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

暨南大學王列耀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華僑華人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項目批準號為：12AZD08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池雷鳴、彭貴昌、易淑瓊、歐陽光明。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當前的世界局勢風云多變，一方面“全球化”深入推進，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甚囂塵上，讓砥礪前行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充滿了世界性的挑戰和機遇。在這樣的形式下，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積極擁抱全球化，不只走向世界，更要融入世界，而有效推行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推動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正是題中之義。就目前來看，中華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仍面臨諸多戰略困境。

該成果希冀在對此困境認知的基礎上，開拓一個“華僑華人文學”的新視角或新途徑，嘗試積極討論有關“百年中國文學”的某些觀念，拓寬“百年中國文學”的版圖，并由此展開，對“百年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課題的新關照、再認識。歷史地看，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或者說現代時期的“東學西漸”正始于旅居海外的中國人，或者說華僑華人。對如此的文學史認知，雖然已被嚴家炎等學者所關注與闡發，但就整體而言，其影響仍然微弱，其拓展依然逼仄，而這正是本課題聚焦之所在。在傳播語境下闡述“本土”與“海外”之間的關聯，以便建構一個世界性的“傳播中國”；通過呈示華僑華人文學具體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文學場域等闡述及其在海外傳播中的實際作用與效度，以探討百年中國文學與華僑華人文學之間的歷史性互動與對話，以及如何在“文化中國”中實現深層次的融匯與貫通。

該成果意義是更新觀念、總結經驗、打開新局。從百年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路徑可以看出，我們對“中國”內涵的理解是隨著時代脈搏的跳動而演進的。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新時代語境下，“中國”要真正地實現由“本土”走向“世界”的延展，進而由民族性的“中國”向世界性的“中國”轉化。在這種延展與轉化中，首要的觀念更新即在于重新厘定“華僑華人及其文學”與“中國及其文學”的關系，并在其中重新認識與界定“文化中國”“傳播中國”“民族中國”“國家中國”等文化的、精神的、審美的、疆界的范疇及其相互間的關聯。只有有關新時代中國的觀念更新了，才有可能實現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延展與“傳播”建構，而在這種不斷的延展與建構中，華僑華人文學由于天然的處于“本土”與“海外”之中的“居間性”，與跨文化傳播所要求的語言間性、文化間性等具有相似性與共通性，因此將為百年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中實現由“本土”向“海外”，或者說由“民族”向“世界”的轉向提供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目前學界對傳播困境的認識不能說不全面和深刻，但破局的對策與路徑似乎理論性多于實踐性，而一旦“華僑華人文學”在海外傳播方面的成功得以揭示，那么它們將成為當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歷史之鑒，且蘊藏著開創新局的動力與希望。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我們認為：“百年中國文學”，理所當然指的是百年來包括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文學，也包括中國作家在海外僑居時期的文學。近年來，諸多文學研究者與文學史家，對此已經較為重視；不僅盡力將臺灣、香港、澳門文學納入百年中國文學史中，也注意到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資源。但是，僅此并不完全。其一，所謂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資源，是一個非常復雜與深厚的“富礦”，既有像魯迅、郭沫若、朱自清等著名作家單純的僑居型創作，更有像白先勇、張翎、嚴歌苓等作家僑居加定居型的創作。在僑居期間，他們持有中國的護照；他們的創作，理所當然的歸屬于中國文學；在定居之后，他們成為所在國的公民，他們的創作已經成為所在國的少數族裔文學。但是，文學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創作，很可能會跨越僑居與定居兩個時期。更何況，作家身份的轉變與創作心態的轉變，并不可能同步。其二，所謂百年中國文學，并非只是百年的漢語文學，它不僅要包括中國各民族文學，也應該包括百年來中國人使用各種語言進行的文學創作，例如，英語、法語、日語等。這個問題，如果放在國內，也許并不突出。但是，從“華僑華人文學”的視角來看，則非常重要，非常突出。因為，并不僅僅只有林語堂用英文寫作在西方引起轟動，陳季同、容閎、程抱一、熊式一、蔣彝、葉君健、黎錦揚、凌叔華等一大批華僑華人作家，在他們的僑居與定居期間，用所在國語言進行文學創作，均獲得了成功、引起了轟動。其三，海外華裔作家是純粹的定居型作家；他們土生土長于所在國，而中國也不再是故鄉，僅是原鄉；由于區域的差異，他們有些用所在國語言寫作，有些堅持用華文創作，但不管語言為何，他們都不可能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作家；可是，語言和身份的改變不代表中華文化精神、中國文學資源不再是他們文化認同的源泉，相反他們根本無法斷裂，只不過更加看重中國性與在地性之間的調適與融匯；因而他們可視為“文化中國”意義上的世界性的中國文學。這一現象，在近百年來，尤其新時期以來，越來越突出。如果，我們不關注這一現象，不能將這些海外中國人的海外創作成果，及時納入中國文學版圖，不僅僅是一種遺憾，也是中國文學寶庫的一大損失。如果，我們能夠從“華僑華人文學”這個視角或途徑認識“百年中國文學”，深入挖掘中國文學海外資源這個非常復雜與深厚的“富礦”，并且，將中國人使用各種語言進行的文學創作，尤其是海外中國人使用所在國語言進行的文學創作，納入百年中國文學，我們就會對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產生一些新的了解與視角。例如，百年中國文學的生產方式——在海外生產，傳播方式——在海外發表或出版，傳播效果——在所在國主流社會傳播，并引起轟動等。或許可以說，因此，“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不僅是國內生產——先國內、后國外傳播，也可以是國外生產——先國外、再國內傳播。甚至，還從一個側面豐富著我們的理論認知：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方式與特色是多樣的，在這個過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也應該越是民族的。

在已展開的嘗試中，我們將“海外”這原本不可分割的空間技術性地分為“華僑華人社會”和“主流社會”兩個互有區別又緊密統一的子空間。之所以如此人為性的切割，固然是為了研究便宜的需要，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海外”的真實情形使然。之所以如此說，原因在于“華僑華人社會”與“主流社會”之間的關系因國別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的面貌，實際上很多的時候，二者之間都存有歷史的間隙。以傳播為例，在“主流社會”的傳播往往是跨文化、跨語際傳播，而在“華僑華人社會”卻存有語言內傳播的可能性，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本課題選取馬來西亞作為一個“華僑華人社會”語言內傳播的代表。

由于歷史的種種，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生存空間，特別是文化空間處于被擠壓的狀態，但或許正是由于這種生存的擠壓，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至少從教育、傳媒、觀念三個方面傳承中國文學，進而守護作為少數族群的中華文化之根。在這個跨域的文學傳承中，我們一方面可以認識到中國文學、中華文化的韌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傳播過程的文化適應性的問題，而這正是本課題關注之所在。傳播是一種互動與對話的過程，尤其是在華僑華人社會傳播時更要關切這一點，而非因為親緣的關系，就可以忽視在地性的需求。可惜的是現有的大多海外傳播方面的研究，最為關注的是“海外”中的“主流社會”，而往往對“華僑華人社會”視而不見。這種忽視，很大的可能在于很多人只看到“華僑華人社會”理所應當的屬于中華文化圈，或者說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將因著語言的便利而自然地在華僑華人社會傳播與接受，但這種“自然”是有著期限的，即便華文的保持可以跨越代際，但傳播依然會遇到文化調適性的問題，因為在一個長時段時間里民族國家疆界將是跨文化交往中顯性的重要的影響因素，而這個看不見的疆界線將消解文化的自然性、血緣性。

在“海外華文教材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海外華文傳媒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文學論爭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三章里，我們將展示文化的守固在邊緣處境中的韌性與艱難，但也希冀能夠揭示出海外華僑華人社會對中國文學、中華文化需求的主體性，盡管這個主體性很多時候是在與主流社會的斗爭以及族群文化的延續中生成的，但也足以宣告他們之于文化調適的“拿來主義”姿態。海外華文教材的編纂，特別是之于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選取，既呈示了百年中國文學對海外華文教育、華人文化認同的巨大影響，同時也暴露出片面性的缺陷。華文教材對在地性的關注不足，導致中國性過于凸顯，帶來了在地性與中國性調適不當的問題，而這問題對反思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在華僑華人社會的傳播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只有在尊重在地性的前提與基礎下，“傳播”中國才有可能得以更好地建構。作為百年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重要媒介的華文傳媒，刊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之所以積極刊載百年中國文學作品，一方面是編者與讀者共同尋求華人共同體建構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則反映出編者對建構“文化中國”的希冀，但無論是共同的需求還是有意識的希冀，他們的刊載選取與接受可折射出原鄉（本土）中國與在地（海外）中國之間的關聯與差異。20世紀90年代那次喧嘩一時的“文學論爭”是頗為深厚的傳播思想與觀念之源。無論“反抗”也好，“斷裂”也罷，其時都關乎文化傳播與接受適應的問題，蘊藏著華僑華人社會在地性的強烈需求，這其實正是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全球性播撒所要遭遇的本土性與海外性調適問題。

作為“華僑華人社會”中的新子群，新移民群體與中國本土之間有著濃郁的成長式關聯，但也因離散而具有了移植式的海外性。即便新移民群體的海外性缺乏華裔群體那種根植性，但隨著日積月累的新居體驗，他們在傳播與接受的同時，依然開始對本土有了反哺。這在“新移民文學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中有著很好的呈示。新移民之于現代性的反哺，令“華僑華人社會”的主體性，特別是之于本土性的構建，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至少明確了“華僑華人社會”與中國本土之間存有對話的可能性，或者說二者之間存有文化內的他者情境。

同時，還應該認識到海外傳播不僅是一種語言間的行為，同樣也可能是一種語言內的行為。盡管由于在地性的因素，華文（中文）的全球播散將帶來一定的語法、詞匯、語義等差異，但與其他語種間的區別相比，仍然是語言內的分別，應當歸屬于同一種語言。這可以說是“文化中國”世界性存在的夯實基礎。可是，由于國籍、代際、距離等客觀因素的存在，全球化中的“中國”應當有民族國家的疆界考量，這也是“本土”與“海外”、“華僑”與“華人”之間的分野。這種地理版圖疆界線的清晰勾勒，讓百年中國文學語言內的海外傳播成為可能。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通過華文教育、文學副刊、文學論爭等構建了一個復雜的文學接受場域，而正是這種對百年中國文學主動的接受與抵抗，馬來西亞華人維系了族群認同，以更好地應對國家認同。散居在歐美的用華文寫作的新移民作家，在面向現代性的追尋中，既是百年中國文學的傳播者，也是接受者，而在傳播與接受的轉換中，實現了自身對現代性的歷史體認，同時又啟示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未來建構。在海外傳播中，語言不僅不應該是障礙，還應當被視為跨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中華文化走出去，要用好同文同種的優勢，在“華僑華人社會”傳播好，更要積極地跨越語言的邊界；在跨語際中既要擴展“華僑華人社會”的空間范疇，又要把優秀的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傳播到海外的“主流社會”中去，以真正實現文化間的對話與互動。從現有的研究來看，目前著力點也在跨語際傳播上，卻又面臨著諸多困境，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依然路途漫漫。對此，我們的關注點沒有過多地停留在困境及其對策上，而是聚焦于有關海外傳播的認知與觀念上。正如民族國家疆界的難以消失那樣，我們必須要承認一些跨文化交往的困境是客觀存在，且將長期存在，與其在文化他者那里，步履蹣跚、愚公移山，甚至在文化逆差的抱怨中寸步難行，不如在“自我”這里發掘歷史，更新觀念，以另辟蹊徑。

“華僑華人外語寫作與百年中國文學新觀念”是我們的一次嘗試，希望通過陳季同、嚴家炎、陳思和、王德威等有關世界性“中國文學”的討論，可以開闊目前之于“中國”的認知，特別是撬開語言之于“中國”的禁錮，以擴大“百年中國文學”的版圖，重新審視與反思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資源，進而更好地總結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成功經驗，推進中華文化走出去。“華僑華人英語文學與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是在前述觀念探討的基礎上，對熊式一的《王寶川》、蔣彝的《湖區畫記》、葉君健的《山村》、黎錦揚的小說《花鼓歌》、黃哲倫的音樂劇《花鼓歌》等華僑華人作家及其英語作品在海外傳播實踐方面的一些解讀，進而為當下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開創新局提供一些歷史的啟示與借鑒。

百年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是一個有機系統和復雜范疇，任何忽視和簡化，都有可能在未來帶來致命的創傷，盡管這需要在更長的時間段里來發現與反省。雖然百年中國文學依然在生成與發展中，但“東學西漸”的歷史卻早已開始，我們能否在“西學東漸”的刺激與激勵下，實現“東學西漸”的歷史轉向，進而走入文化間交往的新時代，一方面取決于有關“海外”的認知，另一方面取決于在全球化視域下我們對“本土”的認知。唯有文化自覺，才可能實現文化自信，而唯有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在跨文化的對話與互動中，實現美美與共。

總之，在海外傳播語境下，“百年中國文學”的內涵應該得以擴展：從地理區域上看，不僅僅是中國本土，即大陸臺港澳的文學，還應該涵蓋中國人（華僑）在世界各地的文學寫作；從語言上看，不僅是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學，還應涵蓋中國人所使用的日語、英語、法語等其他國家的語言所進行的文學寫作；從文化精神、民族情感上看，不僅是具有中國國籍的文學寫作，還應該涵蓋具有民族情感、認同并自覺傳承、傳播中華文化的海外華人作家的文學寫作。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在于以新的視角對“百年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這一命題進行了一次新的嘗試。它引入“華僑華人視角”，以“海外”而不是“本土”重新觀照中國文學及其海外傳播之間的關聯性與可能性，并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性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中國、傳播中國等觀念有了新的闡述。

由于“華僑華人”處于本土與海外之間，而這種空間位置的居間性，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所需要的翻譯的中間性具有高度的契合，因此探討華僑華人文學在百年中國文學傳播與接受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對當下的中華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走出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鑒與啟示意義。同時，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理解與認識華僑華人在新時代的新角色、新定位，從而在世界性中國的構建中發揮華僑華人的積極性與參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