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摩尼教研究

敦煌研究院楊富學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霞浦摩尼教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4XZS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楊富學、彭曉靜、包朗。

一  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2008年以來，福建霞浦上萬村、屏南降龍村一帶發現了大量摩尼教文獻、文物與古遺跡。新材料的發現，促進了福建摩尼教的繁榮。陳進國、林鋆撰《明教的發現——福建霞浦縣摩尼教事跡辨析》，探討了摩尼教教主林瞪的身份及其與福建摩尼教的關系問題。元文琪《福建霞浦摩尼教科儀典籍重大發現論證》通過《摩尼光佛》與敦煌漢文摩尼教經典進行對比，確認霞浦科儀書與敦煌摩尼教漢文經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林悟殊《明教五佛崇拜補說》指出，早期霞浦摩尼教主要依托佛教，到后期才逐步轉而依托道教。林氏另文《霞浦科儀本〈下部贊〉禱文辨異》通過對《摩尼光佛》中《下部贊》詩文與敦煌所見《下部贊》進行比較，找到了二者之間的異同。

不唯國內，霞浦摩尼教的發現，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旅美學者、哈佛大學馬小鶴教授較早獲得了霞浦最早發現的《奏申牒疏科冊》，盡全力進行研究，先后發表了《福建霞浦縣明教遺存》《摩尼教十天王考》《從“平等王”到“平等大帝”》等論文，對摩尼教神祇“明教五佛”尤其是夷數、耶俱孚等進行了探討，對“十天王”“地獄”“平等王”“三常、四寂”“五明性”等術語做了新解釋，并探討了霞浦與中原摩尼教的淵源關系。

林悟殊、元文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摩尼光佛》的極少數章節，馬小鶴的重要研究對象主要是《奏申牒疏科冊》，吉田豐的術語解釋，這些無疑都是研究摩尼教的有益借鑒。但是，由于霞浦摩尼教文獻尚處于未公布的狀態，而且僅有少數學者可看到照片，能夠親睹實物者更少。這一現狀極大地制約了霞浦摩尼教的研究。霞浦文獻與敦煌、吐魯番摩尼教文獻乃至與西方摩尼教的關系，摩尼教與佛教、道教的關系，摩尼教華化的完成，摩尼教在中國的流傳，中外摩尼教文物文獻的重新界定，摩尼教對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國、伊朗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甚至有重新定位的必要。以摩尼教與道教的關系為例，學界的研究多不深入，如福州福壽宮本為摩尼教，卻被誤認作道教寺院，原因就在于資料的匱乏。即使有些已引起重視的霞浦文獻，錄校常存在失當之處，以之為據進行研究，勢必會存在各種問題。因此，系統整理研究并公刊霞浦摩尼教文獻，成為當務之急。有幸的是，筆者蒙霞浦摩尼教文獻發現者林鋆先生信任和厚愛，交付當今所獲霞浦摩尼教文獻照片并囑托研究，是以筆者有便利的條件公布校注霞浦摩尼教文獻，進而推進霞浦摩尼教的深入研究。

摩尼教產生于波斯，后來流行中國，會昌滅法后，摩尼教在中原遭到禁絕，唯在東南沿海一隅得以幸存。

對霞浦摩尼教歷史、文化與文獻進行研究，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意義。一是霞浦摩尼教的華化非常徹底，而且史料記載清楚，對其研究，有利于揭橥外來宗教之華化進程；二是借助霞浦摩尼教文獻有助于澄清摩尼教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爭端，比如對福州福壽宮宗教屬性的判別；三是摩尼教在福建地區的流行自古而今，傳承不絕，已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認識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四是宋元時代東南沿海農民起義多與民間宗教息息相關，通過對霞浦摩尼教研究，有利于深入揭示這一歷史現象形成的深層原因；五是摩尼教形成于波斯，由回鶻高僧傳播于福建，對于認識古代絲綢之路上宗教文化的傳播，促進中國與伊朗間的文化交流，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除緒論外，主要內容大體可分為兩部分，上篇為霞浦摩尼教史論，下篇為文獻研究。其中前者有八章，大體可分為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為霞浦摩尼教傳播歷史，含第一、二章。摩尼教自3世紀在波斯興起，曾在波斯盛極一時，后因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的殘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于762~763年傳入回紇，成為國教。843年，會昌滅法，摩尼教受到禁斷，回鶻高僧呼祿法師潛入福建，繼續傳教，摩尼教遂由福清傳入福州，再傳入泉州，再傳入霞浦，在林瞪時期及其以后，摩尼教得以發揚光大，形成了新的摩尼教體系——霞浦摩尼教。其傳承系統為呼祿法師（胡天尊）→高佛日→西爽大師→陳誠庵→孫綿→林瞪。通過霞浦、屏南等地發現的摩尼教文獻，結合福州、福清、泉州、莆田、霞浦、屏南、寧波等地發現的摩尼教遺物，探討林瞪的活動及其在摩尼教史上的地位。按照霞浦摩尼教文獻的記載，林瞪不僅精于武術，而且善于祈雨、護佑民眾，故而得到了廣大民眾的尊崇，被尊為霞浦摩尼教教主。依霞浦摩尼教傳統，在有些情況下，林瞪的地位僅次于摩尼光佛，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林瞪則與摩尼光佛具有平等的地位。林瞪之善于祈雨，顯然與粟特摩尼教、回鶻摩尼教善于祈雨的傳統息息相關。

第二個方面為摩尼教神祇及其系統，首先論述福州福壽宮的摩尼教性質及其重要性。福州福壽宮，過去一直被認定為道教寺院，該成果通過霞浦摩尼教文獻，結合寺院造像、主供神祇和配殿的布置與神祇，認為福壽宮應為摩尼教寺院。過去，學界一直把泉州草庵視作摩尼教寺院的唯一遺址，其實，福壽宮規模比之更大，內容更豐富，而且至今不絕，可視作古代摩尼教的活化石。其次探討摩尼教的神祇譜系。在霞浦摩尼教文獻中有“光明眾”和“一切神眾”之謂，僉指摩尼教神祇。摩尼教神祇眾多，其中最受崇拜者為五佛，即印度教那羅延佛、火祆教蘇路支佛、佛教釋迦牟尼佛、基督教夷數和佛和摩尼光佛。后來，在霞浦摩尼教中演變為三佛，即夷數（耶穌）、電光王佛和摩尼光佛。可以看到，在這些變化中，未變的只有夷數（耶穌）和摩尼光佛。此外，還有眾多來自道教的神祇，如真武大帝、許真君、馬天君、貞明法院三十六員天將、七十二大吏兵等，也有佛教神祇，如觀音菩薩、泗州大圣、四梵天王等，也有基督教神祇如俱孚元帥等，還有福建民間信奉的“三奶夫人”陳靖姑、林紗娘和李三娘等，甚至還有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孟子等，這些都體現出霞浦摩尼教不斷走向“脫夷化”“民間化”乃至“中國化”的變化特征。繼之論述摩尼光佛的造像藝術及其特征。摩尼光佛像過去僅在吐魯番壁畫和泉州草庵有所發現，課題組通過調查，在福建諸地找到了多件摩尼光佛造像，如晉江蘇內村水尾宮（境主宮）和曾姓村民家中都有摩尼光佛像。在晉江市東石鎮也保存有摩尼光佛木雕造像，在霞浦上萬村、福州福壽宮也可見到。通過福建與吐魯番所見摩尼光佛形象特征之比較，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差異頗大。個中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三個方面在于探析霞浦摩尼教對閩浙一帶民變的影響，包括第五至第七章。敦煌摩尼教多依托佛教，幾乎沒有道教成分的存在，霞浦早期摩尼教文獻《摩尼光佛》中同樣含有非常豐富的佛教成分，雖有些許道教因素，但相當稀少，符合宋代以后摩尼教開始依托道教這一史實。越靠后的霞浦文本，道化成分就越濃，如霞浦文獻所見之摩尼教摩尼光佛、夷數和佛和電光王佛，明顯是道教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老子）的借用。霞浦民間向摩尼教三清祈禱，無非是要祈求禾稼豐收、人民安康。霞浦文獻中屬于《奏三清》的抄本至少有五個。在《奏三清》諸本中，無一例外均將原本已佛化的摩尼教神名號又進行道化，兩層“外衣”非常明顯，即在佛化后又覆以道教的“外衣”，這與摩尼教華化軌跡吻合，也反映出摩尼教為了生存不得不逐步民間化，且亦佛亦道，逐步形成了華化摩尼教之多元文化品格。在明代以后形成的摩尼教科儀書《冥福請佛文》中，又增加了昭烈大帝（劉備）、梁武大帝（蕭衍）、大成至圣文宣圣王（孔子）、顏回、孟亞（孟子）及漢傳佛教特有的地獄十王等，名目繁多，統統被納入摩尼教神祇系列。宋代閩浙地區，“吃菜事魔”之黨風行一時，屢禁不止，它引領了方臘起義等幾次大規模的民變，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從近期于福建霞浦、泉州和福州等地發現的摩尼教資料看，宋代摩尼教在遭受來自官府的種種打壓后，開始由尚和戒斗而向尚武斗狠方向轉變，以圖自保，同時向幫會化轉型，逐漸形成了嚴密的宗師體系和堂口組織，加上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禁欲崇儉和團結互助，對于貧苦農民很有吸引力。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農民起義的發動，應為宋代民變多與摩尼教相蟠結的歷史原委。

第四個方面，即第八章。2008年10月以來，福建省霞浦縣柏洋鄉上萬村周圍發現了大量摩尼教遺物，接著，在福州、屏南等地相繼發現摩尼教遺存，既有文獻、文物，也有摩尼教廟宇，尤其是屏南降龍村，家家戶戶供摩尼光佛和林瞪。兩次考察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可以看出，摩尼教是一種活態宗教，在福建省霞浦、福安、屏南、福州、晉江乃至浙江省南部都有存在，均可歸入霞浦摩尼教系統。與原始摩尼教不同，霞浦摩尼教在流播過程中，因應形勢的不同而逐步佛道化甚至民間化，這大概是霞浦摩尼教能夠在福建、浙江一帶綿延不絕的原因所在。

下篇十章，其中第九至十一章研究了霞浦摩尼教文獻中比較典型的三篇文獻，其一為《摩尼光佛》，此為產生年代最早的文獻之一。通過研究可以看出，該文獻對摩尼教術語的大量運用、對摩尼教神明的極力謳歌，夷詞夷偈的大量援引等，可知其制作者對中古摩尼教十分熟悉，而其中“恾示”“末尸訶”等唐代特用語的零星出現，則將其制作時間推向唐末。而其中出現的“五佛崇拜”“彌勒崇拜”等現象則又瓜葛宋代，而其中并無常見于霞浦文獻的林瞪崇拜現象，則將制作時間推向宋仁宗之前。綜而言之，《摩尼光佛》科冊當為會昌入閩之呼祿法師（胡天尊）等始修，歷五代至宋初而成冊。其二為《冥福請佛文》，一般作為法師在做道場時請佛之用，雖篇幅較小，但所請之神甚為龐雜，有摩尼教、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間信仰的各種神祇，尤其是文書中所反映出來的佛教地獄十王思想，其內容與敦煌等地發現的《佛說十王經》《地藏十王圖》有不少關聯，堪稱摩尼教在福建地區走向佛教化的典型代表。其三為《點燈七層科冊》，“點燈七層”源于佛教法事，是與“懸五色幡”相匹配的佛教法事儀軌，祈請的對象為藥師佛，然本冊主要闡發的是摩尼教教義，內載神祇多為摩尼教和道教神佛，體現了摩尼教傳入福建后依托佛道傳播其思想的發展模式，也說明了摩尼教與佛教和道教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此外，對霞浦摩尼教文獻中的比較重要的文獻，如《冥福請佛文》《點燈七層科冊》《興福祖慶誕科》進行了錄文與校注，對《貞明開正文科》《明門初傳請本師》《樂山堂神記》進行了錄文，以便為學界提供比較完善可信的原始資料和文獻校注本。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摩尼教形成于波斯，興盛于中國，對唐、宋、元時期中國歷史影響不小，尤其在閩浙地區，更是影響巨大。霞浦摩尼教文獻、遺物的發現，大大填補了中國宗教史研究的一項空白，同時，對于波斯宗教史以及中外關系史研究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教由回鶻僧傳入，故而對回鶻歷史文化研究來說，其學術價值同樣不容小覷。摩尼教史回鶻的國教，對回鶻社會、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霞浦摩尼教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回鶻摩尼教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