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彬彬禮樂

作者：吳飛，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比較哲學視野下的性命論哲學研究”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本文完整版收錄于《中國文化之美》，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編，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唐代學者孔穎達的這兩句話，深刻地揭示了華夏文明作為禮樂文明的美學意義。不同于古代希臘的城邦文明和現代西方的宗教文明，中華禮樂文明參照天地自然之節律，予以適宜的修飾，而形成輝煌燦爛的文明體。它的美不在于人為的創造，也不在于神恩的賜予，而在于返璞歸自然。

傳說遠古帝王太昊伏羲氏仰觀天文，看到日月交替，陰陽氤氳，自然成象；俯察地理，看到山河壯麗，草木繁茂，鳥獸棲息。伏羲氏有所感悟，根據天地自然的這些紋理畫出八卦，并由此確定了最初的婚姻制度，還發明了瑟，這就是“禮樂”的發明，也是文明的開端。文明之美，在于它最有序地反映了自然之美，自然能有多美，人類文明就可以有多美。

禮樂文化中的自然詩性

民國時期，馮友蘭、李安宅等曾把禮樂文明稱為“詩”的文明，認為其中滲透著濃重的詩歌美學。之所以用“詩”來理解禮樂文明，是為了區別于現代西方文明中籠罩性的宗教精神。宗教精神強調的是神的創造和超越，特別是把自然視為需要被超越和改造的。但中華文明不同，它不僅將自然視為文明的起點，而且當作文明的目的。人類文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超越和改造自然，而是回歸自然。這一特點決定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基本特征和美學境界：以文明與自然的和諧為最高標準。

《論語·雍也》中記錄了孔子非常著名的一段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說的“質”，指的就是自然，“文”指的就是人類文明的各種創造，包括文字、文章、文化、制度等。

如何理解文和質的關系？比如一塊石頭，這塊石頭的總體就是質，石頭上的紋路就是文，皇侃注《論語》時以“實”解“質”，“質實”就是萬物自然而然的狀態。我們要對這塊粗樸的頑石進行加工，就要找到內在于質實的紋路，按照它來切割打磨，最終把石頭雕琢成一件精美的工藝品。中國人喜歡用玉石來代表君子之德，因為玉既有美好光滑的材質屬性，又有極其細密的紋理特征。

中國人理解的文明，就是在自然的質地中發現紋路，然后按照這紋路進行文飾，使它更加華美有序。雖然經過文飾后的玉石更美了，但它仍然是一塊石頭，那些文飾并沒有改變石頭的質實，也不應該破壞自然，只是對它加以文飾雕琢。文明的意義，就在于文飾和加工粗樸的質實，但并不破壞自然。這個原則當然也成為中國美學的標準：自然是最高的美，人類的一切創造，最終都是要回到自然才有意義。

禮序乾坤，樂和天地

《樂記》中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講的就是禮樂制度和天地自然的關系。天地自然是有“節”有“和”的，“節”強調的是差別，“和”強調的是和諧。比如春夏秋冬四時，會有冷暖寒暑的不同，這就是節。中國的歷法制度產生很早，春秋戰國時已經有了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候，就是為了盡可能細致地理解天地的節律。所以人類的禮制也特別強調節，也就是差異與秩序。

但天地之節并不是絕對的，所有的差異最終還要統合為一，《易傳》講“天地之大德曰生”，春夏秋冬的差異，最終落實為各種生命的生長收藏，所以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大之美，就在于四時代序與萬物生長的統一，即節與和的統一。

所以，人類的制度也不能僅僅強調秩序，還必須把所有這些秩序統合起來，講“和”，也就是要有利于禮樂制度下自然生命的展開。“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樂制度，就是人類以文明的方式對自然世界的詮釋，因而禮樂文明也要以激發人們的生命活力為最終目的。

中國古人認為，春夏秋冬的運轉是天地生生大德最重要的體現方式，所以禮樂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參照四時運行，《禮記·月令》篇非常詳細地講述了這個原則的使用。唐玄宗時期在禮樂制度上有過很大的創新，其中一點就是把本來是第四篇的《月令》改成《禮記》的第一篇，以強調它的特殊地位。

從禮樂文明的角度看，時令不僅構成了農作物生長的節律，更是生命展開的節律。所以，音律的十二律與十二月是一一對應的。天子的明堂也分為四部分，分別對應東南西北四方，每部分三個小室，每個室對應一個月，每個月要使用不同的宮室，以與天地之序相合。

每年冬至日，是陽氣初生的時候，一年復始，萬象更新。在這一天，天子要在都城的南郊主持盛大的祭天儀式，稱為郊天禮，這是所有祭禮當中最隆重的一種。每朝建國，首先確定的就是自己的郊天禮制度，這往往決定了這一朝代的基本品格。

天地運行的陰陽變易，是人類所能觀察到的最重要的自然節律，也是宇宙乾坤之大美的幾種體現。人類的禮樂制度，需要按照這種節律來安排，而不能超越或違背自然，否則必將遭到懲罰。禮所反映的天地之節，和樂所反映的天地之和，是文明之美的無盡源泉。所以在根本上，禮樂文明之美仍然來自天地乾坤之美。

中道之美：禮樂文化的核心精神

正是因為基于自然，禮樂文明的核心精神是中道，或曰中庸、中和，這是文質彬彬的最高境界。對中道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以為它就是折中主義。中道，并非無原則的求中，它包含兩個方面。每個人最終都要完成對自我的完善，“我”就是每個人的“中”。要完善自我，就要在自然與文明之間求得一個適中的尺度。中道不是機械地各居一半，宋代和明代人常將文質彬彬理解為“文三質七”，因為他們意識到，在自然之質和文明之文當中，應該以自然為主。考慮到這兩個方面，使文明的生活能夠最好地實現性命自然，這就是中道。中道，是中國思想中辯證精神的所在。

中道不僅是禮樂之美的終極體現，也在各個領域有所體現。比如中醫講陰陽辯證、君臣佐使；武術講究“守中用中，以應無窮”；繪畫的原則是“繪事后素”；音樂也不是以最高亢的聲音為上品，而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和韶樂為大雅。

“中”，本來是一個方位概念。簡單說來，我們每個人都處在中位。我正午之時面對太陽站立，左面就是東，前面是南，右面是西，背后是北，我就處在東南西北的正中間，這就是最原始的中。每個人處在一個中位，在他生命的動態展開過程中守住這個中位，也就是在恰當的時間做最恰當的事情，這叫作“時中”。

雖然中道落實在每個自我身上，但任何一個自我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這個世界上，而是處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要做到時中，一方面要做好內在的修身，另一方面要充分理解所在的這個社會共同體，洞察自己在其中所處的位置，既能維護自己的尊嚴，又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時中，成就君子人格之美。

禮學中對人倫關系的重視，也恰如其分地體現了“中道”的精神。人類文明有比較明確的婚姻制度，因而也就能使子女明確誰是父母，誰是同父母的兄弟姊妹，為這些自然關系賦予文明意義，而不像動物種群那樣僅有自然本能的歸屬感。然后從這種家庭關系擴展到更大的家族，再由不同的家族組成國家，甚至由不同的國家推展到全天下。

處理人倫關系主要有兩條基本原則：親親和尊尊。在家里，應該以親親為主，在家外，應該以尊尊為主。進一步講，親親就是自然之質，尊尊就是文明之文。比如對待父母，我就應該以親親原則為主，對他們要尊敬，但是不必太拘泥，這叫“父黨無容”，我對父母的尊重基于自然親情，因而可以比較隨意，不用處處都那么嚴肅認真。孟子甚至還說，對父母的怨慕，也是正當的，因為這來自自然的親子之情。

天地自然之美，是禮儀之美的根本來源，但人類畢竟生活在文明社會，又必須努力維護文明秩序。古代禮學中親親與尊尊原則之間的平衡，其實就是自然原則和文明原則的平衡。文明基于自然的生命力，人類自然必須在文明秩序中才能成就。能夠平衡自然與文明，正是禮樂精神的中道之美。

源遠流長的中華禮儀

以上所說的禮樂之美，體現在各種具體的禮制當中。《周禮》將禮分為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五大類，《儀禮》和《禮記》則以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為八種最重要的禮。隨著《周禮》地位的上升，從唐代開始，五禮成為國家禮典的基本結構。每一種禮都深刻體現著禮序天地、樂和乾坤的中道精神。

《周禮》中說：“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吉禮所指大多是祭祀，是最重要的一種禮。祭祀的對象有三大類：天神、地祇、人鬼。天壇祈年殿是每年由皇帝親自祭天祈谷的地方；圜丘是郊祀昊天上帝的場所。這兩個禮制建筑都體現了中國建筑的美學精神，其基本要素都是代表混淪之天的圓形。

地祇也是指自然神，是和地理現象相關的自然神，比如名山大川、社稷城隍。社稷壇的五色土，象征天下五方。社稷，不僅代表國家的命脈所系，同時也展現了五方四時的大一統之美。

人死為鬼，中國傳統文化對鬼的態度不僅是畏懼，更多是有著豐富美學內涵的鬼趣，延展成文明史中的敬畏感與親切感。人鬼之祭不僅包括對歷代祖先的祭祀，更包含了對歷代圣賢、英雄烈士的永久紀念。

喪禮與祭禮常常并稱，甚至被混淆。但祭禮是吉禮，喪禮是兇禮，二者的性質截然相反，猶如陰陽之相反相成。親人去世，所有殯殮、喪葬之禮，都屬于兇禮，以哀戚為主。但是在喪禮結束之后，死者就成了祖先，進入歷史，對祖先的所有紀念和祭祀都已經屬于吉禮的范疇，它的主題是敬，而不再是哀。

《周禮》：“以兇禮哀邦國之憂。”兇禮以喪禮為主，但不只是喪禮，還包括針對災荒、瘟疫、戰敗等負面事件的禮，形式上都與喪禮類似，以盡可能自然的方式表達哀痛之情，以面對和化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負面事件。

賓禮，顧名思義，就是賓客之間的往來之禮。《周禮》中說：“以賓禮親邦國。”在古代，賓禮既包括天子、諸侯之間的朝聘問候之禮，又包括個人間的來往、問候之禮。所謂“禮尚往來”，無論是國家之間還是個人之間，最重要的是表達對彼此的敬意，互相尊重而又不諂媚，謙抑自身但不失尊嚴。

在古代，凡是和軍隊與戰爭相關的制度規定，都可納入軍禮的范圍，包括軍制、出師、閱兵、車戰、田獵、馬政等。《周禮》中說：“以軍禮同邦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思想家很早就意識到了戰爭在一定范圍內的不可避免，并發展出與戰爭相關的一系列制度、觀念和思想。西方思想中的戰爭，往往被當作國家形成的必要手段。但孔子說“止戈為武”，只有以終止戰爭和預防戰爭為目的，戰爭才有正面意義。

嘉禮，是范圍最廣且與一般民眾最相關的一類禮。《周禮》中說：“以嘉禮親萬民。”冠、婚、飲食、慶賀以及一般人之間的各種交往之禮，均在嘉禮的范圍之內。宋代以后，隨著平民社會的興起和禮制下移，嘉禮尤其受到重視。

冠禮就是成人禮。古代孩童的頭飾比較隨意，成人男子都要有冠，女子都要有笄，加上冠和笄就算成人了。冠禮之后，即可成婚。婚禮，本來稱為“昏禮”，因為大多是黃昏時舉行的。冠、婚二禮，共同被視為人道之始，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禮儀。

關于飲食之禮，傳統禮學當中有各種大大小小的討論。比如在《論語·鄉黨》中，孔子飲食的許多細節得到了呈現。在《禮記》第一篇《曲禮》中，更是談到了與人吃飯時的各種細節。比如，在別人請客時不能“嚙骨”，即不能使勁啃骨頭上的肉，顯得很貪婪；不能“反魚肉”，即夾起來的魚肉不能再放回盤子里去。這些細節的規定，其統一原則仍然是既尊重別人，又尊重自己。

此外，鄉飲酒是地方社會重要的一種禮。《儀禮》中的《鄉飲酒禮》本是地方官吏選出賢能之士獻給諸侯，與之飲酒的禮。但其他許多場合下，鄉中賢者的飲酒，往往也稱為“鄉飲酒”，特別是鄉射禮中，在射箭之前，先要舉行鄉飲酒禮。可見，鄉飲酒禮是和睦地方社會、整齊地方秩序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禮。

“赫赫三百，威儀三千”，巨細靡遺的禮制構成了禮樂文明的制度架構。每個時代，每個場合，甚至每個人，究竟怎樣最恰當地行禮，都是不一樣的。正是這種動態的時中之美，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天對禮樂之美的繼承并不是對具體禮制的繼承，而是對禮樂精神的繼承。

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彬彬禮樂之美，既在于天地萬物之雍容自然，亦在于文明創造的巧奪天工。人類文明之美，歸根結底來自自然天道；而天地自然之美，也只有通過人類文明的創造才能體現出來。中華民族的禮樂文明，正是建基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才能永遠充滿活力和朝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切都是活潑潑的。《大學》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不斷吐故納新，正在于此。這也是我們在現代文明中繼承禮樂文明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