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研究

云南大學林文勛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XZS029），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錦鵬、薛政超、田曉忠、黎志剛、董雁偉、武婷婷、項露林。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多數學者主要是立足于斷代史，或將“唐宋”“宋元”“明清”作為一個階段進行研究，而很少將宋、元、明、清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階段加以探討。因此，就宋、元、明、清的研究而論，斷代史研究非常深入，但貫通式的研究相對不足。

明人陳邦瞻指出：“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在陳邦瞻的變化論中，顯然宋到明是同一性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在明代還未發展到極盛期。近代思想家嚴復也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成，十八九可斷言也。”在他看來，近代中國的很多社會問題和現象從宋以來即已形成。這些觀察和研究都在提醒和告訴著我們，要將宋元明清中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和研究，從而更加深入地揭示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特征和規律。

從中唐直至清代，有關“富民”的記載大量見于史籍。綜合有關史料可看出：第一，“富民”的分布具有普遍性；第二，“富民”與其他社會階層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即占有財富并擁有良好文化教育；第三，“富民”成為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和“動力層”，社會影響極大。宋以后的思想家如葉適、黃宗羲等反復強調，富人是國家依賴的重要力量。可見，這是一個有別于漢唐“豪民”的新的社會階層。伴隨著“富民”階層的興起，中唐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新的“富民社會”。

正如不研究“豪民社會”（或“豪族共同體”）就難以準確把握漢唐中國社會、不研究“市民社會”就難以準確把握近代中國社會一樣，不研究“富民社會”，就很難準確把握中唐至清代的中國社會。因此，開展“富民社會”的研究，就是要從新的角度和更深層面，進一步科學認識中唐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

早在21世紀初期，課題組負責人就展開了對唐宋“富民”與“富民”階層的研究，并初步提出了中國古代是“富民社會”這一學術觀點。這項新研究，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有的學者評價這項研究找到了一把重新解構傳統社會發展與變遷的關鍵性鑰匙。“富民社會”上承漢唐的“豪民社會”，下啟近代的“市民社會”，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不僅奠定了唐宋乃至元、明、清幾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而且由于它下啟近代，同時也直接影響到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研究“富民社會”，乃是重新認識傳統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

為此，該成果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展開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研究，試圖回答中國古代“富民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富民社會”的主要特征、“富民社會”的主要經濟社會關系，以及“富民社會”如何走向終結這些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我們試圖建構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理論體系，從而對中國古代史體系做出新闡釋。

該成果從“唐宋社會變革”論題中切入“富民”階層成長問題，開啟本研究。成果力圖以“橫通”視角進行共時性分析，討論“富民”階層成長而帶來的社會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變化，提出宋代以后“富民”階層在社會中起到中間層、穩定層和動力層的作用，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勠力以“縱通”視角進行歷時性分析，用“民”的演變來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未來趨勢，提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經歷了上古的“部族社會”、漢唐的“豪民社會”、宋元明清的“富民社會”，并將走向未來的“市民社會”。成果屬于“富民社會”研究計劃中的宏觀性、總括性研究成果，該成果致力于建構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理論體系。

“富民社會”理論體系提出的學術意義在于：“富民社會”理論是解構唐宋以來傳統社會變遷的一把關鍵鑰匙。該理論將宋元明清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進行研究，突破了斷代研究的局限性，形成跨時段的貫通性研究，實現對這一歷史時段的整體性把握。“富民社會”理論是重構中國古代史體系的重要理論基石。該理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出發，從“民”的演變來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提出了“部族社會—豪民社會—富民社會”這一中國古代史新體系，完善了古代史體系的發展鏈條。

該成果分為五篇共計十四個章節進行研究，其研究內容可歸納為五個方面。

第一，從豪民到富民。沒有過程就沒有歷史，“富民社會”形成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本研究的起點，就是集中于對“豪民社會”向“富民社會”轉變的這一過程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圍繞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重大變化這一主線展開，對“富民社會”的形成時間、形成標志以及圍繞標志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和新現象一一進行了闡釋，通過對這些重要歷史節點和社會變革因素的研究，形成清晰和具體的“富民社會”歷史演進過程。

第二，“富民社會”的社會流動。社會流動是“富民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征，“富民社會”本身就是社會流動的結果，反過來“富民社會”一旦形成又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流動。制度變遷是引起社會流動的主要動因，制度因素也是可能導致社會不流動的主要障礙。為此，本課題從等級制度的崩潰、戶籍與戶等制度的變遷、科舉制度的推行等方面探討“富民社會”的社會流動，認為唐宋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整個社會各種要素的流動組合以及階層力量的分化組合，國家制度的變遷反映了社會要素的流動組合的需要，同時又在一個更大范圍促進了社會流動。“富民社會”的社會流動是一種整體性和結構性流動，流動性是“富民社會”的基本特征。

第三，富民階層與國家的關系。如何處理“富民”與國家的關系是本課題研究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宋元至明清以來的改革在本質上就是國家在調整與“富民”的關系。課題從賦稅改革和賑災救濟兩個方面入手，分別探討了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幾次重大的賦役改革中，富民是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同時，也探究了國家為了保護富民的生產積極性，以達到從富民中獲得更多的賦稅保障國家行政體制正常運行的目的，對有關經濟制度進行調整的過程，制度調整的核心是調整國家與富民的關系，使之趨向合作關系而不是沖突關系。賑災救濟是官府的職責，由于“富民”階層是社會的財富力量，官府在賑災救濟中越來越多地利用“富民”進行救災。“富民”不僅有積極響應的情況，也有消極響應甚至抗拒的情況，“富民”對官府的不合作行動，說明“富民”的社會話語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仍然在國家控制之下與官府最終走向合作。

第四，“富民社會”中的經濟關系與階級關系。通過“富民”的社會形象和社會作用來看社會的經濟關系與階級關系是本課題開展研究的立足點。以土地私有制度確立和土地私有制度保護為主的國家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調適與完善，為“富民”階層的成長提供了社會空間和制度空間。逐步壯大成長的“富民”階層，又通過其財富實力和文化優勢，將其社會影響力向地方社會滲透，主動承擔了國家代理人的角色，為地方社會的穩定和均質化演進提供了保障。課題緊緊圍繞產權和經濟契約關系、訴訟糾紛、官紳合作與官紳矛盾等方面展開，分別闡釋了富民在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和動力層這幾個層面所扮演的角色，對中國社會的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進行再研究和新闡釋。

第五，士紳社會是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最高階段。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階段，后者亦稱帝國主義。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不斷調適，很多時期都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征。在中國古代社會，我們認為，門閥社會就是豪民社會的最高階段。同理，士紳社會是富民社會的最高階段，同時也是最后階段。課題以探討“富民”階層與“士紳”群體的關系為重點，主要分析士紳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其特征是什么，又是如何終結的，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做一些新的解釋。

該成果以“市民社會”抑或“富民社會”這一問題的回答，形成了最終結論：明清社會不是“市民社會”而是與宋元一脈相承的“富民社會”，宋元明清是一個整體的社會階段，明清時期“富民”士紳化，為“富民社會”的衰落和走向終結埋下了伏筆，“士紳社會”是“富民社會”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后階段。

該成果從以上五個議題展開的具體而深入研究，形成了幾個重要學術論斷。

第一，富民階層是唐宋以來中國社會興起的一個新興階層。

第二，富民階層一經興起便迅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中間層、動力層和穩定層。

第三，富民與國家的關系是唐宋以來中國社會最核心的關系。

第四，士紳社會是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后階段。

第五，中國古代社會依次經歷了上古的部族社會、秦漢魏晉的豪民社會、唐宋以來的富民社會，進入近代的市民社會，是古代史的新體系。

理論體系是由若干論斷支撐形成，論斷不是一般的觀點，不是一般的認識，論斷既有引領性，又具備統攝性和指向性。該成果所提出的這五個論斷，統領了整個“富民社會”的體系，這五個論斷的提出，也意味著中國古代“富民社會”的理論體系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