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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保障學界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偉力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優化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2024年07月24日08:54來源:中國社會保障學會

    原標題:【學會動態】社會保障學界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偉力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優化

    會議現場

    2024年7月21-22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的社會保障學界“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在大連舉行。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教授主持會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西北大學、浙江工商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廣西醫科大學、渤海大學等單位的20多位社會保障專家學者出席會議。與會專家學者認真學習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圍繞社會保障及相關領域的改革深化進行深入交流。本次會議由東北財大公共管理學院具體承辦。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的延續與升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加明確的目標、路徑和整體部署及時間表,特別是突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集中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價值取向。他同時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保障改革也取得了重大進展。如建立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出臺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頂層設計,完善綜合型社會救助體系等,特別是優化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創新經辦機制等,促使社會保障制度成為全體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與制度保障。然而,因改革初期自下而上漸進改革的歷史局限性和當初存在認識誤區,這一制度體系在發展實踐中的路徑偏差及其導致的不良效應也日益顯性化,當前特別需要認真正視社會保障領域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以及與新的人口格局、就業格局、財富創造與分配格局的不適應性問題,特別需要對這一領域中存在的問題保持清醒認識,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偉力切實推動社會保障制度走向全面優化。他強調,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還應當與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保障一系列重要論述緊密結合,真正將社會保障提到治國安邦的大問題的政治高度,緊緊抓住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在澄清認識誤區、厘清底層邏輯、遵循基本法則并充分發揮中國制度優勢的基礎上真正做到守正創新,在分清先后順序與輕重緩急的條件下,通過制度性重構與制度性完善以及與新時代發展的適應性調整,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改革舉措,扎實推動社會保障制度走向全面優化。他最后強調,社會保障是維護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國家制度安排,必須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全局觀念、集體主義,堅守公平取向、互助共濟,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應當堅決防止以部門利益、地方利益損害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切實防范社會保障領域的系統性風險,以高質量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人民提供清晰穩定的安全預期,并為構建公正社會、維系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世代福祉提供永久可靠的制度保障。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周弘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地緣政治回歸、國內外出現新挑戰和新壓力的條件下,在科技革命加速,生產方式變革,全球產業鏈重組帶來新機遇和新問題的背景下,在人民群眾對世界變局的未來產生新設想和新期盼情況下,發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直面挑戰,通過深化改革體制機制的的方式,去除各種不合理、不適應和不完善的體制機制,創新國家治理,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綱領性文獻。在《決定》提出的諸多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中,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是關鍵的環節,也是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健全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不僅涉及到眾多分配環節,更是與其他體制機制的戰略部署密切相關,例如與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相互關聯,與建立中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部署相輔相成。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飛速發展,迄今通過多次改革建立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制機制的“二元”特性已經不能反應城鄉產業和就業迅速融合的態勢,不能解決靈活就業缺乏保障等諸多問題,只有通過更加深入的體制機制性改革,才能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公平合理,使人民群眾對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加公平的社會的期盼得以實現,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有活力和可持續,使中國式現代化如期實現。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何文炯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層次來思考:一是社會保障制度如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二是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已經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和矛盾,若干項目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趨勢。因此,需要從現實出發,基于更長遠的考慮,關注社會保障體系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通過深化改革,建設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有效率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給全體社會成員以穩定的預期,從而提供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才能增強全民的消費信心和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從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具體地說,重點關注:一是勞動力市場變化。改進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設計,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適應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需要。面向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項目,應當覆蓋包括新業態從業人員和農民等各類非正規就業者,同時要堅持保障適度的原則,保持用人單位合理的社會保險費負擔,增強其勞動用工需求。二是社會結構變化。針對人口年齡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變化,建立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按照代際均衡的原則,改進基本養老保障制度設計。在加強養老服務、創新供給機制的同時,建立生育補貼制度、兒童津貼制度,加強兒童托育服務,全面提高兒童福利。三是人民群眾對社會保障公平性訴求提高。為此,要更加注重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確立國民基本保障權益平等的原則,控制和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群體之間的社會保障待遇差距,鼓勵和支持同類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四是科學技術進步。科技進步給社會保障發展帶來機會,也有諸多挑戰。社會保障制度的組織方式、運行方式、相關服務的供給方式,都需要與之相適應,尤其是要增強社會保障領域的規范化、標準化和數字化建設。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工商大學教授王杰秀指出,民生事關人民群眾福祉、社會和諧穩定和黨的執政基礎。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抓好民生工作。一是正確認識民生保障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一個是做大蛋糕、一個是分好蛋糕,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一方面,經濟發展是民生保障的基礎和前提,沒有經濟的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難以實現;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目的所在,離開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經濟發展就失去了意義。同時,民生保障還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抓民生也是抓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可以提振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從而帶動社會總消費成長。針對中低收入人群的兜底性、基礎性民生,拉動消費的作用尤為明顯。收入水平越低,邊際消費傾向越高,向中低收入群體提供的民生支出更容易轉化為消費。二是堅持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良性平衡。一方面,隨著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人民群眾對民生保障的要求更多更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盡力而為,與時俱進不斷發展,以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民生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民生保障可能危及發展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民生長期保障水平的提升。三是激發人民群眾參與民生事業的內生動力。人民群眾是民生事業的受益者、參與者和評判者。推動民生事業發展,要發揮黨和政府的關鍵作用,同時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廣泛激發民智、匯聚民力,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民生事業發展格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上海財經大學原黨委書記、校長叢樹海教授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顯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給人民群眾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福祉,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不斷貫徹落實,給人民群眾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實惠。我國社會保障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要進一步“促進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第一,高質量社會保障的內涵和目標,是建設“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如總書記所說,我們要“立足國情、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注重學習借鑒國外社會保障有益經驗”,從而努力實現“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踐行黨和政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共同富裕,把增進民生福祉、促進社會公平作為發展社會保障事業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第二,高質量社會保障的關鍵是要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正做到“人民群眾不分城鄉、地域、性別、職業,在面對年老、疾病、失業、工傷、殘疾、貧困等風險時都有了相應制度保障”,持續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還要進一步通過改革創新,使社會保障制度能夠適應新時代社會基本矛盾的新變化、城鎮化不斷提高的新要求、人口深度老齡化的新趨勢和就業多樣化的新動態,才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努力真正解決老百姓的“煩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第三,高質量社會保障的運行是“在法治軌道上推動社會保障事業健康發展”。必須“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加強社會保障工作”,才能使得社會保障事業健康發展,才能使得社會保障運行順暢、安全和各項制度的有效貫徹和執行。第四,高質量社會保障的實現路徑是“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應將各部門分管、主要由省級地方統籌的各個社會保障部分加以集成,形成協同,就可以在人民群眾有各種需要時為其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制度,大大改善社會保障整體效率,從而提高社會保障內在質量。第五,高質量社會保障的管理和服務要“在提高管理精細化程度和服務水平上下更大功夫,提升社會保障治理效能”。“精準施策”要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各項事業今后發展和進一步完善之管理工作的“常態”。第六,高質量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只有“把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建立在經濟和財力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之上,不脫離實際、超越階段”,才能真正保持社會保障的不斷增長和持續發展。與此同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還要進一步落實就業優先政策,進一步調整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深化教育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逐步增加人民福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持續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林義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對實現我國社會保障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只有堅持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才能更好增進人民福祉這一根本改革目標的實現程度。在數字經濟的新發展環境下,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日益密切。需要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提振城鄉居民消費信心,對改革發展的預期,進而尋求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思路。同時,數字經濟下以養老、醫療、救助為代表的民生大數據正在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需要抓住這一新的發展機遇,以改革為牽引,探索推進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的新機制、新機理和改革新思路。在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特別需要以三中全會精神為根本遵循,強化改革引領和創新驅動,重視研究國際國內新發展環境下社會保障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改革議題。一是重視研究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在有效防范化解社會風險中的作用方式及實施路徑,強化社會風險管理,有效發揮社會保障制度在織密社會安全網的重要功能,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切實兜住、兜牢民生底線。二是重視研究復雜經濟社會環境和數字經濟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新課題,從長期發展戰略高度加強新業態勞動者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強社會保障改革的輿論引導。三是重視多層次社會保障改革系統集成的難點、堵點問題的跨學科、跨部門的協同攻關,提出有前瞻性和務實管用的政策建議。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教授申曙光指出,社會保障領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關鍵是要做好如下事情:一是社會保障與民生保障方面應該有新的目標,要實現從學有所教、住有所居、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到學有優教、住有宜居、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的轉型升級,這樣才能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要的戰略意義和價值所在。二是要在影響全局的關鍵領域進行重點改革,實現一系列的創新突破。以醫療保障為例如,其統籌層次、三醫協同、籌資機制、支付方式等都直接在深層上影響著醫療保障的效率與公平,甚至影響著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因此這些領域的改革既是難點,也是需要進行重點改革的方面。三是社會保障要真正適應現代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變化。科技革命將在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在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過程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近中期,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成為科技革命的核心內容,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各方面的影響都將是前所未有的,是其他任何類型的科技革命所不能比擬的,特別是,其對勞動就業格局和收入及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因此,建基于傳統的勞動就業與財富分配格局之上的社會保障在保障模式、保障機制、甚至保障內容等方面都需要進行重大改革,以消除社會保障對社會經濟環境及人們需求的適應性。四是既要實事求是,尊重現實,又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創新。中國是一個區域差異較大的國家,社會保障事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事關許多領域與行業的發展,因此社會保障改革具復雜性,這也增大了社會保障改革的難度。唯有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宗旨,勇于創新,勇于探索,敢想敢干,實干巧干,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才能走出、走好社會保障的改革發展之路。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金維剛指出,根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明確要求,在加快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方面,重點宜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是大力推進企業年金制度覆蓋范圍。目前全國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僅有14萬多個,在全國數千萬個企業中只是一個零頭;覆蓋職工3千多萬人,只占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總數的7%。在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方面,企業年金發展嚴重滯后,是其中的一個短板。因此,要推進完善企業年金制度,適當放寬建立企業年金的條件,加大稅收優惠力度,改進企業年金委托投資考核機制,鼓勵越來越多的企業建立企業年金。二是在建立個人養老金制度試點的基礎上,在全國各地推廣建立個人養老金制度,適當放寬準入門檻,增強制度的普惠性。要加大稅收優惠力度,在領取個人養老金方面實行免稅,即實行EEE或TEE模式。要引導和督促相關金融機構開發適合個人養老金投資的產品,努力提高投資收益率。要穩妥開展個人養老金投資咨詢服務,并加強對個人養老金投資運營的監管。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丁建定指出,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黨的二十大的基礎上,對中國式現代化重要方面進行了具體闡釋和總體部署。全會明確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系統闡釋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并做出了整體部署。從黨的二十大到二十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做出高度概括和提煉,而且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基本體系和框架做出了全面闡述,更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路徑做出了進一步的闡述和部署。因此,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行動指南,也為建設高質量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教授林閩鋼指出,在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強調堅持“在發展”這一途徑來解民生問題,即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我國民生領域四十多年的主要經驗。“在發展”還強調在動態過程中來把握老百姓所期所盼,成為民生政策制定的依據。第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才能筑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因此,多年來我們在民生領域所形成的共識是:經濟發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我國不但要發展,而且要有一定增長速度,否則就沒有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第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老百姓所期所盼也是發展變化的,老百姓在民生領域的新期待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目標和發展動力。如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又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由此進一步打破社會管理身份制所帶來社會保障的碎片化,不斷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也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新內容、新重點。第三,實現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環。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發展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關系。民生改善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托底作用和促進作用。通過實施民生改善政策,編織好民生保障網,托基本民生和社會穩定之底,緩解經濟轉型升級帶來的社會壓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僅如此,民生的持續改善又能穩定社會預期,拉動居民消費,釋放潛在需求,增強發展動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不斷提高勞動者綜合素質和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注入持續的發展動能。當前,在經濟下行、財政投入增量減少的情形下,仍然應當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這是政府承擔、所必要搞好的主責,同時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以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西北大學教授席恒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突出會議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以及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要性。深入學習全會精神,明確社會保障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增強改革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是社會保障實務界和理論界的責任與擔當。全面深化社會保障改革就是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目標和經濟基礎及生產力變化,對社會保障政策和服務的適應性變革。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對社會保障提出了新要求。即要求我們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對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言,必然要求建設包容性、共享性與發展性的社會保障制度,以適應新涌現的社會群體和新產生的社會風險,為全體社會成員公平享有社會保障和收入增加創設制度條件與制度環境,并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通過科學、合理、精準的社會保障項目,為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社會保障事業創造物質基礎,進而為全體社會成員發展能力和致富能力提升創設制度基礎。第二,經濟形態變化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政策和生產關系的適應性變革。必須看到數字經濟這種新質生產方式對社會保障的沖擊是雙面的。它既能夠提升社會保障制度效能,有助于提升社會保障制度的靈活性與準確性,也會帶來社會保障適應性轉型壓力,造成現行社會保障制度難以適應平臺從業者勞動關系模糊化、就業形式多樣化的現實需求,傳統以強制性為基礎的社會保險制度在數字化就業領域會出現“制度失靈”現象。因此,在風險共識的條件下,社會保障制度在籌資端應基于量能負擔(能力-責任-權益)、以能者多擔原則進行籌資,在待遇端應基于權益共享(共識-共建-共享)、以公平普惠原則進行權益保障。第三,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重點在于對社會保障的關鍵問題進行適應性改革。我國需要全面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步伐,以充滿確定性的高質量社會保障制度來化解國家發展進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有效支撐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建設、造福世代中國人民。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以國民社會保障權益保障為核心,以個體全面且自由發展為目標,以多方主體參與為基礎,保障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權益的社會保障發展新階段,是社會保障制度文明的新形態。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需要基于普惠原則、通過共享性社會保障項目設計,通過在全體國民中無條件、無障礙、無差別地享有或享受發展成果,以保障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權益。同時也應基于不同個體的參與度和貢獻度,實現社會保障利益在不同主體間的獨享、分享和共享,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成員個體的危機度、降低其風險度、提升其適存度,實現社會保障化解社會危機、防范社會風險、保障社會權益的整體功能,最終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養老保險制度方面,一方面需要優化養老保險不同支柱之間的結構,形成養老保險制度中各責任主體各司其職、各盡所能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需要基于算法創新優化養老保險基金籌資與待遇給付機制,既體現基本養老保險發展成果的共享,同時也體現個人的繳費貢獻和地區間的差別(獨享和分享),以縮小基本養老保險的人群差距和地區差距。在醫療保障制度方面,需要通過醫療福利、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和商業醫療保險等多元主體參與、不同層次醫療保障項目互補方式,以醫療資源共享、分享和獨享形式,保障全體國民的健康權益。在社會救助制度方面,需要明確政府責任,進一步優化現行制度安排,完善救助體制與實施機制,健全主動發現機制,將物質救助和相關服務有機結合,并伴隨國家現代化進程真正讓救助標準做到水漲船高,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難群眾;同時還要充分發揮社會化主體作用,創新慈善機制,形成“互聯網+數字化+社區慈善+企業慈善” 的新型公益慈善模式,實現以數字公益促進共同富裕、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輪驅動,最大化釋放公益慈善行為的正向外溢效應。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監事、南京大學教授童星指出,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一是必須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既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繼承發展,更是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固然管控不能少,將制度的優勢轉化為治理的效能也很必要,但是放開搞好同樣重要。如果管控者越來越多,干活者越來越少,就偏離了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目標。這必須靠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突破。二是要注意社情民意的變化,適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現實中存在的“假大空套話”傷害著政府的公信力,一些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現實則消蝕著民眾的當下熱情和未來預期,對此必須通過壯士斷臂的改革、貨真價實的保障與改善民生的措施,最大限度的激發起社會的活力,提振信心。三是應當厘清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二者并非一回事:公共產品是手段,公共服務是目的,缺乏公共產品的公共服務必然是貧瘠的;有充足的公共產品也未必帶來高質量的公共服務。隨著多年來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目前公共產品存量不少;但在結構和空間分布上,公共服務的配置往往與公共服務對象的需求不一致,加上許多公共產品的使用被相關部門和代管單位加以種種限制,甚至被其轉化為自身擁有的“私人產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公共產品的結構和布局。取消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就可以在不增加多少財政投入的情況下大大提升民眾公共服務的質量。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教授關信平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再次高度強調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意義。提出了“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這個提法是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一切為了人民的基本宗旨出發,為中國式現代化規定的重大任務。在未來的發展中,要緊緊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務,圍繞這一任務目標而制定相關社會政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同時,《決定》提出了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路徑,再次強調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的基本要求。并且,《決定》針對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中存在的短板和制度缺陷,提出了健全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籌資和待遇合理調整機制,逐步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擴大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覆蓋面,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完善社保關系轉移接續政策,以及加快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擴大年金制度覆蓋范圍,健全社會救助體系,健全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制度,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具體要求。下一步,應該通過具體的改革發展措施,落實好《決定》所提出的這些要求。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醫療保障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嚴娟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堅持人民至上,從人民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強調要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充分彰顯了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充分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決定》明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強調“要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發揮各類商業保險補充保障作用。推進基本醫療保險省級統籌,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加強醫保基金監管。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健康優先發展戰略,促進醫療、醫保、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等,這些舉措的實施,必將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們應當認真領會上述精神,加強醫保領域標準化基礎研究,為醫保標準化體系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支撐,為醫療保障與醫療衛生事業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魯全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吹響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號角,《決定》提出“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闡明了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的邏輯關系;《決定》要求,“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應當成為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各領域改革的指導原則;《決定》指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完善收入分配和就業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指引我們將是否縮小了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務差距作為社會保障改革的基本遵循;《決定》提出,“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并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出了具體要求,應當成為學會研究工作的重點。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渤海大學校長趙建國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是指導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決定》在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方面,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完善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政策機制,發展銀發經濟。銀發經濟是向老年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以及為老齡階段做準備等一系列經濟活動的總和,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多元、潛力巨大。資料顯示,我國銀發經濟規模約為7萬億,占GDP比重約6%,到2035年,銀發經濟發展規模將達到30萬億元左右,占GDP比重約10%。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銀發經濟發展,應把握兩個要點:一是堅持積極老齡化和健康老齡化觀念,牢牢掌握銀發經濟發展戰略先機和主動權。當前,有效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事關國家發展全局,事關億萬百姓福祉。要準確理解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深刻內涵和科學要義,深刻把握當前老齡化的新的階段性特征,準確研判老年群體發生代際更替、老年群體需求結構轉型升級等趨勢變化;加強全局性謀劃和戰略性布局,推動銀發經濟向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充分轉變;統籌人口老齡化涉及的生育養育、教育培訓、退休社保、收入分配等政策制度,最大程度防范化解人口老齡化風險,最大程度把握人口老齡化戰略機遇。二是堅持調動各方主體的積極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共同體。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統籌推進銀發經濟發展與健康老齡化緊密結合,統籌把握銀發產業涉及領域面廣和參與主體多的鮮明特征,充分調動政府、市場、社會、家庭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積極性;堅持老有所養與老有所為相結合,注重老年人物質文化需求的同時,兼顧好老年人精神文化需要,盡力滿足老年人口在經濟保障、醫療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多樣化、多層次需求;著力確保老年人幸福晚年,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質量轉變;著力建設代際和諧的全齡友好型社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世代共建共治共享。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郭林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強調法治也是民生制度的重要保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民生制度法治化的內在要求,特別具有時代意義。民生制度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安全網”“調節器”“減震器”,社會保障是治國安邦的大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人民群眾應對年老、疾病、失業、工傷、殘疾、貧困、生育等風險的制度保障體系取得重要進展,但民生制度法治化建設仍存短板。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亟需在民生制度成熟定型過程中,以強化法治建設來鞏固民生保障制度重大改革成果。如加強社會保障重點領域立法,真正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完善經辦管理服務細則,提升民生保障可及性;健全基金監管機制,增強社會保障安全性等。要以中國民生制度法治化建設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從而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供堅強保障。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西北大學教授翟紹果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遵循民生制度的頂層設計、民生體系的組織治理與民生服務的底層邏輯。在頂層設計上,遵循民生保障制度設計的逐頂統籌,盡力而為、量力而行規劃公平統一的民生制度藍圖,實現公平適度的民生保障制度目標。在組織治理上,完善縱向各層級管理部門之間、橫向不同職能部門之間以及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參與主體之間的民生協同共治體系;在民生服務的遞送環節,關注于民生服務的逐底治理,運用數字治理的技術紅利,賦能公共服務均衡可及,打通民生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切實提高人民群眾對民生保障制度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總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打造民生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民生保障體系改革為依托,通過民生保障制度的逐頂統籌,民生治理體系的協同共治,民生服務遞送的逐底治理,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實現民生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華穎指出,學習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感受特別深刻的一點是,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快車道。改革任務不僅目標明確,更設定了至2029年新中國成立80周年時全面完成的宏偉藍圖。這不僅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清晰、穩定的發展預期,也極大地增強了人民群眾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宏偉藍圖中,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占據重要地位。《決定》著重強調了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這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任務。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我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例如,2018年的機構改革打破了長期制約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2019年以來,藥品集中帶量采購的常態化、醫保個人賬戶改革、推進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等措施,釋放了巨大的改革紅利,直接惠及億萬人民。展望未來,我們應以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著力推進主要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一方面,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作為覆蓋面廣、基金規模大的兩項最重要的社會保障制度,迫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邁向成熟定型的新發展階段。前者的關鍵在于實現真正的全國統籌,而后者的關鍵在于增強互助共濟性,切實解決重大疾病醫療的后顧之憂,兩者均需改進和完善籌資機制與待遇調整機制。另一方面,需加快彌補制度短板,包括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基本養老服務制度以及發展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等,以此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并使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健全完備。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理事、東北財經大學劉曉梅教授指出,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要在落實上下功夫。她以養老服務為例,體會最深的是養老市場秩序混亂問題。一方面,現在出現很多沒有任何手續的無證無照養老機構,產生了惡性競爭情況。另一方面,要舉辦手續齊全的養老機構又太難,僅消防一項就能卡殼很多機構,因為正規手續難辦,運營成本大增。而要享受政府的補貼政策就得接受政府的檢查、監督,養老機構被管得太死,養老機構叫苦連天。另外,現在各大城市紛紛辦康養集團,這是政府出資的公辦養老機構,規模大、床位多,成本少,收費低,進一步使民營養老機構生存艱難。這種現象即是未能夠處理了“放得活”與“管得住”的關系。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情形下,特別需要按照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要求來深化養老服務領域的改革,確保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得到全面實施。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廣西醫科大學副教授彭宅文指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這對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一,“系統集成”的改革理念要求協同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相關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例如,發展新質生產力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會導致低技能勞動者就業與收入不穩定的新風險,社會保障需要應因勞動關系的變革,創新新業態勞動者的社會保護方式,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社會安全網。通過綠色技術實現降碳與減污,會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支出,為避免這種新型貧困,低保、養老等基礎性、兜底性社會保障待遇標準的制定需要關注家庭能源支出變動的影響,以匹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新要求。第二,“系統集成”的改革理念要求進一步優化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結構,完善制度功能,提高綜合效率。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結構性改革,需要在夯實低保、養老金等收入保護的同時,向兒童托育、職業培訓、老年照護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等領域拓展;相應地,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也將從減貧、消費平滑等收入維持功能,向增進個體就業能力,提高勞動參與率,提高健康水平等人力資本投資功能轉變。項目結構與制度功能的轉變,有助于提高社會保障政策的干預效率,并增進代際公平,改善社會流動,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來源:中國社會保障學會

    (責編:蔡夢達、黃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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