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锳：埋頭苦干的語言學家

作者：蘇培成，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锳

王锳（左）與學生交流。

王锳（左三）與學生在一起。

學人小傳

王锳（1933—2015），四川成都人。語言學家。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2年畢業，先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專科學校、遵義師范專科學校、遵義教育學院、貴州民族學院、貴州大學。曾兼任貴州省語言學會會長。著有《詩詞曲語辭例釋》《唐宋筆記語辭匯釋》《宋元明市語匯釋》《〈漢語大詞典〉商補》《〈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等。

學界新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8年時間，我和王锳的人生軌跡基本重合，我們也因此成為摯友。

王锳193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參軍，參加過川藏公路雀兒山段的建設。1957年，王锳和我都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同學，1959年又一起被分入語言專門化。1962年本科畢業，我們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北京師范專科學校教授古代漢語課。我和他同住一間寢室，朝夕相見。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要講授古代漢語這樣重要的基礎課，談何容易。我們認真備課，爭取老教師的指導。那時王锳已經結婚，愛人在貴陽工作。1965年，北京師范專科學校停辦，王锳去貴州與妻子團聚，我被分到北京女八中做語文教師。

“文革”結束后，《中國語文》雜志復刊，王锳向該刊投稿。京黔兩地相距遙遠，當時通信不便，他委托我為代理人，稿件如有問題，我可以代他與編輯部商討處理。這篇文章就是1978年第3期《中國語文》刊發的《詩詞曲語辭舉例》，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其中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呂叔湘先生、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朱德熙先生這兩位著名語言學家。

1983年春，呂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克服種種困難，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梅祖麟到北大中文系開設語法史專題課，目的是要推動國內的近代漢語研究。在講座開始前，呂先生和朱先生想到了王锳。王锳雖然是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但是呂、朱對他并不熟悉，給他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王锳發表在《中國語文》上的那篇論文。他們認為王锳是可以造就的人才，愿意盡可能為他提供深造的機會。王锳當時在貴州的一所師范學院任教，要他自己申請離開工作崗位半年到北大進修，還要自己承擔費用，是很大的難題。呂、朱二位沒有放棄努力，經過協調，北大中文系發函聘請王锳到北大講學，由北大承擔食宿等費用。接到聘書后，王锳整裝進京，重返燕園。不過他不是來講學，而是來聽梅祖麟的課程。在那段時間，王锳還跟隨呂、朱兩位先生去太原參加全國語言學學科工作規劃會議，開闊了眼界。

勝義紛呈的《例釋》

王锳在語言文字方面的著作，我見到的有十幾種，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詩詞曲語辭例釋》。

在《詩詞曲語辭例釋》之前，近代學者張相撰寫過《詩詞曲語辭匯釋》。所謂“詩詞曲語辭”，按照張相先生的說法，“約當唐宋金元明間，流行于詩詞曲之特殊語辭，自單字以至短語，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詩詞曲語辭”實際上就是唐宋以降漢語口語中的新詞新義。由于歷史原因，傳統訓詁學研究的重點是先秦兩漢的“雅詁舊義”，對唐宋以下近代漢語階段口語詞匯則很少問津。這不僅造成了漢語詞匯史研究的大段空白，也影響到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古籍整理，以及對這一漫長歷史階段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

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突破了傳統訓詁學取材的狹隘范圍，注意到唐以后保存口語資料較多的詩詞劇曲，開辟了語言研究的新領域。不過因為這項工作具有開拓性，《匯釋》在收詞、釋義方面，難免有所失漏。王锳的《詩詞曲語辭例釋》意在補充《匯釋》的不足，搜集并詮釋其失收的條目，完善或修正其部分條目的釋義。在資料來源、取例匯義、編排體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例釋》大都能繼承《匯釋》的優點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進。《例釋》于1980年由中華書局初版印行，產生廣泛影響。呂叔湘在給王锳的信中給予“探微索隱，甚見功力”的評語。北大教授蔣紹愚在《唐詩語言研究》中對《例釋》評價說：“在收羅宏富、釋義精確方面，此書繼承了《匯釋》的長處，但所謂補遺，則不僅是收列了《匯釋》中未收的條目，而且對《匯釋》已收條目詮釋不妥與遺漏之處也做了糾正和補充。更重要的是方法上比《匯釋》有所改進，首先是注意了詞義之間的聯系，其次是有了較明確的語法觀念……這是一部關于詩詞曲語辭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由于學界的推許，該書于1987年獲首屆吳玉章獎金的語言文字學優秀獎。下面例舉《詩詞曲語辭例釋》（第二次增訂本）對《詩詞曲語辭匯釋》的兩處修正或補充。

如，《匯釋》卷五“辦”字條云：“有辦到義；有準備義；有具備義。”《例釋》：“‘辦’還經常用于主要動詞之前作助動詞，表示可能，義與‘能’同。在這種情況下已不能仍以‘辦到’等義為解。唐獨孤及《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托因書春思以詩代答》：‘知同百口累，曷日辦抽簪？’意謂何日能退隱也。皮日休《奉和魯望秋日遣懷次韻》：‘破衲雖云補，閑齋未辦苫。’司空圖《白菊雜書》四首之三：‘侯印幾人封萬戶，儂家只辦買孤峰。’均猶言‘未能’‘只能’……另，‘辦’與‘得’均有‘能’義，二者往往連用，猶言‘能夠’。黃機《乳燕飛》詞：‘繡帽輕裘真男子，政何須、紙上分今古。未辦得，賦歸去。’程大昌《念奴嬌》詞：‘縱有知聞，誰辦得、駕野凌寒秉燭。’”再如，《匯釋》卷五“處分”條：“猶云吩咐或囑咐也，與本義之作處理解者異。”《例釋》：“除此之外，‘處分’在劇曲中還可表示‘責備’的意思，其程度較斥罵為輕。《竇娥冤》劇楔子：‘婆婆，端云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酷寒亭》劇一：‘大姐，孩兒癡頑，待打時你罵幾句，待罵時你處分咱！’二例顯然既非斥罵，又非一般的囑咐，而是‘責備幾句’‘說（他）幾句’的意思。《王西廂》三之三：‘怎想湖山邊，不記西廂下，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也是指鶯鶯責備張生非禮。‘破’為‘了’‘著’義（見《匯釋》卷三該條）。《梧桐葉》劇一：‘（卜兒云）你題甚詩？（正旦唱）這詞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詩云，暗傷神，雨淚紛紛，低首無言聽處分。（卜兒云）雖然如此，你是女子，賡和他人詞章，是何體面？’義亦同。”可見，《例釋》對《匯釋》的修正或補充，是以豐富的文獻材料作為支撐的。

《例釋》不僅修正或補充《匯釋》已有的條目，而且增補了許多條目，豐富了詩詞曲條目。下面例舉兩條：

“更，與類連詞，與通常作副詞用者有別。皇甫冉《雜言月洲歌送趙冽還襄陽》詩：‘流聒聒兮湍與瀨，草青青兮春更秋。’‘與’‘更’互文。楊萬里《春興》詩：‘著盡工夫是化工，不關春雨更春風。’又《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絕句》：‘阿誰不識珠將玉，若個關渠風更騷。’‘更’‘將’互文，‘將’亦為‘與’字義。姜夔《卜算子》詞：‘綠萼更橫枝，多少梅花樣。’作者自注：‘綠萼、橫枝，皆梅別種。’辛棄疾《鷓鴣天》詞：‘攜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開。’余桂英《小桃紅》詞：‘早知人、酒病更詩愁，鎮輕隨飛絮。’石孝友《謁金門》詞：‘洞里小桃音信阻。幾番風更雨。’王質《水調歌頭》詞（京口）：‘古戰場，盡白草，更荒煙。’其義并同。”

“輟，分給。李白《贈黃山胡公求白鷴》詩：‘我愿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輟贈，分贈或轉贈。韓愈《病鴟》詩：‘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貍。’陸龜蒙《奉酬襲美苦雨見寄》詩：‘唯君浩嘆非庸人，分衣輟飲來相親。’……義均同。由‘分給’義引申，‘輟’有時可徑作‘借’解。《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七《與朱行中舍人書》：‘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輟’‘借’連言，均表借義……以上‘輟’用于指稱物，如用于指稱人，則有‘分派’義。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詩：‘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卷五于此詩之‘輟’字下注：‘疑作綴。’按，此屬錯疑，蓋因不知‘輟’有分派義而然。首句倒裝，猶言‘輟諫官（與）幕府’，即分派諫官至幕府之意……按《說文·車部》：‘輟，車小缺復合者。’與車輛的行止有關，很難引申出分給義。‘輟’表分給義應是‘餟’的假借……《方言》卷十二：‘餟，饋也。’從饋贈義引申為分惠于人之義是順理成章的。”

蔣紹愚所論“注意了詞義之間的聯系”“有了較明確的語法觀念”從這些例子中可見一斑。

《商補》《續編》的貢獻

197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有關部門在廣州召開了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座談會。會上制定了《1975—1985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準備在十年內出版160部中外語文詞典。《漢語大詞典》就在其中。

《漢語大詞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漢語語文詞典。羅竹風先生任第一版主編，王力、葉圣陶、朱德熙、張世祿、張政烺等著名學者任顧問，華東地區五省一市（魯、蘇、皖、浙、閩、滬）400多位學者參加編纂。此書于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出齊正文十二卷、附錄及索引一卷。全書收條目37萬，總字數5000余萬，插圖2253幅。通過長期認真研讀，王锳對《漢語大詞典》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漢語大詞典》與《漢語大字典》是我國辭書編纂史上的雙璧，反映了我國辭書編纂的最新最高成就。但人無完人，書無完書，由于種種原因，《漢語大詞典》也存在諸多不足。”憑借扎實的學術基礎，王锳對此書提出了很多增補、修訂意見，先后出版了《〈漢語大詞典〉商補》《〈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兩部專著。

《〈漢語大詞典〉商補》共收入600余條商補意見，涉及六個方面的問題：立目商補、釋義商榷、義項商補、闕例增補、提前書證、引文斠議。如“臂膀”一詞，《漢語大詞典》釋為“胳膊”，僅此一義。《〈漢語大詞典〉商補》指出，“臂膀”條當補“比喻助手”的常用義，《說岳全傳》第四十七回：“本帥親自出馬去，收降這個英雄做個臂膀。”再如“到了”一詞，《漢語大詞典》釋為“到底；畢竟”，首引唐吳融詩《武關》：“貪生莫作千年計，到了都成一夢間。”《〈漢語大詞典〉商補》指出，《全唐詩》錄此詩“間”作“閒”，為“閑”字別體，修訂本《辭源》“到了”目亦引作“間”，均誤。

《〈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也把商討的條目分為六類：辨釋義、考語源、補詞目、增義項、添例證、校引文。如“頒獎”一詞，《漢語大詞典》：“對在某項競賽中的個人或集體頒發獎金、獎品或獎狀等，給予鼓勵。”例句引自1991年3月27日《文匯報》。《〈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指出，此詞并非純粹的現代語詞，至遲宋代已見。《冊府元龜》卷一二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敕，征討徐州將士等委吏部度支頒獎有差。”王锳還對釋文提出了修改意見：“另，釋文過于現代化，‘對在……或集體’十五字可刪。”再如“戴高帽子”一詞，《漢語大詞典》引《鏡花緣》第二七回：“老父聞說此處最喜奉承，北邊俗語叫作愛戴高帽子。”《〈漢語大詞典〉商補續編》指出：“引文之前原有‘多九公道’四字，‘老父’當為‘老夫’之誤，‘老夫’系多九公自稱。”

王锳不僅對許多條目的編寫提出了具體意見，而且對全書的編纂原則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關于《漢語大詞典》的修訂，有一種意見認為，《漢語大詞典》應該容納古今漢語的一切方面，越大越全越好。王锳認為這樣的意見值得商榷，“它違背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趨勢和原則，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也一樣，單就漢語辭書這一塊說，實現上述目標應該是漢語辭書系列，而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哪一部辭書。《漢語大詞典》修訂，從縱向看應當同《現代漢語大詞典》分工，從橫向看則應和修訂本《辭源》《辭海》以及不止一種古今方言大詞典分工”，“辭書修訂通常比較注意的是增補的一面，而應該刪減的一面往往被忽略”。王锳強調，《漢語大詞典》修訂，不必計較冊數的多少，而是既要補其所當補，又要注意減肥瘦身。為此，他提出了“動小手術”與“動大手術”兩種路徑，通過小手術、大手術結合，給《漢語大詞典》“瘦身”。

王锳所說的“動小手術”，包括三種辦法：1.刪除釋文中的冗余信息。比如“池鹽”條釋義：“從咸水湖采取的鹽，成分和海鹽相同。我國西北各地和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出產很多。古時量地為畦，引含鹽分的沃之，稱作種鹽，水耗則鹽成，即為池鹽。”他認為，《漢語大詞典》作為語文詞典，只需保留前一句或兩句即可，其后均宜刪去。2.刪除錯誤義項。比如“骯臟”條的“比喻卑鄙、丑惡”義，《漢語大詞典》引明周茂蘭《王五癡積制錢為佛像五軀送供虎丘禪院》詩：“豈其骯臟存胸次，恭成法相系所思。”王锳認為，“骯臟”有“比喻卑鄙、丑惡”義，僅據這一孤證得出，而且《王五癡積制錢為佛像五軀送供虎丘禪院》是贈人之作，作者不應在詩中痛斥對方卑鄙、丑惡。單就詩題及所引的這一聯的對句“恭成”“系所思”的措辭看，作者是在褒揚對方而非貶斥對方，再通讀全詩，更可知編者所概括的義項是有問題的。3.刪除某些詞目。這些應該刪除的詞目又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是割裂文義的假詞，如“須管教”條實際上是把“須管”和“教”兩詞誤合為一；其二是生僻的文壇掌故，這應讓位給修訂本《辭源》；其三是流行區域小、偶見的方言詞，最好不收，可以交給專門的方言詞典來收錄。

王锳所說的“動大手術”，涉及詞典本身的性質。他指出，《漢語大詞典》作為大型歷時性的漢語辭書，原來的編輯方針“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無可厚非，但是，為了減肥瘦身，統籌兼顧，這一方針可以改“今”為“近”。他建議，《漢語大詞典》收詞時限到清代中葉為止，此后的任務一概交給《現代漢語詞典》以及《現代漢語大詞典》。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使詞典本身的性質更明確，定位更恰當。作為漢語歷史詞典，《漢語大詞典》只負責解決清中葉以前漢語詞匯查考和研究的需要。第二，可以使參加修訂的編纂人員集中精力，抓好中古和近代漢語這一大段漢語詞匯短板的補充增訂，把近年來中古和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成果真正吸收進來。第三，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部分，這主要體現在現當代。現當代漢語不僅變化速度快，而且問題復雜。只管歷史，不管現當代，可以增強詞典的相對穩定性。

王锳的這些觀點，既為《漢語大詞典》修訂提供了參考，也值得其他語言工具書的編寫者借鑒。

名垂后世

大約是1994年至1995年間，我和老伴王立俠女士去貴陽，參加中國旅游報刊協會評選優秀旅游報刊的活動，幾次與王锳相見暢談。貴陽市區有山，其中一座好像叫黔靈山，在山腳有茶室。我們夫妻和王锳曾在茶室小聚，品茗談心，十分愜意。

2005年，王锳左肺發現癌細胞，住院做了一次手術。身體康復后，他又在不知疲倦地從事學術研究。一轉眼到了2015年，這一年我遇到大不幸，我的老伴患肝癌去世，老伴去世的悲傷一直在折磨著我。這一年的7月8日，我接到王锳從貴陽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右肺，需要住院治療。我安慰他，要他積極與大夫配合，爭取早日康復。過了十天，也就是7月18日，我又接到他的電話，他告訴我這次很麻煩，癌癥在擴散，還要開刀。我除了安慰他，還有別的辦法嗎？我心中默默祈禱，希望出現奇跡。

可是奇跡沒有發生，在苦盼了幾天后，我收到他不幸去世的信息，許多往事都浮上心頭。曾在貴陽山腳茶室小聚的三個人，因癌癥走了兩人，只剩我一人。王锳調入貴州大學前的職稱是講師，在貴大直接晉升為教授。審閱他的論文并提出直接晉升意見的是呂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北大中文系1957級語言班有28人，最后成為語言學家的只有四人，就是貴州大學的王锳、復旦大學的孫錫信、北京大學的蔣紹愚和我。時至今日，王锳和孫錫信都去世了，只剩下紹愚和我。

王锳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他熱愛語言學事業，幾十年埋頭苦干，頑強拼搏，為中國語言學開創了一片新天地。王锳雖然走了快十年，但是他精心撰著的文章仍在社會流傳，閃閃發光，造福社會。

本版圖片由王锳之女王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