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說唱文學史

揚州大學董國炎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說唱文學史”（項目批準號為：13BZW08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車錫倫、許建中、陸永峰、王定勇、戴健、賈立國。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中國說唱文學涉及文學藝術諸多領域，雖然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但是以往較長時間以來，缺少足夠的理論研究。因為說唱文學跨文學和藝術兩個門類，而且涉及的藝術門類，有很多是民間說唱藝術，民間說唱過去地位不高，長期得不到重視和研究，有關研究資料奇缺。在過去文學院系不重視說唱文學，不開設這類課程，長期沒有這類教材。而藝術類院系，更重視表演實踐，缺少理論研究。北京的曲藝家協會和文藝表演單位曾經組織出版過姜昆主編的《曲藝通史》《曲藝通論》等著作，內容主要是曲藝門派、表演技巧、使用樂器等。缺少文學深度內容，不適合文學院系使用。本課題以文學理論指導，重視理論也重視作品，重視藝術實踐。在此基礎上展開文學深度分析。既可供專門研究使用，也可以供文學院系作為研究生參考教材使用。該成果在理論方面也有若干突破進展，比如分析很古老的說唱文學作品，發現宣揚天命注定的命定論非常多。宋代以下說唱文藝主要宣揚善惡報應思想，這是很大的發展和進步，以往研究對此缺少關注。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的研究內容為《中國說唱文學史》13章及參考文獻。前四章對說唱文學涉及的宏觀問題，包括說唱文學的社會生活基礎、說唱文學反映的哲學傾向演變、說唱文藝的語音問題、說唱文藝的敘事藝術等，作了總體性考察研究。

該成果有較強的現實關注和應用追求。尤其說唱文藝語音研究部分，現實關注強烈。語言統一，書同文語同音，是現代強盛國家的標志。該成果研究了江蘇語音差異，江蘇語音分吳語、江淮官話，差異較大不易融合，這是歷史上戰亂遷移帶來的后遺癥，但是這種現象應該堅決改善。實際中國近代以來，主張統一國語、推行普通話的重要學者，很多出自江蘇，該成果以分析王念孫、王引之聲訓派為前導，對民國以來國語統一會首腦吳稚暉、趙元任，推行拼音字母重要人物瞿秋白，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等貢獻進行理論分析。該成果還重點分析江蘇南通語言學家魏建功的重大貢獻。魏建功在1945年從臺灣回到大陸，他在語言和語音最混亂的數年間，擔任臺灣國語會主任，使臺灣國語普及取得巨大成效，至今臺灣地區國語水平可以無障礙與大陸人們交流。后來，臺灣地區推行所謂“語言平等法”草案，把閩南語、客家語、高山族語、摻雜日語的臺灣方言14種語言都定為國語，以往的國語降為其中之一，稱為北平話或北京話，使普通話運動進展遲緩。說唱文藝本來應當做語音改革的先鋒，不少人卻堅持純方言，反對改革。比如蘇州話竟然分為新蘇州話、蘇州話、評彈話三種，這是根據聲母、韻母差別劃分的，有很強學理依據。評彈話是古老的蘇州話，現代很多蘇州人不會講，如果蘇州評彈堅持這種評彈話，那就與普通話運動背道而馳，問題的嚴重性值得重視。本研究對各地說唱的語音情況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分析正反兩面例證。比如東北評書演員劉蘭芳、田連元等，自覺改進東北方言為普通話。田連元播講的《成語故事》評書在江蘇教育電視臺連播十幾年，中小學生講故事都學習他。而蘇州評話揚州評話卻被放棄。再如四川評書，雖然老派抵制“川普”評書，但客觀分析，川普也是進步。總之該成果有較強現實關注，對當代各種說唱文藝的語音情況、表演效果和改革嘗試，做了分析研究，注意理論高度的評價。該成果對當代說唱文藝的分析中，認為堅持純粹方言路線，是雙刃劍效果，在本地受歡迎，到外地無人懂，弊大于利。論證有理論深度。本項目對重要說唱文學作品的研究較多，在主題分析、人物意義、典型性、藝術手法各方面，都有比較詳細的研究。在評價標準方面，努力靠攏說唱文學特有的平民大眾立場、大眾審美標準。

該成果包括很多演唱種類，對說唱作品的研究是課題重點，還有很多綜合性研究，跨學科研究性質明顯。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獻形式，基本性質不夠清楚，以往無人研究或者研究不夠。例如時間久遠的說唱性質的特殊文獻，董國炎在研究中以“韻誦”研究為題目，列專章研究《荀子成相》、魏晉誦俳優小說、隋唐俗賦韓朋賦，根據韻律特點,把它們統一為韻誦類,用韻但是不唱，作為快板和快書的前奏性文學作品來認識。這種觀點大膽，也有合理邏輯，這種研究方法和收獲，應該給以鼓勵。該成果對于平民大眾參與的口頭講唱表演，給以充分肯定，有重要理論意義，對于當前非物質文化建設，很有應用價值。

該成果字數很多，整個成果厚重扎實。絕不回避理論難題，對各種概念的內涵外延，做出詳細研究，注意進行比較，例如比較平民文學與市民文學，中國城市與歐洲城市、中國市民與歐洲市民的差別，給人豁然開朗的感覺，很有學術力度。對說唱文學的社會生活基礎、具有世界觀性質的哲學觀念基礎，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例如說唱文藝作品，很有必要很有價值。該成果研究者視野開闊，對文人文學、民間文學、哲學和宗教觀念、政治和經濟等問題，經常有宏觀的關注，觸類旁通的論證經常出現，反映作者知識結構和理論修養全面，經常能夠觸類旁通式運用，學術效果不錯。

該成果研究文學作品也研究說唱類表演藝術,具有跨學科特點，課題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說唱文藝品類，內容駁雜。很多內容以往沒有人研究過,在時間跨度上,關注從古到今很多文藝種類，這也需要對文獻、對文藝的演變，都有比較強的把握能力,

該成果在說唱文學作品研究方面，挖掘一些很少有人問津的冷僻種類，如先秦的荀子《成相》研究，如敦煌文獻中《韓朋賦》這類俗賦的性質，如各種數來寶和快書的研究，由于發掘較深，常有新鮮獨特見解，這是很有價值的。在對說唱文學作品的分析中，也很注意分析的深度，還注意比較研究，如關于宋元說書作品《五代史平話》的研究，與元明時代另一部重要說書《殘唐五代史演義》進行很多比較。由此可以認識宋元時期和明清時期，中國說唱文學發展很有深度，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本成果對一些重要問題提出深入見解,有些觀點很獨到,如對《聊齋俚曲》的深刻分析，不但很有深度，還注意到中國社會老齡化進程，認為蒲松齡對中國農村社會老有所養問題很重視，有形象化的反映和很高的藝術成就，在藝術道路上發揮巨大意義。

該成果在資料收集和數據采集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也有一些收獲，但是相比民間說唱資料豐富復雜、千差萬別的情況，還是存在很多不足。民間說唱差別極大，而且長期以來傳播中變化很多，還有自生自滅現象。比如蒲松齡《聊齋俚曲》《墻頭記》并不標注曲牌，經過分析他使用的基本是【耍孩兒】曲牌，但是有關蒲松齡俚曲的曲調曲牌乃至曲種問題，卻有太多不同說法。魯西南部分學者說魯西南是源頭，沿運河向北傳播，以臨清為據點，傳播到淄博等地。蒲松齡肯定是流。但是也有很多學者是完全相反的觀點。在山西晉北應縣大同一帶有專門的【耍孩兒】劇團，以曲牌命名曲種的現象相當少見，當地學者對音樂傳播和曲種曲牌的源流問題，又有大不相同說法，研究中還運用田野調查方法，甚至一些考古方法，提出明代在大同宣化長城沿線長期駐軍，駐軍家鄉音樂民歌以及各地音樂民歌交融問題。很多爭論問題都是多方論戰，各不相下。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很高。民間說唱文藝的地位，一般稱之為民間文藝，或者稱之為曲藝，高等院校中文學科一般不研究，藝術學科也很少研究這些下層材料。實際上文學藝術是相互關聯的，有很多作品傳播于很多曲種，面貌差別很大，有很高的比較研究價值。說唱文藝是活的文藝形態，在現代社會文藝活動中有很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