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美國小說中的9·11敘事研究

南京大學但漢松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美國小說中的‘9·11’敘事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CWW02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距離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了20多年，一個重要的共識或許已經形成：生活在新世紀的任何一個人，無論國籍、膚色、信仰或階級，都沒有對全球恐怖主義置身事外的幸運或冷眼旁觀的特權，這正是由我們所處的“全球命運共同體”所決定的。恐怖分子以恐怖的暴力劫持大眾的關注和想象，不僅嚴重傷害了社會個體共存的基本原則，也與文學藝術構成了競爭關系。恐怖主義暴力背后隱藏的宗教激進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邏輯（以及反恐暴力的敵友二元邏輯），構成了現代人文主義的天敵，而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傳媒因為受到資本的挾裹，無法真正清理這種暴力對于社會肌理的傷害。“后9·11”世界迫切地需要文學批評家展開行動，去對新世紀陸續產生的“9·11”文學作品展開系統的闡釋和批評，并以此為契機去謀求更廣闊光譜上的意義生產，讓“9·11”文學研究不僅局限于曼哈頓“歸零地”一時一地的災難事件，而是在更為廣闊的歷史斷裂線中尋找現代性和恐怖暴力的緣起與流變。

該成果將“9·11”和與之有關的文學作品/文學事件放在寬泛的歷史語境下加以解讀，從而希望獲得更大的歷史景深。一方面，發生于新世紀伊始的“9·11”恐怖襲擊有著自己的獨特性（譬如它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景觀性和媒介化），它不是任何戰后地緣沖突的簡單復制，而是構成了“當代歷史的斷裂點”；另一方面，圍繞“9·11”的國家悲悼和媒體再現暴露了簡單化的文化邏輯，具有不言而喻的短視性，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戀和全球帝國意識形態的褊狹。在美國及歐洲文學中，一些具有真正歷史思維的小說家和批評家將“9·11”放到奧斯威辛、廣島、德累斯頓、俄克拉荷馬等歷史坐標構成的連續體中加以再現。本書所實踐的批評方法，正是這樣一種基于歷史聯結的文本話語和審美分析：既承認現代恐怖主義濫觴自法國大革命之后高歌猛進的時代性，也密切觀照恐怖自古典時代開始對人類宗教、文化和心理意識的深遠影響。在本書中，恐怖不僅僅是某些當代反全球化極端力量的暴力展演，而是自古以來就浸淫于人類文明的自我形塑及其不滿中。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只有當我們以更復雜、更歷史的思維來看待“恐怖”這種特殊的暴力形式，才能更準確、更深刻地把握現代性和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他者憤怒，從而進一步謀求更為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  成果的主要創新

“9·11”文學研究在國內外屬于比較前沿的跨學科課題，除了與當代小說敘事研究有著緊密關系之外，還廣泛涉及美學、哲學、政治、人類學、媒介研究、心理學、腦科學等領域。本成果是目前國內第一部系統性地研究“9·11”文學的專著，不僅體現出了相當的廣度和深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著鮮明的特色和創新。具體來說，該成果的創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貫穿全書的歷史性思維。無論是“9·11”事件還是其文學再現，常常令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扁平化地看待恐怖襲擊本身，認為一切都是憑空而至的無妄之災，從而在自戀式創傷文化中沉溺于災難的特殊性本身，忽略了在更為深遠的歷史語境下看待全球恐怖主義的興起和未來。本成果力圖返回歷史的源頭，不僅從藝術追尋的“崇高”與恐怖的復雜關系切入，還將現代性帶來的文明及其不滿者作為核心要素，劃定了從法國大革命、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前史，到無政府主義、奧斯威辛、廣島、德累斯頓和曼哈頓“歸零地”之間的連續斷裂帶，從而將“9·11”事件代表的恐怖暴力及其思想邏輯歷史化，以獲得更大的景深。

（2）打破文學斷代的文本解讀。很多研究者將“9·11”作為一次特殊的當代全球性事件，也認為其后出現的“9·11”文學是當代文學的產物，是“時代寫作”的范疇。然而，該成果恰恰要打破這種時間性的幻覺，將“9·11”不再視為一種歷史線性時間的起止符，而是作為某個延亙于現代歷史廢墟的“鬼魂”。譬如，該成果開創性地提出“前‘9·11’小說”的概念，將梅爾維爾筆下“占領”華爾街的書記員和康拉德筆下試圖炸毀“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無政府主義者作為“9·11”恐怖分子的原型，從而不再以固有的文化偏見（如將“9·11”視為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教文化的文明沖突）劃定“我們”和“他者”，以透析出各種現代文明內部的恐怖主義文化。

（3）兼收并蓄的跨學科理論框架。“9·11”文學批評雖然是西方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但卻一直缺乏合理的理論整合，最突出的問題是往往未加批判地挪用其他理論資源（比如創傷理論或后殖民批評），卻忽視了這些理論話語與“9·11”本身的語境缺位。該成果一方面努力打通不同學科的壁壘（如引入阿甘本、米勒等人對大屠殺見證的研究、阿薩德對自殺襲擊的人類學研究和近年來關于創傷和共情的腦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從元批評的角度反思不同理論話語產生的語境和施用的限度。

三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主體部分共分為7章，涵蓋了“9·11”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關鍵詞（如創傷、他者、事件性、見證、共同體、暴力、共情和戰爭書寫等），重點研讀了從19世紀中期美國文學到21世紀美國當代文學中涉及恐怖主義和暴力主題的作品（如梅爾維爾、康拉德、德里羅、厄普代克、麥凱恩等），并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參考了如卡魯斯和卡普蘭的創傷理論、拉卡普拉和安克斯密特的歷史再現研究、列維納斯和薩特的他者哲學、德里達的事件哲學、米勒的大屠殺文學研究、加繆和阿倫特等人的暴力批判等）體現了與國際學術前沿的接軌，改變了國內已有的“9·11”文學研究過于關注少數作品或研究方法單一的局限性。

“藝術與恐怖”要做的，就是這樣的追本溯源，即在我們準備談論“9·11”之前，需要先返回歷史的源頭，思考藝術與恐怖曖昧關系。從艾柯論丑的歷史，再到伊格爾頓對“神圣暴力”的考證，一個需要被打破的歷史幻象浮現了出來——恐怖和文明從來都是如影隨形的，雖然后者常以自詡理性的價值觀為借口，來妖魔化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但文明得以確立秩序的過程中無處不見恐怖的鬼影。浪漫主義以降的現代藝術熱切地期待能夠用想象的暴力進行越界，從而反抗資本主義的同一邏輯以及挽救現代性中湮沒的有機個體。藝術家和恐怖分子的共謀/競爭關系，構成了我們審視“9·11”文學的重要出發點。

“見證與共同體”則是另一種對“9·11”文學的歷史語境化。這里，筆者之所以強調奧斯威辛到曼哈頓“歸零地”的連續性，并非暗示兩個事件具有無懈可擊的可類比性，而是試圖從大屠殺文學批評中嫁接可為“9·11”文學批評使用的理論資源。雖然阿多諾一再強調再現的絕境和“屠猶”對于西方文化合法性的瓦解，但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說，“毒氣室”悖論所帶來的不可再現性不應該成為阻擋見證的借口，對這些人為災難進行“見證”不是在用審美符號復刻那些被納粹化作青煙的極端情境，而是利用文學的施為性，在法律無法觸及的灰色地帶，言說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人之為人”的困局和恥辱。“9·11”事件雖然在暴力的極端性無法和“屠猶”相提并論，但圍繞燃燒的雙子塔內那些絕望的受困者和墜落者，不可再現性、見證和共同體的問題同樣至關重要。

“前9·11”小說研究了梅爾維爾《抄寫員巴特爾比》和康拉德《間諜》，似乎仍然是在“朝后”看，然而這種批評策略與前兩章一樣，仍然是基于對狹義“9·11小說”概念的一種解域；或者說，“9·11”的前史對于理解這個當代事件至關重要，梅爾維爾筆下那個消極抵抗的抄寫員早在基地組織之前就在曼哈頓發動了恐怖襲擊，這種恐怖如德勒茲等人所言是語言內部生發出來的，但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它本身蘊含著本雅明式“神圣暴力”的潛能。這篇19世紀中期的中篇小說極好地預示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和極端他者性的顛覆可能。同樣，康拉德的《間諜》從另一個方面揭開了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敵人——無政府主義者——如何試圖對公眾的想象力進行破襲。被譽為“第一部9·11小說”的《間諜》還體現了反恐戰爭可能的內爆，這種危險源自恐怖分子對“行動宣傳”的自我想象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內部秘密運作的反恐力量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裂隙，恐怖行動成為一種可以被任意賦值、調用、轉化的文化能指，多方參與的“敘事集團”在合力中讓暴力的意義變得更為含混。

從“9·11小說與創傷敘事”開始，本成果開始討論傳統意義上的“9·11”文學作品，所選文本也是當代美國文學中的經典——德里羅《墜落的人》、福厄《特別響，非常近》和麥凱恩《轉吧，這偉大的世界》，等等。筆者試圖在這一章激活國內學界對于“創傷敘事”的討論，不僅限于揭示“9·11”恐怖襲擊如何造成了所選文本中虛構人物的心理障礙和記憶缺陷，更是要關注“創傷”作為批評話語是如何在20世紀被建構和獲得廣泛流通的。卡魯斯的創傷理論承襲了弗洛伊德、拉康、德曼等人，但其獨創性在于對創傷聲音的發掘，從而將創傷癥候變成了一種朝向他者和他者發出的敘事。然而，卡魯斯對于不可再現性、不可理解性的過度強調，讓創傷敘事最終成為反對闡釋的堡壘。如果不見甄別和反思地在“9·11”文學批評中繼續沿用卡魯斯的創傷模型，或許將進一步阻塞全球化時代“我們”與他者對話的通道。這里，筆者重點借鑒了卡普蘭的創傷理論批判，從多元的、跨學科的創傷模型中入手，在極左和極右的創傷政治中尋找第三條道路，從而為“修通”（workingthrough）創傷尋找建設性的方案。

“極端他者和暴力”關注點從受害者轉為施害方，探究極端他者的恐怖暴力到底如何影響了當下社會對于普通他者的認知。筆者重點評析了哈米德《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和厄普代克《恐怖分子》，這兩個文本的共性在于居于中心位置的他者視角。“9·11”小說的反敘事傾向就在于此：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再現對于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化，把他者問題放入當前復雜的多元文化中加以考量。無論是哈米德還是厄普代克，他們筆下的穆斯林他者更像是“9·11”之后創傷文化的產物，這些人物深受美國文化的浸淫，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中東阿拉伯本地人士，或慕尼黑清真寺那些密謀襲美的圣戰者，卻因為矯枉過正的反恐而走向對于極端他者的認同。在這種他者視角的敘事中，我們得以窺見恐怖敘事中復雜的地緣矛盾和歷史記憶，也進一步認清了在“后9·11”文化中西方全球化的深刻危機。通過對阿薩德、本雅明、阿倫特和加繆等人批評文本的解讀，該成果讓“9·11”文學的他者問題不僅僅停留在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異質想象中，更試圖為暴力批判本身找到一個切實的基礎，這也是體現了中國學者獨立的立場言說。

“他者倫理和共情”將焦點微調，從他者政治領域轉移到他者倫理，并加入情感研究的維度，進一步豐富“9·11”文學研究的理論內涵。在本章中，筆者以文學文本和批評文本作為雙軸同時展開，不僅涉及了薩特在存在主義中論說的“他者”，還把列維納斯、德里達、米勒、哈貝馬斯等人放入討論場域，將“后9·11”的他者倫理變成了一種“眾聲喧嘩”的復調效果。這些關于他者的倫理學思考并不是為處理“9·11”文學他者問題提供了現成的倫理解決方案，而是燭照了這個問題極端的復雜性和異質性。如果說他者倫理試圖回答的是“我們”如何與“他們”相處，那么共情則在很多人看來是修復全球化恐怖主義造成的族群和文化撕裂的最佳解藥。然而，該成果認為，“共情”在這里依然是一個問題，而非現成的答案。通過對麥克尤恩《星期六》和瓦爾德曼《屈服》等作品的分析，該成果試圖傳遞一個看似悲觀卻更為審慎的觀點：跳出主體性的藩籬去與他者“共感”或“共情”，固然是一種更為開明進步的做法，但情動本身是基于身體的物性，繞過了復雜的情感、記憶、認知等大腦過程。共情的限度在于它的選擇性，共情式文學再現也只能基于作家本人的主觀想象，即使能夠擺脫文化帝國主義的嫌疑，也必須格外警惕這種共情的危險。該成果最后一章是“后9·11文學中的戰爭書寫”。筆者將目光投向了伴隨美國反恐戰爭而產生的新型戰爭小說，選擇了首部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伊拉克戰爭題材短篇小說集《重新派遣》。雖然美國文學中有著重要的戰爭文學傳統，但該成果試圖說明“9·11”及其反恐戰爭的特殊性賦予了這些新型戰爭小說某種獨特性——這不僅體現在反恐話語本身具有極大地爭議性，也因為戰爭形式的變化（譬如，美軍都是自愿服役赴海外作戰、與恐怖分子的不對稱戰爭以及無人機戰術的實戰化，等等）而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戰爭中的創傷、忠誠和士兵責任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