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光召，我們的團隊

作者：杜祥琬，系中國工程院院士

1960年前后，周光召在杜布納工作。杜布納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地方，當時多國的聯合核子研究所建在那里，中國專家組的組長是王淦昌先生。

我那時是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的學生，我們學校的閱覽室里有蘇聯物理學界最重要的《實驗與理論物理》雜志。我學習的專業是理論核物理，經常在閱覽室里看這個雜志。就是從這個雜志上，我注意到了周光召的名字。他那時不過30歲左右，這個雜志經常刊發他的英文或俄文的論文，顯示出一位中國青年學者的才華。

在杜布納工作的王淦昌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轟動了整個國際物理學界，蘇聯各大報都以醒目的標題報道了這一成就。在發現這一基本粒子的同時，膠片上還記錄了另一個粒子的徑跡，一起工作的蘇聯學者就想要宣布“還發現了另一個基本粒子”，因杜布納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D，就把它命名為D粒子。王淦昌說，在弄清楚這是個什么粒子之前，不能宣稱還發現了另一個基本粒子。在杜布納工作的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和實驗物理學家丁大釗共同論證的結果是，這是K0介子的電荷交換反應。知道了他們的結論，王淦昌說：“謝天謝地，我沒吹牛。”

1961年光召回國，擔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后稱“九所”）第一副主任，主任是鄧稼先。當時，第一顆原子彈的總體計算正在緊張進行。為了一個關鍵數據，科研人員耗時半年多，反復計算了九次（后稱“九次計算”），總是和蘇聯專家之前透露的數據對不上。周光召來所后，立即參加了大討論，他以深厚的理論物理功底，利用最大功原理論證了蘇聯專家的數據不可能，終結了前后九個月的爭論，推動總體計算繼續進行下去。這是周先生為原子彈研制立下的首功，也啟發大家，核武器研究要自主創新，不能把突破原子彈只當成工程技術問題，而是要當成科學問題研究。他和彭桓武先生都強調，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工程應用的牽引下，加強相關基礎研究，領悟核武器物理的規律。他是利用最大功原理做的論證，說明深厚的基礎學科功底對應用研究十分重要。

光召離開九所后，在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時間，擔任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物理學會當時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得以解決。比如，經過他的努力，中國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純粹和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光召作為團長率領中國物理學會代表團（團員包括楊國禎、趙凱華、杜祥琬），于1984年10月赴意大利參加了IUPAP大會，與世界各國的物理學家展開交流。

光召離開九所后，仍然掛牽著九所的同事們。有一次他重返九所，我陪他到各研究室走了一圈，在一個室里有位同事問他：“老周，我們在工作中用到的物理學在學校并沒有學過，這正常嗎？”老周回答說，科學技術發展很快，參加工作后，需要再學習。

光召后來當選為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協有一個定位：科協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光召在一次講話中，精辟地闡述了中國科協的DNA。他說，每個家都有自己的遺傳因子，科技工作者之家的DNA是什么呢？我認為就是求真唯實。這個闡述對中國科協的工作有長期的指導意義。

光召患有哮喘病，但是，在九所工作時，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他不顧個人安危，努力工作，指導理論和實驗相結合；在新疆戈壁沙漠，他和所里的同事一起住在帆布帳篷里，睡在木板通鋪上。1969年，我們全所乘綠皮火車，睡地板，由北京搬到四川梓潼縣曹家溝。他和我們一起，不知走了幾天幾夜，到了曹家溝，每天的伙食，就是三分錢或四分錢一份的煮蘿卜或煮白菜，周末和我們一起去梓潼的小飯館買一份炒豬肝改善生活。

這里要說一下光召的夫人鄭愛琴。她是學生物的，光召到九所工作后，她不能研究生物了，因為外語很好，就調到九所的情報室，以此支持光召的工作。

在那時，我們國家的科學家，就是靠著這份家國情懷，和團隊一道戰勝了各種困難和干擾，獨立自主地突破了核武器物理學難題，使中國人的腰桿硬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光召，這就是我們的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