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論詩術》箋釋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陳明珠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亞里士多德《詩學》疏證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CWW035），最終成果為專著《亞里士多德〈論詩術〉箋釋》。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ε′λη，前384~322）的《論詩術》（Περι｀ ποιητικη~）作為西方第一部專業、完整、系統的詩學著述，在詩學史上據有經典地位。對于像《論詩術》這類古代文本，深入的專題探討必須建立在嚴謹的譯注箋疏文本之上，最基礎的文獻資料整理工作，也是回到文本本身的理論研究。筆者在研究中大大得益于前輩學者們的譯注，但隨著研究深入，卻產生了更多困惑。并且由于對《論詩術》阿拉伯傳系價值的發現和意義的挖掘，促成筆者自己來做一個《論詩術》的譯注箋釋本。

《論詩術》雖成于前4世紀后半期，被奉為西方第一部專門系統的詩學理論著作，但其在古代世界似乎謎一般地隱匿著，甚至獨立于亞氏其他哲學著作的流傳，其抄本遲至文藝復興時期才得見天日。現存最早的見證中，有希臘抄本、拉丁譯本和阿拉伯譯本。阿拉伯本從年代上來說比歐洲抄本還早一些，但由于語言層層轉譯及阿拉伯世界對悲劇和希臘文化背景的隔膜，此系統價值頗受懷疑。因此，《論詩術》的研究缺乏連續傳統，本身有漫長難解的斷裂，古注古疏稀見。《論詩術》雖是如此古老的文本，其研究卻始于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文獻的發掘，是文藝復興以來近現代思想語境下的產物。《論詩術》影響在17世紀新古典主義達到頂峰，其中某些觀點以種種提煉歸納后的“成品”方式廣為傳播。在其影響如日中天之際，諸如“三一律”這樣帶有明顯誤解的條條框框亦被冠以亞氏規范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被奉為金科玉律，如是奠定了其經典地位。

反思文藝復興以來《論詩術》近現代研究的狀況，除了受時代風尚影響的誤讀外，對《論詩術》頗有問題的解讀方式也確有隱衷。深層原因就在于《論詩術》的文本狀況和寫作風格。現存《論詩術》似乎殘缺不全，行文粗疏隨意、含混晦澀。其間充斥著大量諸如論述不平衡、缺失、離題、脫節、語焉不詳之類的問題。糟糕的文本狀況和簡省的寫作風格對其解讀和研究影響甚巨，常陷入兩個極端，要么謹小慎微、陳詞濫調；要么自以為是、肆意發揮。歷經古今學術分科和研究范式巨大轉變，更是疑義叢生；及至近現代研究，受限文學文化視野，愈加畫地為牢。無論《論詩術》流傳歷史還是文本狀況、文體特征，雖是例行學術問題，但疑點頗多，且這些問題彼此割裂，并脫離《論詩術》內容解讀和意義探究。《論詩術》根本上仍是個謎一樣的文本！

還原到《論詩術》產生的歷史背景、作者意圖、理論框架，則《論詩術》本是亞里士多德從哲學視野，以哲學方式對“詩”這種事物進行的探究，是哲人對萬千世界思考的一部分，與其整全之思聯系緊密。在哲學和思想史上，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詩”進行了古典時代最激烈最強硬的攻擊，《論詩術》作為對此批評的直接回應，乃“詩與哲學之爭”這一重大問題的經典文本。現代以來，對“詩”的反思一再回到哲人視野中心，力圖重新繃緊詩與哲學間張力的現代哲人如尼采、海德格爾等，深切認識到《論詩術》乃哲學之思、哲人之作，在詩與哲學之爭中據有關鍵位置。從哲學語境和思想史角度，無論在古典思想的橫向坐標還是現代變遷的縱向語境中，《論詩術》都是思索“詩”之問題要遭遇的首要文本。重啟詩之反思，需要不斷返回《論詩術》本身，重新進行解讀和評估。《論詩術》既非特定文化觀念宣示或文學理論規定，更非寫作學、創作學教條手冊。《論詩術》凝練簡省的形式、抽象枯燥的風格、充滿疑義的表述、晦澀含混的論說與此哲學性質密切相關。

重回《論詩術》本身，重啟哲人意圖、問題框架，必須重視其文本形式、理論構架、意義表述。亞里士多德所有傳承下來的作品，除了《雅典政制》外，其他都是內傳（ακροαματικ，意為“口傳”）文本，即所謂“隱微”（ε′σωτερικ）文本，這本是文獻學上的常識，《論詩術》也不例外。“內傳”和“隱微”的原因在于內容的哲學性、理論性，目的是引導性、啟發性、思考性的哲學教導。與提供給學園外部的、宣教性質的、形式和內容通俗易懂、相當程度貼合大眾意見和接受程度的“外傳”（即公開發表的）的“顯白”作品相對，“內傳”和“隱微”著作僅限于學園內部，是給已經有相當程度學理和思考準備者的口傳講義。對于《論詩術》這樣一個文本的解讀，穿透其隱微風格至為關鍵。一旦隱微視野得以開啟，《論詩術》的諸多文本特征或許根本不是傳抄錯誤或者流傳損害，而很可能恰恰是隱微風格的有意為之；一旦有此意識，則傳統的疑難之處就變得具有問題性、引導性，成為開啟隱微解讀的入口。

研究發現，19~20世紀愛爾蘭的阿拉伯學者瑪高琉斯（DS Margoliouth）阿拉伯傳系譯注本中保留了極可能是古代傳統中流傳的對《論詩術》隱微風格的例釋。即便只是個別例釋，也強有力地證實了《論詩術》寫作風格的隱微性，理論內容的哲學性，文本性質的特殊性、目的性，形式和內容關系的密切性；其例釋表明了《論詩術》同亞氏其他哲學著述一樣邏輯嚴謹，與亞氏整個著作全集有緊密嚴格的文本互涉互證關系，這種關聯性也從一個側面反證《論詩術》根本上的“哲學性”。其形式隱微，內容哲學，二者密不可分。《論詩術》文本流傳的隱匿和斷裂，正是因為這種“內傳”性質，甚而可以說正是其隱微風格的超級成功。而阿拉伯傳系，不僅僅因為其時間上比文藝復興的研究傳統早，更因為就思想傳統而言，相比于西方世界的斷裂和古今之爭，中世紀的阿拉伯傳統才是古希臘傳統的真正傳繼者。因而，在阿拉伯傳系中發現對古代隱微著述傳統的內行解釋、哲學解釋其實并不那么令人意外。但長期以來，一方面因語言層層轉譯、文化背景隔膜等因素，阿拉伯傳系的意義價值頗受懷疑；另一方面隱微風格始終具有潛力，并不那么容易被穿透和接受。從現實看來就是如此：盡管西方學者也發掘和整理了阿拉伯傳系的東西，但這些解釋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從文藝復興到今天，這一解釋傳統在《論詩術》研究中始終邊緣，可有可無。

而對于達成這個目標，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重新重視和認真發掘阿拉伯傳系的遺留。瑪高琉斯本中雖然只是保留了一些釋例，但這些釋例是頗具一貫性的，因而是一套完整闡釋所遺留片段。作為范例，對如何解讀《論詩術》來說非常具有啟發性。瑪高琉斯本的釋例，能讓我們獲得一種“穿透隱微”的眼光，首先，尊重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尊重《論詩術》文本本身，尊重其文本形式、情節論證和表述方式，不輕言文本錯誤，而且特別要從那些看起來有疑問的地方找到闡釋的線索；其次，高度重視《論詩術》自身以及《論詩術》與亞氏哲學大全之間綿密的文本互涉，找到可靠的闡釋依據，以亞里士多德解釋亞里士多德。這種闡釋方法在近現代的《論詩術》注疏和研究中別具一格，毋寧說直指近現代《論詩術》研究之弊。

對于古典文本的古注古疏，尤其是口傳性質的闡釋，無論中西，都有必要考慮其家法師法，毋相羼雜。因此，筆者的箋釋力圖謹守瑪高琉斯本中呈現的阿拉伯傳系的家法師法。首先，該成果釋義專主瑪高琉斯本以為參考；其次，即便是瑪高琉斯本，其中出于阿拉伯傳系及其闡釋原則之外的近現代觀念的理解和注釋，均予以剔除。考慮到迄今為止，從阿拉伯傳系而來的校注本，除瑪高琉斯本之外，還有Tkatsch本。因此，該成果最大的遺憾是因為筆者不懂德文，無法處理Tkatsch本的內容。但是，因為Tkatsch本有意反對瑪高琉斯本，則處理這二者的關系，以及二者對于阿拉伯傳系的意義，可能屬于一個專門的問題。因此，無論如何，基于前述瑪高琉斯本釋例對于阿拉伯傳系闡釋原則的充分呈現，基于瑪高琉斯本并在其闡釋原則啟發下的完整箋釋仍然是有獨立意義的。

該成果的翻譯仍基于希臘原文。瑪高琉斯本的英譯文亦從希臘文譯出，另以拉丁文翻譯了阿拉伯譯本。由于阿拉伯本是譯文，且是轉譯，基于阿拉伯本的文本重建是極為煩瑣的，屬于一項非常專門的研究，因此該成果《論詩術》文本并不糾結這些問題，而是從希臘文翻譯《論詩術》文本。以Kassel \[OCT\]為底本，對照重視阿拉伯傳系的Leonardo Tarán和DimitriGutas新校勘本，參考瑪高琉斯本英譯。瑪高琉斯本的英譯文并不緊貼希臘原文，有部分譯文是釋譯性質，一些釋譯與其注釋中很可能是來自阿拉伯傳系闡釋的理解保持一致。筆者對《論詩術》文本的翻譯從希臘文直譯，只從意義上參考瑪高琉斯本，但并不跟從其譯文。但對于其譯文中具有闡釋性質，可以作為輔助理解的部分，筆者譯出并以“M本釋譯”的條目放在注釋當中做參考和對照。出于尊重《論詩術》文本的重要性，本書中譯文力圖緊貼希臘原文，中文詞法和句法結構做不到像西方現代語言和希臘語之間的相似性，但求做到不隨意增刪改移，保留文本缺陷和障礙，輔以校勘說明；關鍵語詞一以貫之，與希臘原文嚴格對應或附注希臘原詞，附詳細索引。瑪高琉斯本有一題為“亞里士多德的隱微風格”的長篇導言，保留了相當多釋例，且總結了隱微風格的闡釋原則，非常有價值，因此譯出作為本書導言。該成果的注解箋釋包括四個部分，除了上述“M本釋譯”外；“M本注”譯出了瑪高琉斯本注釋中符合阿拉伯傳系闡釋原則的注釋；“譯疏”是筆者對瑪高琉斯注的疏解；“譯注”是筆者根據阿拉伯傳系闡釋原則做出的注釋，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對《論詩術》情節論證的箋釋。

該成果以反思文藝復興以至近現代《論詩術》研究主流、反思中國《論詩術》研究和接受為起點。重視《論詩術》本身哲學性，關注哲人意圖、問題框架、理論表述；關注與柏拉圖、與“詩與哲學之爭”等哲學史思想史背景關聯。重新挖掘《論詩術》阿拉伯傳系意義和價值，重視《論詩術》內傳性質，隱微風格；重《論詩術》內部文本互涉互證、與亞氏其他著作文本交互引證。以文本疑難做突破口，將文本形式風格研究，將章句考釋、文本互涉等證據挖掘與哲學探究及情節論證結合，對傳統上割裂的各方面疑點和問題通盤考慮。

對《論詩術》這類古代文本的深入探討須建立在詳瞻嚴謹注疏基礎上。中譯本從希臘原文翻譯得少，帶注疏的更少且不完備。本成果可為中國學界《論詩術》研究再提供一個學術性標準注疏本。并且，當前通用的以陳中梅本集注為主，非貫通義疏。臺灣疏本有現代觀念先行、憑己臆斷之弊。該研究從希臘原文翻譯，緊貼文本箋證，貫通文意疏解的完備版本仍具基礎性、開創性意義。該研究是中文學界基于阿拉伯傳系闡釋原則對《論詩術》進行完整貫通箋釋的首次嘗試，從思想史意義來說，阿拉伯傳系的重新挖掘對于《論詩術》研究來說很可能并非另辟蹊徑，而是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