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典《緇衣》古本及其相關先秦儒家文獻研究

海南師范大學周泉根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典《緇衣》古本及其相關先秦儒家文獻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ZW09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趙運濤、孫盛輝、潘君杰等。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出土文獻，除《道德經》，再無如《緇衣》幸運者。從《小戴禮》傳世而來的《緇衣》一篇，竟然有兩種戰國楚地竹本出土，即湖北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館藏收之兩種。《禮記》此外四十八篇，僅有《孔子閑居》有部分出土。不僅如此，在單疏本極少流傳至今的十三經注疏中，在日本竟然發現《禮記正義》單疏殘本，而殘本正是從《緇衣》第十四章開始。又，《經典釋文》宋元遞修本至八十年代才從內庫中流出刊行，《禮記釋文》雖有宋撫州公使庫本、余仁仲本，然《中庸》至《昏義》（缺《奔喪》）較十三經或《禮記》其他篇章更有日本興福寺先宋鈔本面世，而《緇衣》正預其中。另外浩繁的敦煌卷子中尚有《禮記音》殘卷（S��2053）一百八十一行，始《樂記》訖《緇衣》，《緇衣》又有幸與焉。從地下到海外，從周秦到唐宋，從竹本到石經再到寫本、刻本，從經文到義疏再到釋文，《緇衣》皆有新出，且竹本、釋文等還不止一種。可以說，先秦文獻即使《道德經》也無此豐厚之饋贈。從義理上講，《緇衣》雖偏于政治實踐之教條和人際倫常之教誨，不及《經解》高遠、《儒行》博大、《學》《庸》精微，但乃不失孔曾思孟一貫之道。而其文獻校勘價值，卻因地下海外之竹本寫本之重光，遠遠高于儒典其他單篇。我們綜合利用以上地下、海外之資料，對《緇衣》古本之文體性質、形成機理、成型后之原貌和結構、各版本系統之層次和標志、數次重編之邏輯和痕跡，以及材料之來源、學派之屬性、述作傳抄之區分、經子傳記之互訓，等等皆作了資料所能支撐之限度之研究，并下及《緇衣》一篇注疏釋音之匯校匯考。

單篇文獻呈束狀涌現，其價值遠遠超出其單篇文獻本身。地下重出傳世文獻，表面上似乎沒有全新地增廣古文獻，卻于在巨大縱橫時空中經過反復述、作、編、注、誦、錄、傳、抄才得以部分傳世的中國古文獻來說，意義遠大于單純增加一兩篇文獻，尤其在迭經愈演愈烈的千年疑古思潮之后和百年西學強調材料審查的影響之下的今天。我們可借諸地層古本還原研究以溯源，考察周秦兩漢古籍尤其是儒家“子曰”類文獻之述作傳抄之過程，還可自此衍流，考察先宋經注、義疏義贊類文獻的諸多歷史面相，探討義疏學之高峰、漢學之終結和注疏釋音鈔本刻本之演變等問題。且源流之間，又可往復對質：既在古本還原之基礎上折中文字隸釋之分歧，尋繹章序、章句和補注之原原本本，又據文字、結構相互孳乳變遷種種細節確證版本之地層關系和演化邏輯；既在竹本的對照下，理解鄭注釋文某些異文本末，又可糾正注疏之偏頗甚至訛誤，甚至據注疏善本殘本，竟可在極為細小之縫隙中見出古本之信息。其他諸如從語叢到論體以及詩、美、說等文體或文藝范疇等文學史問題；《毛詩序》與《緇衣》關系等《詩》學史問題；儒家五行學說本義等儒學思想問題；從鈔本到刻本以及從注疏到釋音等經學闡釋和傳播問題，等等，無不可從《緇衣》切入展開研究，提出假設、獲得新知。

二  成果的研究方法和創新性成果

為實現這些目標，課題組收集到了與《緇衣》相關的出土楚簡、敦煌類鄭注和釋音、日藏六朝義疏類鈔本、日藏先宋釋文鈔本和日藏宋刻正義類資料，收集了宋刻及歷代遞修之鄭注、釋文、注疏善本，并制作了《禮記》引《詩》、《書》和《易》的數據庫、《孟子》義理分編索引及網絡數據庫等。為實現以上目標，課題組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在諸多問題的自然啟發引導下，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方法。其方法主要有如，古本之空間關系分析法、刻本天頭地腳之校勘法、版本之昭穆關系分析法、古文獻話語系統之“成語成說”“重言重意”分析法、章句章序之“關鍵詞”“關聯詞”分析法等。另外，在今天大數據時代，無論字形、詞例或訓詁，很多歸納法幾乎接近完全之歸納。在全息數據面前，本相幾乎即真相，只要具備文獻和義理之常識，其文本自身往往能呈現出不言而喻之新解新知，已非學子溫課之兔園冊子或學者炫博之博聞強識可同日而語。一定程度上，是在信息時代數字化空間中超越性地實踐“二重證據法”。具體研究分述如下。

第一，重出文獻，與其計較其與世傳本之優劣，不如論其間之版本層次。版本層次乃是更基礎的事實判斷。通過對勘《緇衣》竹本和世傳本的引《詩》舛誤、受話主體和章序差異等，我們初步恢復了《緇衣》古本原貌，發現其引《詩》一章一引的體例，且讓各章引《詩》各就各位。古本原是兩部分綴合而成，這兩部分可能是兩種文獻，這兩種文獻源斷爛一處，致使綴合之初即已有舛誤。竹本和世傳本在版本源流上同祖而各有昭穆。世傳本第一、十八章乃是后來整理者面對一堆已失編次的《緇衣》苦為之排列、深為之加工而出的兩部分提領。此外，物理空間上相鄰而誤是章序引《詩》舛錯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我們對《緇衣》古本的章序也做了部分可供參考之回溯。

第二，將先秦《緇衣》文獻甄別出三個版本系統。利用這個框架，很多以前夾雜不清的問題得以解決。通過綜合研究，我們確證了《表》《緇》本一體、《緇衣》乃《表記》之下篇之假說。我們將《表》《緇》一體、《緇衣》初分為其下編之版本，統稱版本系統一。以獨立于《表記》之《緇衣》單獨被完善潤飾成《詩》一章一引為標志，統稱這一階段為版本系統二。今所見郭店和上博兩種是該系統中又稍混亂之亞型，或曰子本、族本。以有第一、十八章為標志，統稱這一階段諸本為版本系統三。世傳本乃是該系統中又更混亂之亞型，或曰子本、族本。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因版本系統二、三，有相同之變誤，故兩種雖未必直接的祖本，卻在邏輯上有祖裔之關系；第二，版本系統一、二，以補注為區別，然補注或是一個連續過程，或可分《緇衣》為下編時同時完成，故系統一、二，乃是邏輯上之劃分，并非實際或時段上之劃分。版本系統三第十六章亦然，其增益時間點以及世傳本多種異文的存在時空關系，都只是邏輯上區分，而不指涉實際時段或明確版本；第四，可明確者有如《毛序》當在版本三之后，可假設者有如版本三之后版本二之相關文獻在漢魏南北朝有殘編流傳，后世類書所輯存之片鱗可約略管窺之。

第三，為探討《緇衣》之版本層次、編撰過程、語料來源、述注編者，還嘗試使用“成語成說”“重言重意”“《詩》《書》重見”等方法。有的方法完全是因本題研究目標而起。一方面以《詩》《書》為本位，從“《詩》《書》重見”角度整理古文獻，揭示七十子或后學以“詩云”證“子曰”，“子曰”“詩云”相得益彰之現象，并可見出許多有價值的問題和解釋。如第九章/9通過綜合對勘分析《毛詩》、《左傳》和《新書》中的《都人士》之重見詩句，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另一方面，以各類《語》《傳》為本位，檢索故訓說記之紹述過程，尤其是儒家內部如孔、曾、思、孟、荀等之間遞述衍異之跡。通過成語、重言分析，揭示了《緇衣》“子曰”思想乃孔曾思孟一以貫之之主張、繪制出《緇衣》思想之源流，儒門傳述之軌跡；還發現，公孫尼子書與子思書有難分難解之關系、六朝人稱《緇衣》取《子思子》和《公孫尼子》并不矛盾，且皆有跡可循。

第四，關鍵詞和關聯詞分析法。主題上以類相從之關鍵詞、文本形式上相互引帶之關聯詞是探討周秦兩漢學派內部文獻變遷的重要線索。通過這種方法，可細膩地揭示《緇衣》版本層次之間的遞延邏輯和重編痕跡。我們發現，有的是世傳本而非竹本在內容上以類相從之關鍵詞之一及形式上相互引帶之關聯詞之一，如“煩”；有的是竹本而非世傳本的關鍵詞并關聯詞，如“章好惡”；有的既是竹本又是世傳本之關鍵詞和關聯詞，如“格”“勸”；有的不僅是《緇衣》同時也是《表記》之關鍵詞，如“褻”或“褻瀆”；有的只是世傳本之關聯詞而非關鍵詞，等等。這些詞乃是重繪諸版本間演化邏輯和痕跡關鍵節點。

第五，利用海外回傳文獻進行匯校匯考其闡釋體系。世傳本《緇衣》內部存在諸多異文，而自漢至清，又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闡釋體系。從鄭康成的注到孫敬軒的集解，這個闡釋傳統既有漢學宋學取法之別，又有漢宋各自內部范式之異。以漢學為例，經今古文不論，其經古文部分至少有注、疏、音義之三塊蔚然獨立之領域。該成果順著秦漢之時間線，往下對《緇衣》之鄭注、孔疏和釋文進行全面匯校考證，盡量完整地展示《緇衣》這部儒家經典在經過兩千多年歷史的整理、詮釋和寫刻印刷，至今已形成的結構和形態。在匯校匯考的基礎上，我們發現或進一步證實以下現象或觀點：陸氏《釋文》之底本、別見本顯示《緇衣》世傳本系統紛雜；日藏《釋文》殘鈔本乃經嚴格考校之別本；從陸氏釋文等可證十行本正源于余仁仲本；山井鼎所見鄭注古本更近于鄭氏原本；從六朝鈔本《喪服子本義疏》見出義疏到注疏之分卷沿革；從《釋文》校勘逆推世傳本《緇衣》重編之理路及痕跡；《緇衣》三處合疏或有古本信息存焉；后世類書如《太平御覽》所輯存或有襲自古殘；據山井鼎古本異文等可上溯竹本信息下明漢宋之別；關于《緇衣》合疏，宋刻整理者不明疏義之總分結構，致《緇衣》提目不統；義疏之學以南宋越州八行本為高潮，漢學之高潮亦即終結則以附音注疏之南宋建陽刻十行本為標志，等等。總之，匯校注疏釋音，既是在還原各自的原貌，也是在梳理其間之演變，尤其是鈔本、刻本之變，揭示經學演進的起承轉合之規律和消息。比經推例，還擴展到《禮記》全書。

第六，跳出文本、文體、文獻等內部問題，《緇衣》提供的新材料為文字學、文學史、思想史，尤其是《詩經》學、《尚書》學甚至《左傳》學等經學史問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參考。通過分析，我們認為：世傳本在斷爛重編時據《緇衣》序義改竹本“好美”為好賢；竹本《禮�本l衣》第1、2章乃是《詩�本l衣》毛序之本；《緇衣》第九章乃毛詩《都人士》序之本，毛序且雜糅魯詩序而騎墻于兩首《都人士》；美當如尾，本意乃人之儀表裝飾；詩由志字孳乳而來，詩言志之命題基于文字形神關系。思想史方面，我們借《緇衣》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儒家五行皆近取諸身、理學重要概念“新民”作“親民”乃思孟學派有意誤讀等。同時，通過義理分析還可反過來有助于出土文字之釋讀。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在文字重新校考基礎上，對遣詞、章句作了系統地成語和重言分析，在三個版本系統的框架中，對《緇衣》諸本所進行了還原描述，有的基于實證，有的可基于邏輯證偽，有的基于合理推理，有的是在綜合對勘后的假設。即使是假設，筆者也盡量持之有故，冀成一家之言，為學界提供一種重新反思之假說。于鄭注、義疏和釋音，則在匯校匯考中，發現方向性的問題，提出假設，然后從多個角度對質，揭示鈔本、刻本時代《緇衣》文獻甚至義理之演進邏輯和痕跡，并實事求是地提煉出一些規律或結論。該成果最大的價值在于能為先秦文獻的述作傳抄結構和歷史流傳規律提供一個可以實證的成例。不足之處在于鋪得太開，焦點眾多，有的地方又鉤求太細，在因果關系或源流影響上，有的觀點尚待更多文獻支持。

《書》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是華夏文明之幸。較之人類所有其他地域文明，只此漢文化一脈相傳，未曾中斷，舉凡十三經、二十四史等，不惟華夏記憶之綿延有載，亦且全人類賴此以成諸國之參考。然即便如此，文獻傳播，道阻且艱，時至今日，其待補璧或勾連者仍不計其數。稍可憾者，宋元以降，疑古者應多細甄駁雜而慎斷真偽，或不至斯文燦爛之邦成諸事不宜之國。又可嘉者，先賢所疑，提出問題，辨章學術，乃今天學術正反合之必要之一環。所幸海外資料、地下瑰寶，于時涌現，使以前噤然不敢疑議者得以從方法到問題到價值等全方位之反思重置。《緇衣》不過其一例耳。從語叢形態到《表》《緇》一體，再到獨立成篇之竹本，又從一再散亂重編到匯入《小戴禮記》成其中之一篇，再歷經漢魏之注、六朝隋唐之義疏釋音、再在刻本時代正義附錄經注、經注附錄正義釋音，又最后在明代重出單行本，《緇衣》可以說如《大學》《中庸》一樣，其作為經學文獻，完整地經歷各種形態形制。《緇衣》研究，在于還原某一篇什之來龍去脈，更在于從實證角度鑄成古書傳承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