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釋家別集敘錄

江西師范大學李舜臣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歷代釋家別集敘錄”（項目批準號為：14BZW08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歐陽江琳、賈利芳、祝童、王彥明。

自東晉以還，釋子吟詩作文者，代不乏人，成就甚高，實為華夏詩壇文苑重要的創作群體。然佛門歷來視詩文為“小道”“外學”，經藏所錄僧徒著述，一般為“經論”“語錄”而遺“外集”，而釋子亦極少措意于詩文集的刊布，不自寶惜。職是之故，釋氏別集散佚頗為嚴重。自《隋志》以來，歷代公私書志、方志多所著錄，但囿于編撰體例，或失之疏闊，或缺乏系統，或語含輕視，難以反映出釋子的總體創作。近年來，釋氏文學之研究漸成風氣，撰寫相對完備而系統的釋家別集書志，頗顯必要。

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宋人別集敘錄》《明別集版本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等書志所載，現存歷代釋家別集約452種。不過，這些書志著錄之釋氏別集，未必為真正之別集，例如，釋遵式《天竺別集》，《宋人別集敘錄》予以收錄。然細檢之，是書雖名“別集”，但所收主要為佛經序跋、目錄及修行法式，相當于“子部”之書，故后來被收于《續藏經》中。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入“釋家類”，而未入“別集類”。此種書名雖冠有“稿”“集”“別集”等字樣，但所收非釋氏個人詩文的著作，尚有不少，書志多誤以為別集。還有的書志誤將文人作為僧人的情況，例如《清人別集總目》著錄了銳僧《抱粹軒詩草》四卷，銳僧即馬旸寅，略考馬氏生平，似無出家經歷，《清人別集總目》或因其字“銳僧”而誤以為釋子。另外，還有不少為書志已著錄的釋氏別集，至館藏地查找時，實已無存。例如，《清人別集總目》著錄上海圖書館藏有八指頭陀《枯木禪師詩稿》一卷、釋含澈《綠天蘭若詩抄》等五種別集；廣東中山圖書館藏釋元梁《怡堂集》、釋野蠶《夢綠詩存》等，經筆者實地查詢，實皆已無存。因此，除去誤收及不知所蹤之書，前賢書志收錄實際應為395種左右。

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了30余種前賢書志失收的現存釋家別集。例如，清初赴日高僧隱元隆琦、高泉性潡、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等人的詩文集，因庋藏于日本各地圖書館，而為諸家書志所失收。這樣，我們大致可確定今存釋家別集約為425種左右。對于這425種別集，我們擬定的敘錄原則是：無論長篇、短制，必經眼過目；若無緣及見者，寧暫付闕如，決不抄撮他家書志。經過五年的努力，最終敘錄了228人352種，共61萬字。其中，晉唐9人9種，兩宋20人27種，元代14人17種，明代40人57種，清代145人242種。余近70余種未能敘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因所藏圖書館搬遷，長年閉館，無緣及見，如溫州市圖書館藏西來《雁游草紀游草》、達珍《續寒山詩》、無言《雨花堂吟》、佛第《梅花詠》一卷，等等。（2）因藏館無瑕制成微縮膠卷而未能借閱者，如國圖藏一純《補拙詩集》、大忍頭陀《旅京苾蒭草》、圓微《拾遺編初刻》等十余種。（3）原來書志著錄者，但查閱館藏單位，或已無遺存，或因殘損嚴重不予外借。基于以上客觀原因，未能著錄的釋家別集實際僅20余種。

前賢書志往往比較簡略，多則幾百字，少則二三十字，不利于了解該書之面貌。例如《清人別集總目》在著錄釋智舷的別集時，云：“智舷《黃葉庵詩草》1卷，嘉慶三年抄本（上圖）。智舷，字葦如，號秋潭，晚號黃葉頭陀，嘉興人。俗姓周。”僅著錄了書名、版本、館藏地及作者簡介。基于此，我們借鑒了《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體例、行文風格，依時代先后，在敘錄每一種書籍時，都力圖詳盡，擬定的敘錄項目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作者小傳。置于敘錄之前，側重其生卒年、俗名、字號、爵里、出家時日、師承、交游諸方面，并列出其碑傳材料。凡事跡難考者，不予強解；有數說而無法定奪者，則盡量羅列。（2）版本概貌和傳播情況。界定版本性質，考訂刊刻年代、編校與刻寫者姓名，描述書款版式，厘清版本傳抄、翻刻情況，詳錄現藏處所、重要收藏印章與牌記等相關問題。（3）概述別集內容。摘錄各集之序、跋、目錄、正文和附錄。（4）撮述各書要旨，評價得失。以各書中相關文獻為主，旁及其他“詩文評”文獻，概述撰者之創作旨趣、詩文風格。遇名篇、名句，則酌情摘錄；若該集可資考訂重要史實者，則尤予突出。仍以上舉釋智舷《黃葉庵詩草》一卷為例，我們在著錄是集時，用了近3000字。先是考證智舷生平，列出其碑傳材料，追述前賢書志的著錄及流播情況，然后分別描述所見“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和上海圖書館藏本的版本概貌，指陳二者之差異；最后概述了智舷的“詩禪相通論”及創作旨趣。此條敘錄3000余字，堪稱一篇短小的考證文章。

字數的多寡當然并不能簡單等同于學術價值的高低。在敘錄時，我們力圖秉承乾嘉學派之精神，故而在考據方面屢有創獲，或補充、糾正前人之疏誤，或考實某些具體之問題。例如，補錄了《明別集版本志》漏收釋寬悅《堯山藏草》、釋方澤《冬溪外集》、釋景隆《空谷集》、釋道照《漱流集》、釋洪恩《雪浪續集》、釋海觀《林樾集》、釋如愚《寶善堂詩集》、釋道開《密藏禪師遺稿》、釋大香《云外錄》、釋曇英《曇英集》等10余種釋家別集。又如，糾正了《四庫全書總目》十余例疏誤，如館臣以釋清珙“蓋明代湖州僧也”，實為元僧；誤以明釋宗泐為“臨安人……還授左善世”，實為“臨海人……還授右善世”；又以為明釋大善“蓋為崇禎人”，實大善生年可確考為“嘉靖五十年”，等等。此外，還考證出不少釋子的生卒年，例如，考證出《月磵別稿》的作者釋文明的生年為紹定初年（1228），卒年為至大四年（1311）；《堯山藏草》的作者釋寬悅生年為嘉靖二十七年（1548）；《雪山草》的作者釋法杲卒年為“萬歷三十八年（1610）”；《掃葉詩存》的作者釋帚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博齋集》三卷的作者釋元尹生年為“康熙五年（1666）”，等等。

在版本方面，則盡量精擇善本，廣搜版本，互相比勘，指陳優劣。例如，《憨山老人夢游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為順治十七年虞山錢謙益據龔鼎孳繕寫鼎湖山藏德清原稿之校訂本（簡稱“虞山本”），一為順治十七年靖南王耿繼茂據鼎湖山藏德清稿本之刻本（簡稱“鼎湖本”）。錢謙益《嶺南刻憨山大師夢游全集序》稱：“余惟大師集本，鼎湖、虞山，頗有異同。鼎湖則大師原稿，弟子福善、通烱及五羊劉司理起相所結集也。虞山則經余勘校，間以管窺之見，撮略字句，移置段落者也。二本蓋少異矣，而未嘗不同。”“虞山本”因由錢謙益整理，復經龔鼎孳、曹溶等文壇名流及宗寶道獨等嶺南叢林尊宿共襄其事，故聲譽日隆，流行日廣。而“鼎湖本”，則因卷首僅載有靖南王耿繼茂之《憨大師夢游全集序》，無塔銘、像贊等文，卷數不足虞山本之半數，整理者釋濟航亦為叢林晚輩，故不為教內外所重，不僅未能入藏，且影響日微。然而細加比勘，“鼎湖本”與“虞山本”，絕非僅文字差異而已，比如“鼎湖本”收737題1093首詩歌，而虞山本則僅收283題504首詩歌，失收460題595首。可見，鼎湖本之價值不容忽視。

現存釋家別集很多都久久塵封于各大圖書館，少有問津者。為了便于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書籍，對于那些重要而罕見的序、跋、題詞，我們都力圖抄錄之。這些序、跋，不僅有助于考察是書編纂、刊刻始末，有的還具有輯佚、校勘價值。例如，陳眉公為釋禪《風響集》所撰之序，為崇禎刻本《陳繼儒全集》等著述失收；袁宏道所撰釋如愚《空華集》之序，為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失收；梁佩蘭所撰清釋愿光《蘭湖詩選》之序，為呂永光校點的《梁佩蘭集》失收；黃宗羲為釋拙安《偶存軒稿》所撰之序，未見于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黃宗羲全集》；蔣士銓為釋復顯《雪廬吟草》所撰之序，未見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忠雅堂集校箋》；柳亞子為釋廣信《北萊遺詩》所撰題識等，均未見于柳亞子各種文集之中，等等。這些佚文大約有近三十余篇，若能輯錄，無疑裨益于完善撰者的詩文集。

這些序跋還經常評點作者詩文，表達撰者的文學思想，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文學批評史料。佛門歷來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旨，這猶如“緊箍咒”一樣套在詩文僧的頭頂，緊緊地束縛著他們的創作。因此，很多釋家別集的序跋常常討論僧人文字與禪道的關系，釋子是否可以吟詩作文等問題，力圖從理論上為僧人吟詩作文尋找合法性。例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釋智旭《絕余編》自序稱：“文字性空，性空即是實相，實相離一切相、一切法，豈離文字而解脫哉！”釋篆玉《話墮集》自序說：“有言方顯無言，無言之秘斯詮。禪原無閡，因境不被境轉，制境之道方呈，佛所不呵。”這樣都極力地張揚文字的功用，而非一味地摒棄文字，是對宋代以來“文字禪”的進一步深化。再如，杭世駿為釋明中《烎虛大師遺集》序稱：“吾特以為惟沙門可以為詩，何也？所居在空山，所交無俗客，口不及朝常，耳不聞市囂，目不見姚冶，以蒼松、瘦竹、清泉、白石為供養，以經行、晏坐、打鐘、掃地為職業，以寒、拾為本師，以皎晝為程序，轉華嚴之法界，衍魚山之梵唄唱，澄心渺慮，有觸即書，與吾儒之攢眉苦想，臲卼而不能安一字者，勞逸殊矣。”這一論述很能說明歷代詩文僧繁盛的原因。

古籍目錄提要，宗旨是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具有濃厚的史學意識。釋氏文學自東晉以來，形成了豐富而獨具特色的書寫傳統。這些書寫傳統淵源有自，代有傳人。我們在鉤沉提要各書要旨時，除評點釋子的詩文外，尤其注重對這些書寫傳統的梳理。例如，南宋以還，僧人喜作梅花詩，這一傳統的形成實歸功于元代的中峰明本。明本曾談笑間不逾日而遍和馮子振的《梅花百詠》，“雕鏤盡致，足以壁壘相當”，此為元代禪林、藝林之佳話，流傳甚遠，后之僧侶競相追仿作。我們在敘錄明本《梅花百詠》時稱：“梅花詩，自林和靖“疏影”“暗香”之聯出，骨格清奇，風流百世，宋元詩人紛然仿效，尤為宋末江湖詩所嗜好，幾人人有之。子振、明本之百首和章，實為宋元詠梅詩之集大成者……后之作者，若釋智珺《梅花百詠和中峰大師韻》一卷、釋觀我《和中峰和尚梅花百詠》一卷、釋函昰《梅花詩》一百二十首、釋德洪《和天然和尚梅花詩》二百四十首、釋超源《梅花百詠》、釋岳砫《梅花百詠》，無不皆祖述于此。此外，凈土詩、山居詩、佛祖贊、“擬寒山詩”、“和寒山詩”等，亦是佛門釋子常見的書寫題材，有的甚至還是他們參學的必備科目。對于這些書寫傳統的梳理，不僅可以深化我們對釋氏文學的認識，亦可豐富中國文學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