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宏偉：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

 作者：霍宏偉，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負責人、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院長

唐代詩人韋應物《登高望洛城作》云：“高臺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詩中盛贊的就是位于今河南省洛陽市的隋唐洛陽城遺址。該城始建于隋代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毀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歷時523年。它是中古時期的著名都城，與隋唐長安城并稱“東西兩京”，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空間體系構成與營建規劃特點

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是指該城內外不同的建筑空間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內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其空間體系并非一次創建而成，而是經歷漫長的城市發展，逐步形成與完善的。根據該城址考古遺存的空間分布，結合文獻資料，其空間體系可歸納為城、苑、窟、墓四個組成部分。自內向外的記述順序，既反映出隋代東都城營建工程的基本次序，也是隋唐洛陽城龐大空間體系逐步形成的過程。

城，指宮城、皇城、東城、含嘉倉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環繞的城市范圍，其不僅是社會等級制度在城市物質空間的反映，而且與城市社會空間的分層有對應關系。唐杜寶撰《大業雜記》云：“東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城垣以內面積約47平方公里。苑，包括隋唐兩代的離宮別苑。根據空間位置的不同，分為苑內型、城郊型及縣區型等三種類型。苑內型離宮數量較多，最為著名的是位于西苑南部的隋代顯仁宮，唐代新建離宮中合璧宮具有代表性。城郊型離宮僅見亭子宮。縣區型離宮分布于城西、西南、南面及東南，距城相對較遠。別苑即位于城西、面積廣大的皇家園林西苑。窟，是指以隋唐洛陽城南郊龍門石窟為中心的龍門地區，上述前兩部分主體為世俗社會空間，這一部分為宗教社會空間，反映出“北南呼應，城窟一體；城興窟盛，城衰窟微”的關系特點。墓，是指隋唐洛陽城城垣之外隋唐時期的大片墓地，普遍位于城郊及縣區。

此四者是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研究的主要內容，可以從總體上概括為三組關系。

隋唐洛陽城空間體系，包括城、苑、窟、墓，是一個整體。城內外各個不同的空間單元，諸如城垣以內的宮城、皇城、東城、含嘉倉城及外郭城，城外的離宮別苑、龍門石窟、隋唐墓地等則作為局部。整體是由若干個局部構成的，但整體并不是局部的簡單相加和組合，它統率各個局部，高于局部。兩者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相互影響。城市局部的改變，會在某一方面反映出城市整體布局的變化，與整個城市有著密切關系。例如，隋唐洛陽宮城門址封堵現象可見唐代前、后不同時期宮城整體布局的改變。洛陽城與隋代墓地的變遷，也能反映出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當洛陽城址由漢魏故城西移十八里營建新都后，漢魏城的居民遷居隋代東都城，隋代墓地的分布也顯示出向西擴展的趨勢，開辟出新的塋域。

隋唐洛陽城空間布局等城市外部形態的演變顯示出自隋至唐三個世紀時代與社會的變化、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變化。以隋唐東都城外部形態的演變作為突破口，可見隋唐洛陽城的空間布局折射出隋唐時期社會與思想的變遷，反映出物質與精神的密切關系。可以說，都城物質形態布局結構的改變，是其精神文化、社會歷史變化的反映。

東都城空間布局演變可以說明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將考古學研究上升到史學的高度。隋唐洛陽城空間布局的改變不僅揭示出城市性質、功能的變化，而且反映出國家歷史、社會文化面貌的變遷。對東都城這樣一座單體城市的個案分析，從區域角度來看屬于微觀研究，但是作為都城，它與國家的關系是緊密相連的。北宋李格非曾論述洛陽與國家盛衰的關系：“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隋唐洛陽城在營建之初是隋代的東京城，大業五年改稱“東都”。其營建規劃的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崇方、尚中、跨水營建等。

崇方，可謂“不方而方”。“不方”，是指外郭城四面城墻長度不一，略呈梯形，而非正方形或長方形。經1959年考古勘查，隋唐洛陽外郭城四面城墻長度不同：東墻7312米，南墻7290米，西墻6776米，北墻6138米。外郭城形制南寬北窄，大致呈梯形，如《唐六典》所云東都城“郛郭南廣北狹”。“方”，是指宮城、里坊的形制基本為方形，《大業雜記》載：“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跡》引《兩京新記》：“按韋述《記》，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

尚中，即“不中而中”。“不中”，是指相對于隋代東都城城垣范圍而言，全城中軸線偏西，為非對稱布局。隋東京城上應天中，下擇土中，洛陽自古就被稱為“土中”。在五行中，土居中央，擇洛建都，實為宅居四方之中而一統天下。從整個城市體系來看，“東城西苑，東實西虛”，中軸線仍然居中。中國人自古講究陰陽對立平衡原則，不可能讓全城中軸線偏西而無任何補救措施。在洛陽城西側構筑面積廣大的西苑，正是古人平衡原則在都城營建實踐中的巧妙運用。當然，即使在單個里坊及市場內，也體現出“尚中”的規劃理念。洛陽一般里坊以十字街將其劃分為四等份均勻空間，十字街的交叉點成為里坊中心點。豐都市平面似九宮格，中央一格為市署。乾陽殿位居宮城的幾何中心，該殿為大朝正殿，是全城最為重要的主體殿堂，它擋住了中軸線的向北延伸。建筑歷史學家傅熹年曾在隋唐洛陽宮城實測圖上進行過詳細測算，發現乾陽殿居宮城幾何中心。武則天時期，大朝正殿乾元殿被拆毀，于其地營造了明堂。

古代都城大多依山傍水而建，較少跨水而建。隋東都城跨水營建，成為該城規劃設計的一大特點。《大業雜記》云，東都大城“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兩京新記》：“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跨水建城，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航運、供排水等方面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能為宮城、皇城的安全起到一定的軍事防御作用。

東都城規劃的核心理念

以象天法地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八卦及陰陽五行、儒家思想為核心內容，是隋唐洛陽城營建規劃的主導因素。

古人將天空劃分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及天市垣。隋東都城的規劃設計者，將都城的不同區域與天上三垣對應，使其成為大地上具有象征意義的“宇宙之都”，在都城人文環境中融入天文觀念，如將宮城稱為紫微城，皇城名為太微城等，這是“象天法地”思想觀念的具體體現。

《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周易》思想在古人的行為規范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洛陽宮城位居全城西北部，地勢高敞。大朝正殿隋稱乾陽殿，唐改為乾元殿。“乾陽”一詞，應出自《周易·系辭下傳》：“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元，《周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亦指天、帝王。據《河南志·魏城闕古跡》載，在曹魏洛陽宮殿中，已有用“乾元”作為殿名者。大業殿之名，源于《周易·系辭上傳》：“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可見《周易》在都城營建中的重要作用。

隋唐洛陽城門命名或是根據城門所在方位，依陰陽五行而命名；或源自儒家經典，如建國門；或據天象命名，如則天門、端門，左右掖門。隋東都外郭城城門的含義，與陰陽五行有關。東城垣屬東方，象征木、陽性、春天，故有上春門、建陽門。南城垣屬南方，象征火、夏天，以建國門為代表，唐代稱定鼎門。中為土，五季中以長夏為象征，故有長夏門之名。隋白虎門，從四象上來說，白虎屬于西方，因郭城西墻無門，故移置南城垣建國門之西，以示西面之門，象征金、秋天。若無，則顯得整座城市不均衡。初唐將此門改為厚載門，因門址位于西南，后天八卦中坤卦居西南，“厚載”代表坤卦，《周易·坤卦》象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宮城北面有玄武城，其正門玄武門。在四象中，玄武屬北方，象征水、冬天。隋代洛陽西苑四面苑門的命名，亦是四方與四季相對應，故西苑東面有望春門，南面有清夏門，西面有迎秋門，北面有御冬門。

隋唐洛陽城洛南里坊命名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如東側一列里坊名多帶“仁”字，有里仁、利仁、歸仁、懷仁、仁風、靜仁諸里坊；西側有兩列坊名多用“義”字，有懷義（即唐通濟）、富義（即唐廣利）、承義、明義、教義等里坊。命名的根據在于，東方屬木，配以仁，西方屬金，配以義。洛南里坊區中部有兩行里坊多以“善”為名，分別為從善、章善、嘉善、修善、福善、擇善、勸善、旌善、尚善、積善諸里坊，應是與“中”相配。這種命名方式，在武周時期神都四方匭的配置上也有所反映。據《唐會要》記載：東方配仁，南方配信，西方配義，北方配智。在以后的都城城門命名中，這一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例如，金中都外郭城四面城門的命名，就強烈地反映出五方與五德相配的思想觀念。東有施仁門，西有彰義門，南有端禮門，北有崇智門。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北方為智，東西南北與仁義禮智相對應。

洛陽城里坊名稱，最為形象、直觀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對該城規劃的深刻影響。里坊命名原則上主要采自儒家經典中的名句。另有少量是以地點和居住者身份來取名。儒家經典主要采自《論語》《周易》《詩經》《禮記》《左傳》等，可以舉出30余例，如“里仁里”源于《論語·里仁》：“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積善里”來自《周易·坤卦》：“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景行里”出自《詩經·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溫柔里”與“敦厚里”源于《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恭儉里”與“慈惠里”出于《左傳·成公十二年》：“享以訓共（恭）儉,宴以示慈惠。共（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由此可見儒家文化對隋代城市營建規劃的深刻影響。采用儒家經典名句來為里坊命名，在西晉洛陽、北魏洛陽、隋大興城已有先例可循。

在中國都城史上的重要地位

隋唐洛陽宮城和皇城井然有序的空間布局、宮城門殿縱列制度等影響了宋、金、元、明諸代宮室制度。從隋唐時期的東都城演變為北宋西京城，雖然城圈范圍沒有縮小，物理空間未見壓縮，但是在該城內的某些區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出現了部分城門的封堵與新開現象，政治、經濟重心發生偏移，已顯現出城市地位、等級下降的態勢。從整體上來看，前期城門封堵仍然是局部性、小范圍的，未對全城造成嚴重影響，城市整體結構未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末長安宮城的徹底廢毀，使得保留較為完整的隋唐洛陽宮城形制、布局對北宋初期東京汴梁皇城的改擴建工程以及金、元、明時期都城宮室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宋史·地理志一》載，北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隋唐洛陽城成為中古時期都城向近世城市過渡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只有將其放在整個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的宏觀背景下進行考察，才能體會到它在我國都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國城市史發生巨大變化，始于中原地區。北宋汴京城從封閉式里坊到開放式街巷的轉變，發展成為首屈一指的商業性大城市，應有其歷史的傳承，要從洛陽城尋找根源，因為在唐末五代時期城市發展過程中，洛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五代后唐之前，洛陽城中已出現街巷，后唐時沿襲舊制。唐末五代時期的洛陽城是探討里坊制向街巷制轉變的典型個案，應引起學術界重視。

綜上所述，隋唐洛陽城在空間上位居天中，集百家之長，成為隋唐時期南北都城文化交匯融合之作。東都城發展、變化時期正處于“唐宋變革期”，在時間上，它承上啟下，是我國城市由中古政治性、軍事性城市向近世休閑城市過渡的典型范例。在空間布局的演變過程中，城由封閉式空間向開放式空間變化，即由里坊制向街巷制的轉變，在唐末五代時期的洛陽城市中得到了較好體現，成為解剖里坊制向街巷制轉變的重要例證。由此可見，隋唐洛陽城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