來講的，沒有絕對性。再則就是足以矯正西方語言學家歷來的偏見：以形態的有無來認定語言級別的高低。漢語傳統的語言學重在訓釋詞義，疏通文義，好的地方是講究“心理的實在性”，用例的互參性；但對語言本體的系統性關注不足。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語言學則對此做出了有力的矯正，趙元任（1968）、呂叔湘（1979）等對詞綴不同層次類型的再劃分，體現了他們對現代漢語詞匯語法正處于重大發展變化時機專業認識上的敏感性。眾多專業學者繼承、發揚其學說理念，不懈探索，獲得了豐厚的科研成果。現時非常需要厘清的是：同樣是詞綴形式，不同語言之間，它們在價值功用上是否等同？我們在“漢語詞綴屬性的討論”里邊，通過中外比較，更是基于對漢語具體應用實際的考察，提出了這樣的觀念認定：“漢語附加式構詞，不在于滿足句法組合結構關系的鮮明體現上，而在于奇偶音節單位的適配與參差錯綜上，同樣在于主觀情感對詞語色彩意義賦予的顯隱上。它是一種表達性的努力需求。”這一觀點的確立，一如演繹法在論說文中的應用一樣：立論于前，從而成為后邊具體分析之先導與總綱；相應的，后邊的內容又是該立論之根據和具體表現。兩者相輔相成。該成果后邊的“四目”即以此為基點，真實反映著這種鮮明特色。

后邊四章分別為初創期（先秦）、發展期（兩漢至明清）和興盛期（現代）以及典型詞綴。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充分考慮到漢語詞綴于歷史上的不同表現而做出認定。參照了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的詞綴運用情況，二是詞綴本身的來源及其于漢語中的發展演變情況。即基于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充分考慮到社會與語言兩大因素各自的特征分別給以凸顯。比如先秦時期的春秋戰國之交，諸子百家于這一時段學說創立與碰撞交鋒顯得特別積極活躍，豐富的思想內容需要大量詞匯給予充分的顯示。于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便有了以“～然”為代表的系列性附綴構詞大量涌現的情狀，構成了漢語造詞史上第一道亮麗的景觀。再如現代，五四時期倡導科學與民主，從其他語言里借入大量新詞新語，一些過去已有的附綴式構詞受到新思想新觀念的激發，頓然煥發新的生機，創詞能力似乎是突然增強。形式還是原來的形式，然而在內涵上則有了很大的改變。“～化”詞綴是相當一些語言學家都關注過的。一開始大家多把它看作是外源性的；在語法化、詞匯化的討論中人們注意到古漢語中已有類似的構詞，從而使認識得以更新：它是本源詞綴，它的能產性只是有其他語言的參照給它助推了一把。然而事實是同樣的形式前后在內容表現上卻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產生的該詞族詞里邊浸潤著更多的科技含量，由“化”前同它組合的語素類型即可看得很清楚。即便是早已有之，似乎已成羨余性的詞綴在當今漢語的運用里邊照樣能使得它煥發勃勃生機。“老～”構詞就是這樣，當今人們賦予了這種構詞以多樣化的色彩意義：

可惡可怕：老財、老鼠、老鴇、老鴉

可憐可笑：老土、老摳、老蔫、老粗

平易共識：老鄉、老婆、老農、老百姓

歡快戲謔：老公、老爸、老外、老記

可親可敬：老師、老伯、老輩、老總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信息化社會帶給人們交際的便捷，連字母字都有可能成為構詞的詞標，就更是漢語有史以來所沒有的。新世紀頭兩個十年之交，附綴式構詞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值，既反映了社會發展變化的速率，也在一定意義上提醒人們：理論研究、社會規范也要跟上。所以，先秦和現代兩個時期的劃分主要側重的是社會所帶來的功能效應。而發展期與最后的典型詞綴的單列，則主要側重的是特定詞綴本身的產生發展狀況。像現代漢語中的常見詞綴“子”“兒”“頭”“老”等，它們由實變虛到徹底的詞綴化，則主要體現在兩漢至明清這個漫長的時段中。有些雖曇花一現，但有特點的詞綴借助這種縱坐標的參照也體現得更為顯豁。而“性”“于”“化”等，它們作為漢語里邊的活躍單位，幾乎貫穿于漢語書面語整個歷史發展的長河之中，分期對它們來說只能肢解其前后變動內在之有機關聯，故單設一章以體現其演化的完整性。

通過我們對漢語詞綴歷史的梳理與考察，得出了諸多的認識看法。這些觀念往往在具體的內容里邊順理成章地給出了表述。這里再做一下抽取，更集中地做一些概括：（1）語言往往體現著民族的哲學思維方式。西方語言形態與漢語詞綴的不對稱性：前者是結構形式標志，漢語是表達性的方式手段。它們是由不同民族的認知特征所決定的。任何語言里邊都隱含著規律，其規律即具體體現為語言的符號序列呈現為不同類的詞語于句法位序分布的相對穩定性，即聚合關系的差異。用數學語言進行表述的話，即為組合關系而非排列關系。正因為如此，用不用顯性的形式表現，都不改變對象的性質。漢語詞綴之所以不重在體現這種功能而改作其他，就在于讓語言中的所有單位都能充分體現其價值。（2）造詞方式的選擇體現著社會發展變化的速率。正像莫里斯在《開放的自我》中指出的那樣：“符號研究興趣的最高時期是在普遍進行社會變革的時期。”當社會發展速度異常加快之時，語言對它的反映也必須同步進行。新詞語的創制呈井噴之時，最適宜人們思維形態跟上節奏的造詞方式首選為附綴式類推，其次為復合式中的聯合與偏正，最后才是相同于句法結構中的動賓、補充和主謂。（3）語言是一個整體系統，詞綴于其中不可能形成獨立的發展空間。正因為如此，盡管詞綴大多是由特定詞語虛化而來的，但什么樣的語言單位能夠成為詞綴，什么樣的不能；什么樣的詞綴造詞高產，什么樣的封閉；什么樣的生命力長久，什么樣的短暫，理據不鮮明也不充分。對于具體的詞綴來講似乎都有個性。一如漢語的詞綴相對于其他語言的形態具有突出的特色一樣。所以，對具體詞綴特征的認識需要一個一個地進行，詳盡描寫才行。

考察中我們還注意到，漢語的表達精細豐富，里邊隱含著我們前人的智慧與思維的縝密。語言研究不能僅滿足于邏輯的思辨與理論的推衍，得眼光向下，得從具體的大量的實料中來認識特征，概括規律。這也有一個接地氣的問題，也有一個科學態度是否老實的問題。比如漢語詞綴中的“兒”，很有些特殊性，甚至書面語言里邊加與不加，有的是強制的，有的是靈活的；有的不加但念讀的時候得帶上。近代漢語中有“先兒”這個詞，甚至直到如今還活躍在部分區域人們的口語里。有人，包括《漢語大詞典》的解釋都認為，該詞即等同于“先生”。然而我們考察史料的過程中出乎意料地發現了前人于兩者之間的細微辨析：

你的禮忒多，到底還和我是兩個人。你聽我教你：比如他要叫你鄒先兒，這和你們叫老公公一樣，你稱呼他老司長。他叫你鄒老先生，這是去了兒字加敬了，你稱呼他喬老爺。他若叫你鄒老爺，你稱呼他喬大人。（《綠野仙蹤》第九十一回）

也就是說，叫“先兒”要比“先生”的規格低半格兒，或者說還沒能達到后者的層次。可見我們前人在造詞用詞上拿捏得多么有分寸！漢語言文化是一座豐富的大寶庫，要以敬畏的態度對待它，認真地研究它，才能發掘更多的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