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湛：健步哲思之道

者：劉志洪，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吳玉章青年學者

學人小傳

郭湛，1945年生，黑龍江海倫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1969年吉林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yè)，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yè)，獲哲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世界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兼認識論分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主編。現(xiàn)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委員、學部秘書處秘書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顧問。著有《人活動的效率》《主體性哲學》《公共性哲學》《社會的文化程序》《哲學素質培養(yǎng)》與《論實踐的效能、效果和反饋》《人的主體性的進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批判理論》《新中國70年馬克思主義哲學成就與思考》等。

哲學是一種歷史性的思想。哲學研究的前行，離不開以學術闡釋為基礎的思想理論創(chuàng)造。數(shù)十年來，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郭湛先生撰寫了大量富有思想創(chuàng)見和社會影響的著述，求索、回答了一系列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于哲學觀、實踐觀、認識論、文化觀、人的哲學和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銳意開拓，為我國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韓愈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郭湛先生為文情理交融、不尚浮華，為人仁義厚道、和藹可親，對學術充滿虔敬與熱愛，對現(xiàn)實胸懷敬意與關切，對師長心存敬重與感激，對學生滿懷尊重與關愛。每一個到訪過他辦公室的人，不論年少年長，無一例外都“享受”過被他送到門口的禮遇。這是長期人格修養(yǎng)的自然呈現(xiàn)，也是郭先生對自己所主張的“文化”之人的主體性與公共性的自覺踐履。

遇見哲學，親炙名師

1945年，郭湛先生出生于黑龍江省海倫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本名郭修齊。1952年，他開始在齊齊哈爾上小學，后轉學至哈爾濱。1958年，他到哈爾濱第五中學上初中，1961年考上哈爾濱第一中學讀高中，不久轉學至伊春第一中學。在小興安嶺“林都”綿延起伏的林海雪原中，郭先生和如今的學子們一樣，為高考做著準備。那時的他，熱衷感性具體的事物，因而報考了提前招生的美術院校。無奈未獲成功，郭先生匆匆復習文化課參加高考，報考了幾所高校的中文、歷史、哲學專業(yè)，最后被吉林大學哲學系錄取。

錯過生動形象的美術，郭先生竟與抽象思辨的哲學相遇。1964年秋，他懷揣著憧憬，也帶著一絲懵懂，從伊春到長春，進入哲學世界，開啟了自己的哲學人生。當時，吉林大學哲學系有多名教師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班，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高清海先生。在這里，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次真正流淌進郭先生的心田。

大學畢業(yè)后，郭先生回到小興安嶺，任教于伊春師范學校，主講哲學課程。當時的學生年紀普遍和他相仿，個別人的年紀甚至比他還大一些，師生相處融洽。受吉林大學師長們的影響，他注重深入淺出地講授思想理論，清晰準確地分析和解決問題，頗受喜愛哲學的學生們歡迎。在教學相長中，郭先生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在大學所受的哲學訓練，是從事教學和研究的根基，但這個訓練只開了個頭，并沒有完成。他時常在學校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仰望參天大樹，再度深造提升哲學素養(yǎng)的愿望在心中升騰。

1977年，郭先生被調至中共長春市委黨校任教不久，得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征得單位同意，獲得了1978年參加考試的機會。結果，還沒來得及在黨校上一堂課，他便被錄取為研究生，重新開始哲學學習之路。

1978年10月，郭先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研究生。當時人大哲學系大師云集、群星璀璨，其中，蕭前、李秀林等先生是高清海先生當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班的老師和同學，讓他倍感親切和振奮。三年時光中，郭先生系統(tǒng)閱讀了中外哲學經(jīng)典文本，做了大量富含個人心得體會的讀書筆記。此外，他還聆聽了校內外諸多著名學者的授課與講座，領略了學術大家的風采。打動郭先生心靈的，不僅是豐富的哲學知識，還有當中的理論思維以及正確而深刻地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郭先生體悟到，這些大師所表達的不只是學術的精微，更是思想的深刻；不僅是眼界的高遠，也是胸懷的寬廣。

思考實踐與認識

改革開放之初，國人在思想解放的同時，也迫切需要在行動上發(fā)生變革，從而改變現(xiàn)實、改善生活，推動社會發(fā)展。這就要求在理論上對人的實踐展開深度理解。郭先生的專業(yè)研究正是從實踐開始的。

實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些人時常走向另一個極端：簡單、過度地強調實踐的決定作用。許多問題仿佛只要一訴諸實踐甚至僅僅提及實踐，就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對實踐自身的解析卻相當欠缺。顯然，這是一種簡單性思維。郭先生洞察到這一問題：認識的發(fā)展過程被分解開來，從其各個部分、各個方面的區(qū)別、聯(lián)系及整體上加以分析；而實踐作為發(fā)展過程未被分解開來予以詳細剖析。以對于實踐的模糊認識籠統(tǒng)地求解相關理論問題，得出的許多結論自然難以明晰。于是，他著力對實踐本身展開哲學“解剖”，讓人人“熟知并非真知”的實踐變得更為清晰可見。

1983年，郭先生的碩士論文《論實踐的效能、效果和反饋》在《哲學研究》刊發(fā)，其價值自不待言。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實踐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饋的規(guī)律。實踐過程中諸因素相互作用的展開表現(xiàn)為實踐效能，而這種相互作用展開之后的凝聚則構成實踐效果。從實踐過程本身的展開看，如果原有的實踐過程出現(xiàn)某種與預期不符合的結果，就需要依據(jù)對實踐結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改變實踐的程序設計，并引發(fā)實踐過程本身的改變，直到出現(xiàn)預期的效果。實踐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饋諸環(huán)節(jié)構成動態(tài)的循環(huán)，即“實踐—效能—效果—反饋—實踐”。這種循環(huán)是普遍而必然的，是實踐運動的基本規(guī)律之一。這或許是學界首次對實踐之規(guī)律所作的把握。郭先生思想的敏銳由此可見一斑。

碩士研究生學習讓郭先生得到了嚴格的專業(yè)訓練，成為一名剛健有為的思想者。1981年畢業(yè)后，他留校任教，自此一直耕耘于人大馬哲的百花園。同時，哲學的春天也大踏步地向包括郭先生在內的一代中國學人走來，讓他們能夠盛放自己的思想花朵。

認識和言說同實踐一道構成人的活動的三種主要形式。受博士導師夏甄陶先生影響，郭湛先生在深入考察實踐及其效率的基礎上，也對認識及其效率展開哲學思索。相對于實踐，認識論研究的難度或許更高。因為這是人以有限的認識能力對自身的認識展開的研究，是對認識本身的認識。人的認識時常出現(xiàn)偏差，給認識結果乃至實踐活動造成不良影響。在1992年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的《思維操作及其偏差的校正》一文中，郭先生分析了發(fā)現(xiàn)思維操作偏差的一般模式，即“反饋—對照—復現(xiàn)—審視—自省”，并提出了校正思維偏差的主要方式：邏輯校正、事實校正和實踐校正。這些研究深化了人類對自身思維操作的理論把握，十分有益于認識的進步特別是認識效率的提升。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每個社會成員乃至整個社會的效率，對社會的發(fā)展速度有直接影響。郭先生注意到這一關乎社會進步的重要問題，暗下決心從哲學的視角促成其解決。1984年，郭先生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人活動的效率》，正是對人的活動效率進行系統(tǒng)深入的哲學探索。該書提出，效率即活動的產(chǎn)出與投入的比率關系。這一哲學概括十分精準、深刻，各種效率問題唯有從這一理論高度透視方能走向深入。《人活動的效率》于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夏甄陶先生在該書序言開頭明確強調，這是一部哲學著作。之所以如此鄭重聲明，同哲學界當時不作此類研究頗有關系。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哲學研究的是抽象的問題，像活動效率這樣的現(xiàn)實具體問題皆在哲學的范圍之外。其實，哲學將此種現(xiàn)實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以思想的方式展開深度反思，形成系統(tǒng)性的理論認識，有助于引導現(xiàn)實活動的改變。因此，這同樣應當成為哲學研究的重要進路。

從哲學解讀文化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初步發(fā)展，文化復興勢所必然地成為全民族關注的焦點，亦成為中國學術界研究的熱點。郭先生潛心從哲學視域關注文化問題，成為受同人普遍敬重的文化哲學研究專家。在他看來，文化概念應實現(xiàn)從狹義向廣義的轉變，由小文化觀轉向大文化觀。大文化觀不是將文化看作社會即人的世界的一部分，而是視為人的世界的全部，尤其是其中的精華。郭先生強調，立足廣義文化概念的大文化觀是一種世界觀、人生觀，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這是學界對文化理解的一種根本性變革，構成文化研究的一種嶄新思路。

對于文化的概念，人們眾說紛紜。郭先生從哲學層面出發(fā)，從關于文化的諸多定義中進一步提煉出文化的本質：“人為的程序”與“為人的取向”的統(tǒng)一，或者說以為人的取向為核心之人為的程序，并就這一本質展開說明和論證，從而對文化作出一種富有特色的哲學界說。他指出，已有的眾多定義表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或最根本性的內容是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意識方式。概括起來，即人的活動方式。文化是一種程序。它是人給自己的社會行為編制的程序，是同類活動方式通過比較、選擇而優(yōu)化的程序。這種程序是人為的程序。文化是人為自己確定的活動方式、方法、規(guī)則、目標、途徑等。文化程序由取向引導。理性的人之所為是有目的、有指向、有追求的，這些可統(tǒng)稱為取向。程序和取向構成文化的兩個本質性向度。文化程序由文化取向引導，而文化取向則通過文化程序實現(xiàn)。在應然意義上，文化的取向是為人的。這種為人性是貫穿文化程序之中的本質屬性。這是關于文化的深刻理解，產(chǎn)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愈益取得學界的認可。

20世紀以來出現(xiàn)的文化相對主義是一種頗受關注也值得關注的思潮，這種思潮關涉的問題其實遠遠溢出文化的范圍。郭先生對此思潮作了反思與批判。文化存在著相對性和絕對性的關系問題，這一關系構成理解文化相對主義的關鍵所在。他指出，文化的相對性易導致某些文化相對主義理解，但不應走向極端，成為絕對意義上的文化相對主義或極端文化相對主義。具體的文化總是屬于一定主體的、處于特定時空中的歷史的存在，因而有其相對性。但把文化的相對性推向極端，只承認文化的相對性，不承認這種相對性中存在絕對性，即穩(wěn)定的可以超越特定主體、特定時空和在不同的文化主體之間傳播、交流和轉換的東西；只承認每種文化的獨立性、個性或特殊性，不承認不同文化間的相關性、共性、普遍性，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這一見解為批判和超越至今仍然流傳的文化相對主義提供了堅固的理論基礎。

對文化的哲學理解為新時代中國的文化自信提供了豐厚的理論條件。郭先生指出，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覺為前提，真實的文化自覺構成真正的文化自信之根基。這一見解對于中華民族在當代生成進而提升文化自信富含啟示。在對文化自覺的反思中，關于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創(chuàng)優(yōu)的問題，尤其需要在理論上予以關注，在實踐中加以解決。文化必須在傳承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一個民族文化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創(chuàng)造力，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依賴于自身創(chuàng)造力的迸發(fā)。從根本上說，文化創(chuàng)造的目的不是更新，而是更好，即更真、更善、更美。文化的進步是不懈創(chuàng)優(yōu)的過程。唯有發(fā)揚文化的創(chuàng)優(yōu)精神，中華文化方能在當代通達本真意義上的復興。這是從哲學視角對文化發(fā)展的深刻解讀。

探尋社會歷史大勢

在考察實踐與認識的同時，郭先生對作為其豐厚土壤的人類社會歷史，特別是其中的必然性，如規(guī)律、機制和趨勢等作了深入研究，既推動了對實踐與認識的合理理解，亦為更準確把握人類社會歷史提供了可靠的理論鎖鑰。作為學者，置身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他胸懷強烈的使命意識，力圖從學術的視角探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大勢與人類歷史前行的邏輯。

規(guī)律作為本質的必然聯(lián)系，是社會歷史的深層奧秘，令人著迷，又難以把捉。探索社會歷史的規(guī)律，不僅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郭先生關于社會系統(tǒng)中被動效應與主動效應的闡釋，是能夠為人們直接感知的一例。在社會生活中，時常發(fā)生一種消極現(xiàn)象：一些人不是把自己看作社會的能動主體，而是視為受動的被作用者。他們認為，自己的活動對于龐大的社會之網(wǎng)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自己的努力無濟于事，那么就只能坐待別人作用于自我，給自己創(chuàng)造充分的條件，然后才能行動。一個人采取這種態(tài)度，就會影響相關的他人。許多人采取消極態(tài)度，就會在社會系統(tǒng)中造成下落式的協(xié)動，降低社會成員普遍的能動水平，減弱社會生活的活力，導致整個社會出現(xiàn)大范圍的被動效應。對此，郭先生大聲疾呼，“每個人都應作為自覺的主體來主動、能動、積極地行動，從有利于社會整體發(fā)展的方向上作用于其他社會要素”。這對于理解社會生活及其復雜性具有啟示，特別是對于消解目前仍然存在的被動效應，推進主動效應，創(chuàng)造積極向上、昂揚奮斗的發(fā)展氛圍富有啟迪。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讓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就取得巨大成就，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充分激發(fā)了每個人的積極性、能動性。全面深化改革同樣需要甚至更加需要發(fā)揮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能動性。

社會歷史規(guī)律通過相對具體的機制實現(xiàn)。由規(guī)律到機制，能夠更具體地把握社會歷史的必然性。郭先生嘗試揭示歷史前行的機制，更為深入地把握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脈搏。以教育部委托項目為契機，他和博士生們專題考察了社會運行的機制，尤其是我國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的方向引導機制、動力機制和利益機制，并從這三種機制出發(fā)分析我國社會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的互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輝煌成就，同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的良性互動密不可分。改革是發(fā)展的動力，發(fā)展是改革的目的，穩(wěn)定是改革和發(fā)展的保證，和諧是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統(tǒng)一。他認為，中華兒女需要確立系統(tǒng)、辯證的思維方式，建立和完善制度、體制，不斷在實踐中探索和創(chuàng)新，持續(xù)優(yōu)化社會機制，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實現(xiàn)社會系統(tǒng)的優(yōu)化。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今天，這一思考仍然具有價值。

在必然性的規(guī)律與機制作用下，社會歷史表現(xiàn)出某些確定不移的趨勢，特別是“大勢”。于當代中國而言，最突出的“大勢”是社會主義的更高發(fā)展。郭先生考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特色與品格問題，提出“非模仿者總會形成自己的特色”，但“具體特色有品格高下之別”，因此“要不斷強化特色升格意識”。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應當持續(xù)向社會主義的高階品格邁進，不懈提升自己的品格。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即中國特長。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愈益生成和展現(xiàn)更加強大的生命力與吸引力。正確認識特色與品格的內在聯(lián)系，有助于在實踐中避免盲目性，更自覺地加快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建設步伐，趨向社會發(fā)展的更高目標。

從主體性到公共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的主體性日益發(fā)展，主體意識、主體精神、主體地位等問題日益突出，同時，反主體性效應亦日漸顯現(xiàn)。中華民族對合理主體性的需要愈益迫切。1992年，一位美國學者撰寫的《主體性的黃昏》在國內出版，類似“主體性的黃昏”這樣的說法甚囂塵上，一些人開始輕慢乃至否棄“主體性”。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郭先生對人的主體性展開了十分深入的哲學省思，成為主體性研究熱潮中的弄潮兒。他的《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一書，深刻界說了主體與主體性，揭示了主體性的矛盾內涵，進而從個人、群體和人類這三種人的形態(tài)對主體性作了解剖，最后在反思當代主體性困境中提出可能出路——發(fā)展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郭先生強調，主體性不是夕暉而是朝霞，包括華夏兒女在內的當代人類仍舊十分需要主體性。當然，這以確立合理的主體性觀念為前提。

在一般意義上，人的主體性存在某種具有規(guī)律性的演化過程。郭先生提出了一種關于個人主體性演化的理論“假說”。個人主體性的發(fā)展大體經(jīng)歷三個時期、九個階段：在“初級期”，人的主體性由“自在的主體性”“自然的主體性”“自知的主體性”和“自我的主體性”這四個依次上升的層級構成。在“轉折期”，人的主體性主要表現(xiàn)為“自失的主體性”。而在“高級期”，人的主體性則從“自覺的主體性”逐層上升至“自強的主體性”“自為的主體性”，最終通達“自由的主體性”。其間，以自失的主體性為轉折點，將前四個階段與后四個階段劃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大時期。郭先生將自然科學中的“假說”運用于哲學，提出了關于主體性演化的這一假說，彰顯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交融。這一假說提出三十年后，仍舊沒有被駁倒，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成為科學。

社會歷史中活動的文化之人，在逐步意識到個體主體性的意義與局限后，勢必走向共同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然而，這一過程是艱難和緩慢的。事實上，在現(xiàn)實社會中，充滿了源于欲求和利益分歧而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乃至沖突。這種沖突構成現(xiàn)代社會尤其西方現(xiàn)代文明一種內在而本質的矛盾，甚至一定程度地瓦解著文明的根基。基于此種認識，郭先生在系統(tǒng)考察人的主體性基礎上，深入探討了人與社會的公共性，并于201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作為《主體性哲學》姊妹篇的《公共性哲學》，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廣泛關注。當前，各門社會科學都在從各自視域、以各自方式研究各類公共問題。從哲學層面省思公共性問題，無論對于科學還是哲學，對于理論抑或實踐，都有重大價值。從主體性到公共性，既反映了郭先生哲學研究的心路歷程，亦表征了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

郭先生從較具體的公共性表現(xiàn)或樣態(tài)入手，發(fā)掘其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質，嘗試達至對公共性本真的哲學理解。根本而言，人的公共性是人作為公共性存在的規(guī)定性，或者說是人在共在活動過程中生成和顯現(xiàn)的品性。誠如郭先生所言，公共性主要指向人與人的關系，它是社會成員之間的主體間性，即由更多主體形成的增加了某種新質的共同主體性。他指出，公共性是對主體性的超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呈現(xiàn)出“從主體性到公共性”的范式轉換。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性的范式轉換是：前主體性—主體性—主體間性—公共（共同主體）性。前主體性標志著傳統(tǒng)的人的發(fā)展狀態(tài)。主體性是現(xiàn)代人的主要特征，個人成為獨立、自主、自由的主體。在當代，主體之間通過交往、合作形成主體間性。主體間的關系超出少數(shù)人之間的關系，就會成為一種共同主體性。他強調，一個公共性的時代已經(jīng)到來。共同主體性、公共性的發(fā)展是現(xiàn)代社會生活發(fā)展的必然邏輯。公共性的建設和完善作為當代世界和中國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核心意義的問題，理應成為當代哲學特別是當代中國哲學關注的焦點。這些見解引發(fā)了較大反響，業(yè)已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并引領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方向。

在“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郭先生鄭重指出，中國當代哲學研究一定程度存在重闡釋、輕創(chuàng)造現(xiàn)象。唯有挺立時代現(xiàn)實與思想潮頭、達至時代最高水準、具有高度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研究，才可能鍛鑄出真正優(yōu)秀的哲學思想。經(jīng)典的哲學研究具有超越時間的恒久意義，但它們唯有通過思想理論的勇毅創(chuàng)造方能實現(xiàn)。他強調，為實現(xiàn)中國當代哲學的本真發(fā)展，應扭轉重闡釋、輕創(chuàng)造傾向，在學術闡釋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思想創(chuàng)造與理論建構。這一見解得到許多學者認同，對于新時代中國哲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推動作用。在長期交往、交流過程中，筆者深感先生這一呼喊發(fā)自肺腑，是真真正正、實實在在的嚴肅考量與熱切吁求。郭先生不僅在言論上倡導，而且始終在扎根現(xiàn)實、立足學術的基礎上開展思想理論研究。他諸多具有鮮明主體性與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研究成果，正是當代中國學人努力建構高水準自主哲學知識體系，建設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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