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新武 胡國棟：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

作者：彭新武 胡國棟，分別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東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成為一個重大時代命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管理哲學是哲學與管理學相結合的交叉學科，其現實功能是“對管理問題的哲學反思”，蘊含著改造現實管理實踐的思想力量。中國管理哲學的健康發展需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具體管理實踐，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從范式層面反思與批判西方管理學的深層痼疾，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

一

管理哲學對管理發展的考察不像歷史學那樣，要盡可能精確地對過去的人物及其思想、重要的事件及其變化過程進行全面記述和解釋，而是以這些經驗材料為基礎，通過對諸如管理學研究的前提假設、研究主題的變化、管理理論和方法的更迭以及管理學發展的基本模式等問題展開探討，進而形成關于管理的本質和一般規律的普遍性理論形態。此外，管理哲學還應該對管理研究的問題走向作出價值判斷，以指導人們權衡輕重、判斷是非，選擇行為之道。

歷史地看，西方現代管理理論的產生是以科學管理理論的興起為標志的。它突破了工業革命以來一直延續的傳統經驗管理方法，將人從小農意識、小生產的思維方式轉變為現代大工業生產的思維方式。其后，經過法國管理學家亨利·法約爾、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等人的拓展，最終奠定了現代管理學的基本框架：金字塔結構、統一指揮、控制跨度、職業專業化等概念，以及適用于所有組織的一般“管理原則”。在西方的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中，理性主義可謂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其根本特質在于，憑借個人的聰明才智，利用科學知識來達到生存的目的；個人的成就是來自艱苦的努力；通過強調理性和對組織成員進行控制，就能夠使組織成員“順從地”進行有效的工作……然而，這種統治型的組織模型和“科學化”管理模式雖然充分發揮了人的工具理性，保證了規則、預測和效率，卻使管理日益演化為由理性控制人性以獲得利益的機制，“人性”日益被理性所控制而喪失其主動性與創造性。在美國學者亨廷頓看來，西方管理學以科學的名義在全球推行歐美實用主義及功利主義意識形態，將研究對象集中在物質的或可感知的領域，卻以“價值無涉”原則排斥精神與價值研究。如“經濟人”假設本身就是對人的物質性需要作出的一種價值判斷，而在此假設支配之下的管理科學研究卻要求人們進行價值中立，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滲透或意識形態擴展。意識形態擴展的結果是許多后發國家在與國際管理接軌的同時，喪失了其民族特性而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盧卡奇以馬克思主義立場揭示了實證主義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色彩。他認為，資產階級立場的學者將那種不對事實進行客觀中立研究的做法視為非科學，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現象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觀點的內在邏輯是，以經驗的方法觀察自然，以數學的原則來衡量自然的實證主義精神與合乎理性地使用資本并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的資本主義精神是相通的，英國哲學家培根、法國哲學家孔德發展的實證精神與馬克斯·韋伯合理化的資本主義精神都是啟蒙理性的不同表現形式，兩者均受基于工具理性的計算邏輯支配。可見，西方主流管理理論所預設的普遍主義與實證主義原則都具有西方意識形態特征，并非其宣稱的價值中立原則。從歐美等西方國家來看，誕生于其本土的西方管理學在承載與傳播“價值無涉”“科學至上”“股東至上”“實證至上”等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意識形態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它們使歐美學術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確立霸權地位并更好地謀取其他利益。

現代意義上的管理科學在中國是一種“舶來品”，國內管理學者常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管理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試圖建立適用于全人類的管理理論，其結果是制造了很多脫離中國本土文化脈絡和制度情境且缺乏實踐效力的管理知識，在喪失學術話語的同時也嚴重脫離中國管理實踐。

二

中國本土管理研究只有自覺建構用于指導中國管理實踐的本土化的管理理論，即自覺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才能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充足動能。能夠為中國管理哲學提供范式創新的本土內生性資源，主要表現為中國獨特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環境，其中文化基質及思維方式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文化傳統在長期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形成了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相區別的根本特征。這種區別也體現在學術致思上，中國學術以價值論、倫理學為核心，注重以體驗、言傳身教等方法進行具體的應然研究。這表明中國在認知和解釋世界和事物發展方面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譬如，整體與部分互相轉化的圖式思維不同于西方強調局部分析的線性思維；概念操作上的人文主義傾向不同于西方理性化的計算處理；以模擬方式推理的體驗方法而非西方以邏輯方式推理的實驗方法等。中國學術傳統與思維模式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同時又兼顧了理性因素，為中國管理范式創新提供了哲學基礎，使擴展現有管理研究的方法論范圍并建構一種新的范式具有了堅實的文化根基。

在這一過程中，數字經濟時代出現的一些管理難題，為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論創新奠定了實踐基礎。隨著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平臺化、生態化、網絡化成為組織現代化的基本方向。管理活動的運行規律具有“弱普適性”或“情境依賴性”。以往成功的管理規律和管理理論，隨著時代變遷，適應性會不斷降低，需要發展新的管理理論來解決新的管理問題。新技術、新思維必然帶來新的管理挑戰。比如，數字經濟時代下傳統大型制造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問題、新型商業生態系統的經營戰略及其治理問題、共享經濟背景下員工的持續激勵問題、用戶個性化定制與工業互聯網的設計機制問題……這些現實挑戰為產生具有原創性的中國管理哲學提供了重要契機。

中國要真正走向世界，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需要立足中國實踐全面深化管理體制改革與創新，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其一，在企業與自然之間，要避免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而犧牲自然環境，做到物質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廢棄物排放的最小化、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綠色化。其二，在組織與員工之間，必須認識到，人并不是工具和成本要素，而是最重要的資產，是企業的戰略性資產、創新之源；應當將個人的發展納入組織的目標體系，樹立組織與個人共同發展的意識，從而實現個體與組織的共同成長。其三，在企業與顧客之間創造一個良好、長遠的關系，強調“以客戶為導向”，滿足消費者需要，維護消費者利益。其四，在組織與社會之間，企業不應僅僅是創造利潤和實現預期的經營目標，還應在自己經濟實力許可的范圍內，自覺、積極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等。總之，如果“可持續”是一個社會不斷前進的理想狀態，那么就必須使企業的發展與自然生態的維護、員工的個人成長、社會公正的推動等價值目標緊密相關。

三

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在強調中國自主的同時，并不意味著故步自封。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善于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自己的東西，已經積淀為我們民族的智慧所在。這就要求我們在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時，要堅持從本國本民族實際出發，以更加博大的胸懷，更加廣泛地開展同各國的管理理論的對話交流，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在不斷汲取各種管理哲學有益養分中豐富和發展中國自己的管理哲學。

為此，我們需要以放眼全球的世界格局、寬廣恢宏的歷史視野和謙遜開放的學習心態，對東西方管理模式進行融合性創新。管理學的本土化建構，自然離不開對他國成功之道的借鑒，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梁鶴年曾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中對中西方文化差異進行了較為形象的比喻：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擊瞄準，看得比較“清”，他們是“追求目標”的文化。我們是兩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線穿針，看得比較“全”，我們是“處理關系”的文化。一只眼睛不能穿針，兩只眼睛難以瞄準，我們要“清”且“全”，才可得“真”。伴隨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管理文化的交匯與融合也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當然，這種互補與融合，必須從現實需要出發。美國學者德魯克認為，“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驗證不在于邏輯，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權威就是成就”。成功的企業家基本上都是將多種管理思想和方法融會貫通，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發展出適合自身的管理方法。離開特定的實踐，所謂綜合創新就只是一種空談。因此，無論是對中國傳統管理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還是對西方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批判借鑒，都應以特定的現實需要為前提。

總之，當下中國的管理研究，需要博大的文化格局與心胸視野，應立足中國實踐，堅持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以堅定的文化自信建構中國自主的管理哲學知識體系并確立其在世界管理學中的重要地位，為世界管理發展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