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溢木：傳統道德典范教育的哲學意蘊

作者：張溢木，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傳統道德典范教育，聚焦人性論、人道論和人格論的有序鋪展，落腳塑造人、改變人、發展人的系統推進，崇尚道德理想、講求道德境界和完善道德人格，凸顯中華民族共同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傾向，是儒釋道法等百家皆重的文明傳承方式，在中華傳統道德觀念演進譜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傳統道德典范教育中蘊含的從生到性、從性到心、從心知行的哲學意蘊，邏輯化、系統化、整體性地奠定了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哲學根基。深入探究傳統道德典范教育的哲學內涵，對于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一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道德典范教育承載著文化與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功能。《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主張從生到性的天賦人性，率性為道，倡導通過持續不斷的教育和學習，在生活世界中習得并踐履道德，完善自我、完成生命的意義。人生而為人，固然有欲望、情感、理性等人性。中國傳統的道德典范教育，主要是通過制定道德準則和價值規范來發揮作用。一方面，注重立象盡意，借助具體人物事跡來化解道德規則的抽象性與形式性。《周易》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也就是說，言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意，但不能盡達；要盡達，須依靠象。作為道德典范教育立象盡意的極致，《尚書》承繼了炎黃文化的“道統”，比如《詩》惟見禹、湯、文、武，《易》備述五帝，《春秋》法文王，惟《尚書》首推堯舜。九流百家雖然各有所宗、托始不同，但追根溯源都是“務為治”，推崇內隱深化的教育過程，化他律為自律，以達至圣賢境界，實現自身價值。另一方面，又著重得意忘象，強調樹立道德典范絕非為了否定自我，而是通過情與理的互動交融，既化規則為德性，又立法度于德行，進而軌物范世。《止觀統例議》提出，“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也就是說，道德典范教育真正達到“不教”之“意”時，“教”就成為可忘之“象”，強調的是“象”與“意”的水乳交融、有機統一。《道德經》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人審視自我、認識自我、修煉自我，便是人性的完善與超越。《道德經》反對以禮殺人、以德誅心，拒絕不切實際、無視人性、違反常識的道德規范，主張人性若水，可疏不可堵，要正視人性、理解人性、引導人性、呵護人性、滋潤人性、教育人性，進而完善人性、圓滿人生。

二

中國傳統社會以“心”作為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與內在意義世界。傳統道德典范教育注重從性到心，注重外在規范與行為養成的傳統，內在蘊含從性到心的思路取向。王陽明曾言：“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心”是一個人修身立德的基礎，也是為人處世的根本。所謂“以心觀心”，就是要引導人比照道德典范從“心”的視角觀照道心、自心和他心，進入道德意義世界，建構起中國傳統社會人我關系的哲學基礎；要以道德典范指引人在現實道德行為過程中從自心體悟道心、共情他心，建構出人的道德意義系統。以此往復，以盡心知性知天、天道人道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約束和對天命的敬畏合一，不斷勾連和充實道德意義世界和意義系統。一方面，以“雖久不廢”“堯舜與人同”“人皆可以為堯舜”為人道基礎，強調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三不朽。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心”是先天具備、還是后天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儒、墨、道、法、佛，都將心性教育作為重點來培養。道家倡導“道法自然”，主張“心”的平和、清凈、從容，不任意妄為；儒家認為“性本善”，倡導好學、勤勉、敬業、自省，克己復禮；法家雖認為人性惡，亦提出通過賞罰等約束手段，可以達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目的；佛家主張“自覺覺他”，推崇道德典范在佛教文化中以德育人、以德化人和以德自治的獨有作用。另一方面，關懷生命，深切關注人的靈性、價值、情感和意志，引領世人以美好的理想去塑造和變革生活世界。自古以來，中國人講究“萬物有靈”，人在從性到心的修煉過程中展現出來的種種思想、行為、技藝，無一不是生命內在靈性的意向表達。人的靈性是人的精神品格的寄托，是道德之所以為道德的根基，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和人之所以有超越性的根源。道德典范所展現出來的種種人格表達，可以推動個體精神品格趨于智慧、純善與純美。道德典范教育可以調動個體的生活經驗與認識，引導個體將道德、天倫、人倫、信仰、理念、存在、自然等要素統一起來，有機整合知、情、意、行；啟發個體的內在道德自覺，督導個體不斷進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煉，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

三

傳統道德典范教育，是一個旨在走進心間、引導心向、潤澤心靈，從心知行的道德教育過程。知行統一是傳統道德典范教育的精髓，歷代賢哲都將知行統一看作是做人為德的根本。曾子避席、孟母三遷等傳統道德典范故事，以質樸敘事、生動描寫的獨特文化意涵，寄托和展現著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風貌，時時激起普通民眾先知后行、行中有悟、悟而生慧、慧行相依的道德情感經驗和道德生活共鳴，從而成為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載體。顏之推曾言，“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他以鮮明的人本性、深刻的情理性，闡明了道德典范教育的方向和標準，從內在的動因探究，到外在的實踐安排，再到終極的價值旨歸，提出了道德典范教育的方法。傳統道德典范教育集中指向人的實現和證成，通過對“全德”之“圣”、“仁德”之“明”、“大德”之“名”等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向往，將不同層面、不同方向、不同性質的教育榜樣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圭臬滲透到不同社會階層，把外學與內省相結合、個別特殊感性呈現與普遍的道德理性相結合，進而在由內而外、推己及人的道德實踐中，滿足了人們追求美好人生、良善社會、國家大治的需要，助力提升整個社會的思想道德水平。

傳統道德典范的生成和發展，是一個階段道德發展的寫照，映射出鮮明的價值取向。本質而言，道德典范是一個個將個體的“小我”和國家、民族的“大我”貫通的道德符號和文化標簽。道德典范的生成培育源于群眾參與、群眾評價和群眾推廣。當前，我們要自覺地對中國傳統道德典范教育中的思想精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加強和完善道德典范的長效保障，確保道德典范教育站得住、立得牢、后勁足，推動整個社會見賢思齊、崇德趨善，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道德價值，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