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楊新平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桐城派文章選本發展史論”(項目批準號為:13XZW00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選本編纂隨著桐城派從形成發展、中興改造及至衰亡的全過程,從桐城三祖到清末民初的桐城后學,皆用心文術并勤操選政,不斷有文章選本問世。不同時期的桐城派選家所編選的文章選本數量眾多,又頗具系統,選本之間在編選體例、選錄傾向、文體思想等方面,既有很強的繼承性,又能根據各自時代的文風遞嬗、學術思潮、教育背景等進行適時的變化與創新,這種因革損益正好體現出桐城文派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因此,本課題采用文獻梳理與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全面搜集和掌握各類桐城派文章選本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既從宏觀上考察分析桐城派文章選本構成的總體特點、桐城派文章選本對于桐城文統的建構過程、桐城派文章選本編纂中所體現的文體觀念的變遷、桐城派文章選本與桐城派駢散觀的演進等問題,又選取桐城派各個發展階段具有典型意義的選本個案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在細致考察每種選本的成書過程、編排體例、選評思想以及刊刻流傳等的基礎上,密切結合選家本人的文學創作、理論主張及其所處時代的文學與學術背景等,深入探討和揭示桐城派文章選本的發展演變歷程。
桐城文士往往借助選評文章推行其理論主張,或以文體分類選文,條舉文體體例原則;或以風格為類,標榜不同風格類型的文章典范;或以評點為重,總結和評論各家文法。編選者對文章妍媸判別的見解及對前代文章精華的厘清,于此可見。因此,對桐城派文章選本編纂進行歷時性考論,既對深入了解桐城派創作傾向乃至清代散文創作的遞嬗軌跡有重要意義,亦有助于深化對桐城派文學思想變化發展的認識,對清代文章學乃至清代文學批評史研究均有重要價值。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分為總論篇、發展篇及文獻篇。總論篇主要分析了桐城派文章選本構成的形態特征及選本對桐城文統的建構、選本中所體現的文體分類觀及駢散觀等問題。發展篇選取桐城派發展過程中具有典型性的選本個案,結合選家的理論主張、文學創作等,對各選本的成書過程、刊刻流傳、選評思想等進行細致分析,并總結其階段性特征,透視桐城派文章選本的發展脈絡。文獻篇為桐城派文章選本敘錄,包括兩部分:一為現存桐城派文章選本敘錄;二為未見及已佚桐城派文章選本考錄。
桐城派選家在不同時期編選的文章選本數量甚豐,據章鈺等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孫殿起《販書偶記》及《續編》、劉聲木《桐城文學撰述考》等書目著錄所及,目前已見的傳世選本就有70余種,加上已考知的未見及散佚選本20余種,其總數已近百種。為數眾多的桐城派文章選本,就其整體構成而言,既具有豐富多樣性,又頗具統序性特征。文章選本的編纂在桐城派構建桐城文統、彰顯文體觀念、參與文壇駢散之爭等方面,均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桐城文統的建構是桐城派產生的重要標志,也是桐城文士的精神祈向與信仰歸趨所在,而不同時期的桐城派選家所精心編選的文章選本系列,正是桐城文統得以確立、維系及發展的重要載體。桐城文士借助選本編排出符合自身審美理想的文章序列,并將此序列奉為正宗正統而賦予其權威性,以此來強化文派向心力,不斷吸引承學之士的加入。桐城后學選本在維系桐城文統的同時,又對之進行了發展與完善。這主要表現為“古典文系”由偏重唐宋八家文,發展為八家文與先秦兩漢文并重;“桐城文系”中梅曾亮、曾國藩、張裕釗、吳汝綸等后起大家則廣被推揚而進入文統序列之中。桐城派的文統建構體現了特定的文章史觀,即以儒家經典為源頭、以秦漢與唐宋文為核心的古代散文史建構,和以桐城派作家為主體的當代散文史建構。
自蕭統《文選》以來,以文體分類編纂的總集選本往往承載著選家獨特的文體觀念,桐城派文章選本中以文體分類編選者亦不在少數。姚鼐《古文辭類纂》本著功用不同的原則進行文體分類,其分合去取標準劃一,取得了以簡馭繁、綱舉目張之效,較好地克服了古代文體分類籠統細碎的弊病,對此后的文體分類產生了重要影響。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是繼姚纂之后又一部在文體分類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桐城派文章選本,其分類邏輯性較強,且所收文體擴增至姚選所未及的經、史體裁,堂廡甚大。桐城后學文章選本繼承了蕭統《文選》、姚鉉《唐文粹》、姚鼐《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等選本的文體分類傳統,尤其是他們對于姚、曾二選文體分類思想的承延,充分說明姚、曾二人奠定了桐城派文體分類思想的基調,在古代文體分類史上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清代文壇駢散并興,駢散勢力的消長促成了駢散之爭的興起,身為文壇主流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成為這場論爭的主角,而選本批評是他們參與駢散爭衡的重要手段。桐城派從創立發展到中興改造,再到式微衰落的發展過程中,選本編纂始終未曾中輟,桐城文士借助選本批評直觀地呈現了他們對待駢散二體的批評態度。從方苞、姚鼐選本對駢儷之文的排拒,到曾國藩、李元度、吳汝綸、姚永樸等人選本的融通駢散,其文章觀念經歷了一個由駢散對立到駢散溝通的演進過程,反映出桐城文士駢散觀念的變遷。不過桐城派后期選家雖然對駢文采取了相對開放的態度,但他們看待駢散二體仍有輕重之分,在以駢濟散和以散運駢之間,認為后者明顯高于前者,依然恪守著以散體為正宗的文章觀念。
桐城文士對于選本批評的重視程度是桐城派之前的任何文學流派都難以比擬的,選本編纂伴隨著桐城派發展的始終,不同時代的桐城派選家先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選本“接力”。在對豐富多樣的桐城派文章選本個案進行認真清理之后,不難發現,選本的編輯記錄并見證了桐城派傳承演變的歷史過程。桐城派理論主張的推行、津逮后學的文法總結、古文創作群體的揄揚等,無不依靠和建立在選本編纂與流播的基礎之上。
桐城派選家常常借助選本來推衍和流布自己的理論主張。桐城始祖方苞為桐城派的建立樹起了“義法”理論的旗幟,而《古文約選》與《欽定四書文》則是其“義法”說的具體實踐。劉大櫆的“神氣音節”說也體現在其《精選八家文鈔》的選評之中。姚鼐關于“義理、考據、辭章”合一的主張,有關“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審美八字訣的提出,及其對文體分類法的總結與革新等,均是借助《古文辭類纂》的傳播而被后學奉為桐城派文論的典范。曾國藩以經濟之學充實桐城派古文義法理論,標舉“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之說,其《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等選本對經世之文的選錄,正是其理論主張的落實。姚永樸、姚永概、吳闿生等對于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總結和推闡,亦體現在《國文學》《歷朝經世文鈔》《古文范》《萃升書院講義》等選本的評點之中。
在數量眾多的桐城派文章選本中,多數都是為指導后學而編,桐城文家通過選文為后學樹立起學習與效法的典范。有些選家還對選文進行了詳細評點,其所評之中包含著豐富的文章學內容,如關于章法結構的布局、字句音節的避忌、摹擬之法的指示、對比映襯手法的使用等具體細微的文章作法,都在評點之中有著生動的總結,這些文法修辭理論是他們從古人文章和自身創作實踐中抽繹出來的經驗之談,對于初學者來說,這種評點正可為其渡以津梁,獲得文章創作的入門之法,進而提升創作品格。由此可見,桐城派文章選本使得其后學習文有本可依、有法可從,往往被奉為學文指南,從而吸引了更多的承學之士歸趨桐城,促使桐城古文被廣為傳承而代不乏人,這也正是桐城文派得以綿延久遠的重要驅力。
桐城文士通過文章選本的編纂及時記錄和表現了桐城文派發展的歷史進程。桐城派選家在選錄清文之時,常常以桐城作者之文作為選錄的重點,反映出桐城派不同發展階段古文創作群體的基本情況。乾隆時期,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時于清代只選方苞、劉大櫆兩家之文,用以表出桐城派初創者的古文成就。后嘉、道時期,姚門弟子陳兆麒和姚椿在所編《國朝古文所見集》和《國文文錄》兩種斷代選本中,于方、劉之外選錄了乾隆至道光時期的許多桐城派作者。至光緒時期,楊彝珍、王先謙、黎庶昌、吳汝綸等在所編《國朝古文正的》《續古文辭類纂》《古文讀本》諸選本中,又對道光以后的桐城派作者多有選錄。民國時期,吳闿生編輯《吳門弟子集》,廣泛收錄了清季民初吳汝綸弟子的詩文作品。由此來看,桐城派文章選本記錄了桐城派由創立,到發展壯大,再到式微的發展過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桐城文派史的一種別樣呈現,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進入21世紀以來,選本批評研究已成為一個廣受關注的學術熱點,研究對象遍及詩、文、詞、戲曲、小說等各種文體,就清代而言,詩、詞選本最受關注,而文章選本的研究卻相對較為薄弱。桐城派作為清代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其豐富而系統的文章選本系列彰顯了桐城派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演變軌跡,通過探析桐城派的選本批評,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傳承興衰的發展肌理及其與時代風會的關系,這既可以給桐城派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進而拓展研究空間,同時借助選本流變而透視一個文學流派的發展過程,對于清代詩文流派研究而言,也具有新的啟示意義。因此,對數量甚豐的桐城派文章選本進行全面清理和整體探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文章選本與桐城派的文章理論和創作實踐緊密相關,是推助桐城派發展延續的重要載體。可以說桐城派文章選本系列是桐城文士以特殊方式撰述的文章史,體現著纂輯者對古代文章傳承發展的認識和觀念;同時,桐城文士亦借此發布文學主張,指授后學習文規范,揄揚古文創作群體。本項目在全面搜集整理桐城派文章選本資料的基礎上,借鑒現代相關研究成果,對桐城派文章選本發展進行了系統研究,尋繹其演變軌跡與總體特征。首次對現存與未見及已佚桐城派文章選本文獻進行了全面清理和細致鉤沉,撰寫了70種現存選本敘錄,并考述26種未見及已佚選本,基本摸清了桐城派文章選本的存佚、刊刻等情況。將學界目前尚未注意到的部分選本納入研究視野,并對一些從未被關注過的已佚選本進行了鉤稽考證,拓展了研究內容。該成果對豐富多樣的桐城派文章選本進行整體觀照,聯系清代文學文化發展深入揭示桐城派文章選本編纂中所體現的桐城派文統觀、文體分類觀、駢散觀等的發展,并從選本發展史的角度審視桐城派由興起、繁盛及至衰亡的演變過程,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桐城派傳承歷史的認識,對清代散文史、文章學史乃至中國散文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