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

南京大學趙奎英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13ZW00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吳承篤、劉昌奇、張超、Chau Meng Huat。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語言與生態的關系，既是目前國外生態文學、文化研究中最具挑戰性、前沿性的問題之一，也是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但這一問題尚未引起國內學術界的足夠重視。西方學界雖然敏銳地認識到語言問題對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也并沒有找到一種能夠為生態文學、文化研究提供全面支持的生態語言理論作為基礎。同時，由于文學藝術的語言特性，生態文學批評的文本分析盡管不可避免地是一種話語分析，但當今的生態批評似乎也尚未找到一種系統的語言學方法作為依據。因此，目前的生態文學、文化研究可以說處于一種語言理論基礎困境和語言學系統方法的缺乏之中。而生態語言學作為在語言學、生態學等學科之間形成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其意義不止于語言學內部，其生態辯證的語言觀念和系統的批評方法，使其能夠為生態文學、文化研究提供語言理論基礎支撐和方法論依據。這促使我們把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結合起來進行一種跨學科研究，以期對當今的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生態文學、文化批評的方法與實踐，以及對當今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起到某種推進的作用。

這一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如下。第一，把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結合起來進行跨學科研究，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學科開拓意義，它既可以拓展生態語言學的應用范圍，深化生態語言學研究，又可以拓展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理論觀念和方法視域，看到從各自視野內無法看到的東西。第二，生態語言學辯證生態的語言觀念可以為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提供支撐，生態語言學的批評方法可以為生態文學批評實踐提供方法依據，因此把生態語言學運用于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有助于在理論與批評的雙重層面上推進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它對于推進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理論難題解決，文學、文化批評方法模式構建，具體批評實踐的深入展開，以及當今中國的生態文化、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第三，生態語言學作為一種生態語言科學，有利于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科學化，而生態語言學的哲學化傾向，又有助于加強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哲學根基，這無疑都有助于生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科建設。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在總體結構上除“導論”之外由上下“兩篇”共“七章”內容構成。“導論”部分對語言與生態的內在關聯進行揭示，對生態文學、文化研究興起的時代語境進行梳理，對于生態語言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進行闡釋，致力于為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的跨學科研究確立依據。上篇“生態語言學觀念與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由三章構成，在對生態語言學的產生、發展與動向，內容、方法與范式進行梳理分析，對當今的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困境進行反思的基礎上，致力于探討生態語言學的理論觀念及其對當今的生態文學、文化研究語言理論基礎建構的意義；下篇“生態語言學批評與生態文學、文化批評的方法與實踐研究”，由四章構成，致力于探討生態語言學批評對于生態文學、文化批評的方法論意義及其在生態文學、文化批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通過上下兩篇的研究，力圖從“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兩個大的方面對“生態語言學的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整體框架進行搭建，并對當今中國的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生態文學、文化批評實踐和生態文化、文明建設從生態語言學角度做出推進。

通常意義上的“生態語言學”概念，主要是指“生態語言科學”而非“生態語言哲學”，目前生態語言學的最新發展表現出某種哲學化的趨勢，但尚未系統地關注到生態語言哲學。本課題順應生態語言學發展的這一最新趨勢，并結合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特點，提出一種包含“生態語言哲學”的廣義“生態語言學”概念，重新界定了生態語言哲學視野中的“深層生態語言觀”，認為深層生態語言觀是一種反人類中心主義，反理性中心主義，反分離主義，強調語言與自然之間的自然聯系，把語言看作所有生命存在本身的表現或顯現，能把人與自然統一起來的詩性的自然語言觀。并把海德格爾和艾布拉姆的生態語言哲學引入生態語言學觀念中來，既拓展了生態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也推進了生態語言學觀念的“深生態化”，使生態語言學具有更深厚的哲學根基并向縱深方向發展，從而也為當今的生態文學、文化研究提供更好的語言理論基礎支撐。

目前的生態語言學批評，主要是根據索緒爾對“語言”與“言語”的區分，把生態語言學批評區分為“語言系統批評”與“話語批評”兩個基本層面。但實際上，批評的生態語言學，不僅批評作為其分析對象的語言系統或話語文本中的非生態因素，而且批評生態語言學自身作為研究手段的語言是否也包含或體現了非生態因素。這樣就使得生態語言學批評還具有一個包含著對自身學科理論話語的反思的“元批評”層面。但這一層面一直沒有得到明確命名，影響了對生態語言學批評方法更系統的認識。本課題研究明確提出了這一層面，把生態語言學批評界定為“生態語言系統批評”、“生態話語批評”與“生態語言學元批評”三個層面，并沿著這三個層面，具體探討了生態文學、文化文本中的“名詞化”、非文學性環境文本中的“話語修辭”，生態文學、美學研究領域的“生態”與“環境”之辨三個重要理論問題，第一次系統地展現了生態語言學批評對于生態文學、文化批評的方法論意義，并在名詞化研究、話語修辭批評、“生態”與“環境”之辨方面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觀點。

在生態語言學批評對象方面，目前的生態語言學批評雖然表現出向圖像文本或多模態文本拓展的趨勢，但就目前國內的生態語言學批評來看，批評的對象還多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環境話語文本為主，本課題在批評實踐研究中，不僅對文學文本進行批評，還選取以圖像呈現為主的、綜合運用多種媒介的當代歐美動物電影作為批評分析的個案，既使生態語言學批評的對象文本得以拓展，也使“生態語言學”與“生態圖像學”的結合研究成為可能。當今時代的“圖像轉向”使得圖像越來越傾向于與語言等其他媒介形式結合起來，塑造著我們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的認知。這就使得這一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目前有限的動物圖像生態語言學批評中，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動物紀錄片，對動物電影較少涉足，這也使得本課題的批評實踐具有更強的開拓性意義。此外，本課題還把批評對象拓展到《新華字典》中的動物詞匯解釋，探討了生態語言學批評與生態倫理學原則的關系，既使具體批評實踐的對象涵蓋話語文本與語言系統兩個最基本層面，也使生態語言學批評成為一種真正的接地氣的生態文化批評。

在生態語言學觀念與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方面，本課題指出當今生態文學、文化研究在理論建構方面的一個主要困境，是沒有找到一種合適的語言理論作為基礎，并梳理概括出生態語言學的語言觀念有助于突破這一困境的三大重要貢獻。該成果指出生態語言學強調語言與環境、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雙向交互作用，把語言作為“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中介環節來理解，并把語言的“環境”置于自然、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復雜關系之中，這使它既超越了其他語言學在“語言與世界”關系問題上那種“世界建構語言”或“語言建構世界”的單向決定論，也超越了在語言的“自然性”和“約定性”問題上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以及把語言現象封閉起來加以研究的局限性，成為一種具有豐富“參數”的真正生態辯證的語言學理論，從而為人們更好地理解文學、文化研究中的文本與世界、自然與文化、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之間的關系問題提供更為科學的依據，并因此對當今的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學基礎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一部分，該成果還從通常的“生態語言科學”拓展到包含“生態語言哲學”在內的廣義的“生態語言學”概念，并具體探討了艾布拉姆的生態語言哲學的核心內容及其對當代生態文學、文化研究語言理論基礎建構的作用。艾布拉姆建立在梅洛－龐蒂哲學基礎上的身體現象學語言觀認為，自然是有語言的，語言是所有生命現象和整個感知世界的表現，語言與自然之間存在自然的關聯。艾布拉姆的語言觀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中心主義”和“分離主義”，反對把語言視作人類的專有財產、抽象的規約結構、既與內在自然也與外在自然無關的空洞形式系統，致力于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流、聯系與和諧共生關系，是一種典型的深層生態語言觀。這種深層生態語言觀，對西方生態批評中語言基本問題的提出產生了激發性、先導性和范型性作用，對當今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基礎建構亦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生態“語言系統”批評中，本課題對生態語言學領域著名的“名詞化”爭端進行了考察，提出把名詞化區分為“原始名詞化”和“意識形態名詞化”，到“原始名詞句”中尋找名詞化產生的原始根源，并通過分析“名詞句”與“原始名詞化”在詩歌中的運用，說明名詞化對于重建“綠色語法”和生態世界觀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名詞化”既可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欺騙”，也可能是“綠色語法”的資源，其“生態”或“反生態”功能要聯系具體語境來看。在文學語境中，它有助于生態審美效果的生成和生態整體世界觀的重建，但它在非文學語境中，主要發揮“抹除”與“欺騙”的非生態功能。這些看法突破了語言學領域僅僅局限于語言學內部在其“生態”或“非生態性”上長期懸而未決的爭論，這不僅推進了語言學領域的名詞化研究，也深化了生態詩歌語言研究。在生態“話語批評”方面，本課題第一次從話語修辭角度對非文學性環境話語進行系統批評分析，揭示出其三大典型的非生態性修辭功能——“建構”、“抹除”和“粉飾”，并具體探討了它們常用的修辭策略和修辭方式。在語言學“元批評”方面，則對生態文學、美學研究領域的“生態”與“環境”之辨進行了考察，不僅從生態語言學角度分析了“環境”概念背后隱含的二元論和中心論問題，并具體探討了這一爭論對于生態觀念確立與生態理論話語建構的意義。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目前國內學界的生態語言學研究，主要是在語言學，尤其是在外語教學與研究領域展開的，語言學界的生態語言學研究，對文學研究關注較少。而當今文藝學、美學界的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雖然也有運用到語言視角或關注到語言問題的，但從生態語言學角度系統探討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的尚為鮮見。該成果把生態語言學與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結合起來進行跨學科研究，具有填補學術空缺的意義，它無論對生態語言學還是對生態文學、文化理論研究來說，都是一種重要的學科開拓和理論創新。它既拓展了生態語言學的應用范圍，擴展了生態語言學概念，深化了生態語言學研究，把生態語言學方法進一步系統化，并解決了在語言學內部難以解決的名詞化爭端等問題；也拓展了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理論視域，推進了生態文學、文化研究的語言理論基礎建構，有助于“文本與世界”“自然與文化”的關系等理論難題的解決，并有助于文學、文化批評方法的構建，文學、文化具體批評實踐的深入展開和當今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因此該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