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非洲史學與史學家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張忠祥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非洲史學與史學家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4ASS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李安山、鄭曉霞。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一）有利于豐富我們對全球史學的認識

不可否認，我國學者對史學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重點：一是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二是對西方史學的研究。這兩個研究重點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作為中國人加強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是理所當然的；改革開放以來，在介紹和研究西方史學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第三世界群體性崛起和世界史向全球史轉變的背景下，就需要加強對第三世界史學，包括非洲史學的研究。因為，加強對20世紀非洲史學的研究，將推動20世紀發展中國家史學的研究，有利于我們把握全球史學發展的全貌。

非洲大陸從面積上看，是僅次于亞洲的第二大洲，人口超過12億，它有54個國家，是國際舞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不僅如此，非洲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歷史學，在全球史學中應該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有利于深化非洲史學和非洲史的研究

當前，由于對非洲本土史學知之甚少，中國非洲史研究主要參考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不利于我們全面認識非洲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也不利于破除非洲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因此，加強對20世紀非洲史學的研究，對于提升中國非洲史研究的整體水平大有裨益。

20世紀對非洲史學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因為，20世紀是非洲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變的時代。二次大戰后非洲國家的紛紛獨立，為非洲史學的復興帶來了難得的機遇，非洲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的史學家，并形成了若干史學流派，在第三世界史學乃至全球史學發展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現實意義

當前中非關系正處于大發展時期，2018年9月，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北京順利召開，習近平主席在峰會上提出，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在此背景之下，中非人文交流、文化互鑒顯得更加迫切和意義重大，因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這就需要學界加強對非洲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研究，也應該包括對非洲史學的研究。因為，加強對非洲歷史和非洲史學的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非洲文化、有利于中非人文交流、有利于促進中非文化共興。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一）主要內容

該成果的正文由三部分組成：20世紀非洲史學；20世紀非洲史學家；非洲史學研究在中國。第一和第二部分是本成果的重點，各有6章。第三部分有1章。

該成果的第一部分，對20世紀非洲史學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和研究，其中第一章研究了非洲史學的傳統。非洲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大陸，它的史學傳統與其他大陸一樣古老。非洲史學傳統主要分為口述傳統和文字傳統。非洲口述傳統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流傳至今，彌補了非洲文獻資料的不足；非洲又是伊斯蘭教廣泛傳播的地區，阿拉伯編年史為非洲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

20世紀非洲史學的發展分為4個階段：殖民主義史學、民族主義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自由主義史學。所以，該成果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對這4個學派進行研究。

殖民主義史學形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漸消亡。殖民主義學派基于種族的觀點來源于生物學、人類體格學和社會人類學，來自基督教經文、膚色論，來自進化論和語言及普遍的文化差異。在他們的筆下，非洲史是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的活動史，非洲黑人根本沒有歷史；殖民者為非洲殖民地帶去文明，是殖民地的恩人；非洲黑人的反抗是不明智的，唯有與殖民者的合作才是正確的選擇。殖民主義史學是西方中心論在非洲研究中的反映，其核心思想是非洲沒有歷史，假設有歷史的話，也是殖民者在非洲活動的歷史。殖民史學產生的背景，既是非洲殖民統治的結果，又是白人至上思想以及蘭克史學的影響造成的。

民族主義史學是20世紀非洲史學最重要的史學流派，它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后走向衰落。非洲民族主義史學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興起的，一方面，是思想的積累，即非洲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和發展；另一方面，是非洲國家獨立后，需要在歷史文化領域實行非殖民化。他們普遍對口頭傳說重視，一般情況下，民族主義學派的歷史學家將口述資料提升至與文獻資料等同的地位。非洲民族主義史學以尼日利亞的伊巴丹學派和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學派最為著名。

馬克思主義學派自20世紀60年代末在非洲就已出現，一直存在到冷戰結束。這一學派的支持者認為后殖民地時期的非洲國家仍然是新殖民地。代表性人物有持新殖民主義觀點的恩克魯瑪和持依附論的薩米爾·阿明等人。還有的學者用階級的觀點來分析非洲的政治事件和經濟發展，比如通過對抵抗運動中階級的分析，深化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義歷史的研究。非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產生也是有深刻歷史背景的。從非洲方面來看，非洲國家獨立后，許多國家紛紛選擇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為非洲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土壤。此外，非洲從來不是與世隔絕的，它自然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后，非洲史學深受國際史學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非洲學者放棄民族主義的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方法，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或者后結構主義的史學方法，在社會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領域著力頗多。非洲新自由主義學派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20世紀末。該學派重視研究微觀歷史、下層人民的歷史，從領域來看有醫療疾病史、環境史、婦女性別史，對口述歷史的重視程度得到提高。

在非洲史的研究中，南非史幾乎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分支。所以，在本成果的第六章專門研究20世紀的南非史學。南非史學的這種獨特地位的產生有多種原因。第一，由于南非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特別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使南非的歷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二，長期的種族隔離制度以及復雜的現實政治和國際輿論的關注使它有別于其他非洲國家，從而對其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三，南非史學與英、荷、美史學的緊密結合。由于英國對南非的長期統治以及存在同時具有兩地工作經歷甚至國籍的學者，英國史學傳統在這里可謂根深蒂固，多種史學流派各顯其能。荷蘭早期移民傳統使荷蘭史學對南非也有影響。此外，一些南非學者因種族隔離制移民美國（例如20世紀50年代在開普敦大學教書后來到美國教書的利奧納德·湯普森，原在納塔爾大學后來轉到耶魯大學教書的利奧·庫柏），南非與美國學界的關系密切。第四，南非史家面臨的諸多問題如種族主義、邊疆精神以及階級與種族、黃金與國家、資本與勞力等各種因素在世界歷史過程中均具有普遍意義。

囿于篇幅，作者不可能完全呈現豐富復雜的南非史學，只能列出主要線索和大致脈絡。本研究分為五個部分，分別對19~20世紀之交、20世紀上半葉、20世紀下半葉以及新南非等四個階段的史學研究進行闡述，分析每個階段的特點，最后是總結。

該成果的第二部分，是對20世紀非洲史學家的研究，共選取了阿杜·博亨、阿德·阿賈伊、奧戈特、蘭杰、迪奧普和法洛拉等6名有代表性的非洲史學家進行個案研究。這些歷史學家都很有代表性，阿杜·博亨和阿德·阿賈伊是非英語國家的第一代歷史學家，都是非洲民族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奧戈特是東非地區的第一代歷史學派，也是民族主義學派的代表。迪奧普是西非法語國家的著名歷史學家，又是非洲中心主義的代表。蘭杰盡管是英國人，但他具有強烈的非洲民族主義思想，還是達累斯薩拉姆學派的創始人。法洛拉是目前健在的著名非洲歷史學家，他是非洲獨立后第二代歷史學家的重要代表。對每位非洲歷史學家的研究，主要是介紹他的生平和學術生涯、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重要觀點，以及史學思想和貢獻等。

該成果的第三部分非洲史學研究在中國。中國與非洲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但中國的非洲史研究起步比較晚，大致肇始于新中國成立之后。1955年的萬隆會議促進了新中國與非洲邦交關系的開啟，加之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中國視非洲為外交上的依靠力量。從這時候起，我國開始重視對非洲的研究，一批從事世界史其他專題研究的學者轉到非洲史領域，他們為了國家的需要，轉向非洲史的研究。時至今日，中國的非洲史研究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歷程，盡管中間遭受曲折，但是經過幾代非洲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非洲史研究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

（二）重要觀點

第一，20世紀的非洲史學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并在全球史學中贏得了一席之地。20世紀非洲史學是有成就的。殖民主義史學宣揚“非洲沒有歷史”和“非洲文明外來說”。非洲國家獨立后，迫切需要消除殖民主義對非洲史學的消極影響，恢復非洲歷史的本來面目。非洲史學家從非洲的角度來看待非洲歷史，大書殖民入侵前的非洲歷史，廣泛使用口述史料，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上也是有貢獻的。

第二，20世紀非洲史學有較強的變動性。對于20世紀非洲史學的發展而言，表現出它的變動性。從史學流派的角度來看，20世紀非洲史學發展的脈絡從最初的殖民主義史學（或帝國學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向民族主義歷史學派過渡，之后又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和新自由主義歷史學派的相繼出現。非洲史學的變動性是有深刻原因的，主要在于非洲內部的變化，同時也受外部世界，包括國際史學變化的影響。

第三，20世紀非洲史學存在不平衡性。就20世紀非洲史學發展的不平衡性而言，民族主義史學在西非地區的出現早于東非地區，20世紀50年代，伊巴丹歷史學派就在尼日利亞出現了，而達累斯薩拉姆歷史學派的出現則在20世紀60年代。此外，在英語非洲國家和法語非洲國家之間也存在不平衡性。相比較而言，法語非洲國家，職業歷史學術研究的興起比較緩慢。

第四，重視多學科研究。非洲史學與非洲史一樣，越來越強調多學科的研究，這主要是非洲史資料的特點所決定的。非洲歷史的書面文獻如果不是十分罕見的話，至少也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不均的。所以研究非洲歷史和非洲史學，除了書面資料外，還需要用考古資料、口頭傳說，以及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資料等，進行多學科的研究。事實上，多學科的方法遠遠不止上述五種，甚至地質學、古生物學、古植物學和原子物理學等，都可以成為研究非洲歷史和非洲史學的手段。

第五，呼喚非洲史學的復興。非洲史學在20世紀50~60年代出現了復興，其民族主義史學流派在世界上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但后來在20世紀80年代，非洲史學明顯衰落了，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的有識之士呼喚非洲史學的復興。2013年非洲聯盟制定了《2063年議程》，提出在非洲國家獨立一百年之際，即2063年實現非洲大陸的復興。而非洲的復興離不開文化的復興，包括史學的復興。那么，非洲史學的未來將會通向何方？尼日利亞學者阿拉戈認為，如果非洲史學傳統選擇模仿西方或任何其他傳統，那它就不可能轉變成一種新的非洲史學，只有在口述傳統本身穩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才能實現。他堅信：“我們就必須創造出煥然一新的非洲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