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權貴：民間契約里的漢字文明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貴州契約文書中的方言資料整理與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中華文明史上，歷代寫本文獻發揮著源頭性、載體性的作用。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各地陸續發現了大量契約文書，這些集中書寫于宋元至民國時期的民間契約，以一種跨時長、分布廣、數量大的寫本文獻形式，構成漢字使用、貯存的廣闊領域，連接漢字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關鍵階段，反映了漢字在民間由文本書寫到文化認同的發展傳承路徑。

契約活動融匯民間書寫文化

宋元以后，雕版技術飛速發展，刻本占據古代文獻主流，寫本文獻進一步失去流傳空間，手書漢字資料越來越少。但在地方經濟和地域文化活躍的民間，一直保持著手寫契約的傳統，推動著書寫文化的繁榮。

明清時期，契約用紙大多是普通宣紙、竹紙，但不同地域間風貌各異。如成都龍泉驛契約和徽州文書多使用皮宣和毛邊紙，這是明代以來廣泛用于古籍刊印、毛筆書寫的手工制紙，質地柔韌、細膩、薄而松軟、托墨吸水性強，這些地區的民間契約紙質厚實，大多是書寫考究的官契。比較特殊的是貴州清水江文書，多采用古法造紙術制造的“土紙”，這種古法造紙成色較低、價格低廉，主要用于書寫山林、田土買賣和租佃契約，數量繁多。云南契約也主要用當地古法所造竹麻紙書寫，工藝流程與清水江大致相同，只是在生料、熟料的發酵中是否添加滑藥而略有差異。正因為與地方造紙文化相依存，民間契約常常以“張”為單位，以“紙”作量詞，一張紙就是一份契約。如乾隆二十八年《姜鳳宇山林斷賣契》：“今欲有憑，一字二帋，各執一張，永遠存照。”其中，“帋”是“紙”的俗寫，“二帋”即“二張”。民間契約這種“就地取材”的習慣，形成了與當地造紙工藝交相輝映的書寫文化。

   契約是民間書手留下的第一手墨跡材料，人們在長期的書寫實踐中，熟悉了漢字的各種書體，練就了高超的書法技藝，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契約展現著民間書法的整體風貌和地域特色。各地契約可見諸多端莊工穩、結體精巧的小楷、行楷和行草，這些書寫規范、精美、水準上成的契約文書可謂真正源自民間的書法作品。例如，徽州文書中有很多契約不僅字跡細密均勻、體勢飄逸，并且布白清新、紙卷舒朗，頗具書卷氣息。而清水江文書中一份寫于同治九年的《龍運宗分山合同》中，每個字都帶有草書筆意，如“（之）”“（以）”“（為）”字末筆波折不回鋒，“（名）”“（占）”“（合）”“（各）”“（右）”等字末筆浪形不封口，“（珍）”字“彡”畫連書等都是草書筆法；而“（手）”“（地）”兩字收筆帶有挑勢，有明顯調鋒，是熟練的行書筆法。

 契約活動中，人們對各種文化元素的吸收，對漢字書寫及審美的追求，展現了民間書寫文化的體貌和精神，讓契約文書變得質樸敦厚又不失靈活生動，成為來源于民間、蘊藏在民間的文化遺產。

契約文本存續歷代寫本特征

民間契約文書是寫本文獻發展到近代的結晶，在寫本傳統與文字特點上與吐魯番文書、敦煌文獻等一脈相承。

   書寫沒有統一規范，文本中各種書體混雜，繁簡不定，古今錯雜，并且由于濫用同音、記音字，大量別字異文紛呈疊出，這是寫本漢字的真實樣態。如各地文書中“至”寫作“自”或“字”，“添”寫作“天”，“同”寫作“仝”，“整”寫作“正”，“憑”寫作“平”等同音借代的情況俯拾皆是。即便于契約非常重要的數字、地名、人名，也往往用字不定，如數字有時小寫“一二三”，有時又大寫“壹貳叁”；有時同一份文書，前后文用字也出現交錯，如嘉慶十五年《姜廷華等斷賣山場杉木約》中“肆拾二兩”“十伍年”，嘉慶十年《姜美保斷賣山場杉木約》中“杉木叁團”后文又作“三團”等，都是數目字大小寫混用。同時，很多漢字在契約中寫法多樣，如各地文書經常把“出”字寫成“”，中間斷筆，每每使人誤以為兩個山字，有時又把“出”寫成“”或“”，上面的“山”用重文符號表示，很容易認成“擊”字，這是俗寫斷筆導致文字結構松散造成的，是寫本漢字的常見特點。有時同一個字在同一地區的契約中俗體繁多，比如常用字“從（從）”，在清水江文書中就有“”“”“”“”“”等俗寫，傳世典籍中，漢字“彳”旁常書作“丬”形，而手寫疾書又似“氵”，契約中類似如“得”字作“”，“後”字作“”可資比勘，從而獲知“從”的演變軌跡：從→→→→，這些情形呈現了漢字書寫由楷至行、草的自然流變，是民間漢字形態多樣的表現。

清水江文書中的苗侗村寨地圖。

圖片來源：作者據《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翻拍

  寫本漢字的各種書寫類型都能在民間契約中找到實例。如增加構形部件，“（山）場”作“”，“（菜）園”作“”“薗”“”，“爭（論）”作“”，“（利）益”作“”等。又如，省略表意偏旁，雍正五年《徐氏等賣莊基地白契》：“時值價艮一兩九錢，其艮當日交足。”“艮”是“銀”的訛省，類似如“（栽）種”作“重”，“議（定）”作“義”等亦其例。又如，偏旁換用，“（耕）種”作“”，“相（干）”作“”，“股”作“”，“拾”作“”，“（四）抵”作“”，“把”作“”，“菜（園）”作“”等都是契約經見的換旁俗字。又如，合文，常見的有“紋銀”作“”，“合同”作“”“”等，各地契約皆然。漢字的各種類型幾乎都能在契約中見到身影，并且在民間書寫過程中發生進一步的演變。

  與歷代寫本文獻一樣，民間契約的文字整體風格趨簡就俗。例如，省略漢字部件，“兩”作“”是省略相同部件；“貳”作“”，“添”作“”是直接省略原字中部分構件。又如，部件簡化，“乾”作“”右部符號化作“乚”；“糧”作“”右部用符號“卜”代替；“登”作“”上部用符號“又”代替。在簡寫過程中，很多字還會使用形體近同的部件，例如“買”作“”，“賣”作“”，“管”作“”等下部都形似“夂”形；又如“望”作“”，“歲”作“”，“路”書作“”等相關部件都簡書作“”。多姿多彩的簡俗寫法，有些在歷代寫本中已經出現，有些則是首見于民間契約，體現了民間契約對寫本漢字的發展與傳承。

契約書寫凝聚民間漢字智慧

契約文書的執筆人基本都是當地田農、林農，契約書寫考驗著他們寫字、用字的能力，也展現著他們對漢字的認知，閃爍著民間智慧。

一些特殊的字詞如“寨（山寨、村寨）”字，清代及以前文書一般都用“寨”，而到民國時出現使用“砦”字的情況，如民國三十六年《姜坤澤等培喜則杉木栽手斷賣契》：“立斷賣栽手字人本砦姜坤澤、文烈、文泮。”我們知道，“砦”和“寨”在近代漢字史上，曾共同作為“柴”的異體字，如《集韻》去聲夬韻士邁切：“柴，籬落也，或作寨、砦。”因同為“籬笆、柵欄”義的“柴”之異體，“砦”因而與“寨”同義，并進一步用作“寨”之“村寨”義。明清典籍中“砦”用作“寨”的異體例證頗多，契約書寫者能夠準確使用這一對異體字，說明當時的漢字普及程度較高。

更為寶貴的是，我國貴州、云南、內蒙古、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文書的執筆者，他們不僅突破了漢字記憶、使用的困難，并且對漢字書寫有較高體悟，通過寫和用，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化實現了與漢字文化的接觸與交融。例如，加池苗寨契約常見“丿坡”一詞，初見不知何意，對比當地文書發現有異文作“撇坡”“白坡”“迫坡”“北坡”等，且苗音“撇”“白”“迫”“北”諸字音近，“丿”音“piě”，正是“撇”的民間寫法，“丿坡”即斜坡，記作“丿”既保留了漢字象形的意味，也見證了漢苗音接觸的史實。

   民間契約中漢字簡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其中很多是民間書手的貢獻。例如，乾隆十七年《姜老井山林斷賣契》：“當日憑中定價銀足色紋艮（紋銀）三兩八錢整。”又如，民國三十一年《陳門楊氏姜彩子陳世冬、陳世良賣柴山樹木墦地契》：“母子（謪議），情愿將到祖遺土名小沖尚巖坡”中“”“”是“議”的簡省俗字，宋元以來，“義”簡化作“義”，“言”簡化作“讠”，故“議”的簡化字今作“議”，但這一進程中，還經歷了從“議”到“”和“”的中間環節，簡化軌跡是：議→、→議。類似的情形還有“開”作“”，“關”作“関”或“”，“謪”作“”，“識”作“”，“論”作“”等很多，但傳世文獻鮮少看到這些字形，以至于現行字書《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等均未收錄。恰巧是這些常見于契約的簡體字，透露著漢字簡化的具體過程和細節。

民間契約豐富的寫字、用字現象，一方面是由于在民間書寫傳播過程中，人們對漢字形體特點、變化方式、書寫技巧有了更深的實踐和理解，不自覺地發展傳承了歷代寫本及其漢字傳統。另一方面是契約當事人對漢字所記錄的契約內容、語言信息的習以為然，是他們心理認知、文化體驗的真實流露。

契約流通表達文化認同

近代民間契約雖出自于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不同文化階層，但其文本風格、契約內容和書寫特點卻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其原因不僅是身處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人們對古代契約及其效應、精神的認可；更是人們在契約活動中，對漢字的書寫方式、表達內容、發展變化的認同，根本上是對作為通用文字與文化載體的漢字的認同。

在契約中，人們對漢字所表達的內涵和文化形成了更為共通的認識。即便在多民族聚居地，各兄弟民族也會遵循漢字的表達習慣，使用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詞來擬定契約內容。例如，光緒元年《雷連送山場賣斷契》：“倘有不明系是送出頭抵擋，不涉錢主之事。”其中，“出頭抵擋”，福建畬族文書又作“出身抵擋”；土默特、清水江、云南昆明等地文書多作“一面承當”，石倉契約多作“一力承當”，福建廈門文書多作“賣主抵當”，這些字詞表達的內涵是相同的，表現出不同地域、民族和方言的人們在漢字書寫中的文化認同。

契約讓漢字書寫向民間下沉，成為人們文化表達、交流的窗口，獲得更為龐大的書寫群體和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例如，契約中對土地、房屋的書寫地域特色顯著，南方各地契約中的“田”，貴州屯堡地區多為水田、科田；徽州有板田、小買田、大買田；浙江多稱民田、墾田，寧波等地把祖上所遺田稱祖田、祀田；江西多稱田皮；廣東通稱田坦、沙田，又有圍田、潮田、桑田、咸田、洲田、魚塭等各種形制，展示了各地水土風貌的不同。一些民族地區的契約中，還有大量民族文化的書寫，如清水江文書中豐富多彩的民族村寨、地名文化；土默特契約中獨具特色的人名景觀；畬族文書中的畬漢通婚習俗等，通過漢字書寫展示了不同地域、民族的社會活動和文化生活。

   契約里的字形都能與歷代碑刻、寫本、刻本文字形成良好的印證，共同勾勒漢字發展演變的完整面貌。例如，乾隆八年《石倉賣田契》：“其田任憑業，日后并無兄弟子侄二三言說。”據契約套語“任憑買主管業”，我們知道“”是“管”的俗寫，這一寫法在契約中并不多見，“”下部當是草書變體，敦煌文獻“官”書作“”“”等，明清刊刻小說“管”作“”形，可相印證。此類案例不勝枚舉，揭示了契約漢字與傳世漢字的淵源關系，以及漢字在不同文獻載體中的演變規律及共性。

漢字文明的發展演化，既要依賴不斷流傳的文獻傳播體式，也要依靠不斷擴散的書寫群體。近代大規模的契約活動，拉近了不同地域、民族、階層文化溝通的距離，共同書寫鮮活的漢字形態演變史、推廣普及史。民間大眾在書寫、簡化、認知上的智慧創造為漢字文化認同和漢字文明傳承提供了不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