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研究

四川師范大學劉開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6BZS00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研究》旨在對有清一代自康熙朝中期以后至于道光朝約160年間史學批評的現象、重點、特點、成就與不足做出合乎事實的梳理和評判，著力探究史學家爭論什么、為什么而批評、批評背后的理論意蘊與方法、批評的訴求等問題。史學批評因其具有明確的指向性、鮮明的導向性和強烈的反思性，能夠體現中國古代史學家所秉持的史學精神、概念、理論。它是連接史學史與史學理論的學術紐帶，也是通往史家精神世界的橋梁。明乎此，對于從一個新的視角推進古代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探索價值；對于充分而理性地繼承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對于當前的史學發展、史學評論、營造健康活躍的史學氛圍和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史學體系有多方面的啟示。

《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研究》包括緒論、正文和余論。諸部分各自承擔著撰述上的任務，各有明確的范圍，同時又彼此聯系、緊密配合，較為集中地回答了清中期史學批評的基本問題和重要問題。

緒論是對清中期歷史與史學的扼要介紹，為該成果研究的開展做一個引子。第一章討論的是自先秦以來至于清初兩千多年來的史學批評傳統對于清中期批評家的影響，劉知幾的作用不可小覷，而僅有悠久的傳統并不一定能產出史學批評的碩果，所以，還需落腳于清中期批評家的學術素養，他們學通文史，畢生治史，胸懷學術公心，這一切都為史學批評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章是從專文、專書、提要、序跋、書信、讀史札記和考史著作等七種史學文獻，辨析史學批評的氣象、思想性和資料的隱蔽性。總的來看，在古代史學批評史上出現的主要史學批評載體在清代中期的史學批評發展中都有所反映，甚至還出現了集大成的趨勢，如在史學批評專書方面，出現的《文史通義》，在目錄提要方面出現的《四庫全書總目》，在考史論著方面，有《廿二史考異》。從上述舉例述略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清代中期史學批評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第三章與第四章是本課題中的重頭戲。回顧《史通》的傳布和研究史可知，至明中后期，《史通》愈發緊密地與彼時的史學理論發展相關聯。在前代《史通》研究的基礎上，清中期形成了《史通》研究的濃厚風氣，把“《史通》學”推向了高峰，也隨之將史學批評引向深入。黃叔琳、汪由敦、章學誠、錢大昕、王鳴盛、紀昀、崔述等人均發表過有關《史通》的評論。我們認為盡管批評家對《史通》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指摘，但清代官方與私家都不得不承認《史通》的學術價值。《史通》已深度參與到了史學理論與史學批評的實踐中。

這一時期出現的《史通》研究專書中，浦起龍的《史通通釋》蘊含著豐富且深刻的史學批評見解。浦起龍為劉知幾“工訶古人而拙于用己”作了辯解，并為“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鳴不平，為劉知幾的《疑古》《惑經》提出了一家之言，凡此為清代史學批評開一生面。紀昀的《史通削繁》則以選本的形式展現了清代漢學家的史學批評興味和見識。史鈔之風至晚明甚盛，清初流風未歇。但像《史通削繁》這樣，以一部史學批評專書為對象的史鈔，卻不多見。節選與評點交融，隱性與顯性相輔，構成了《史通削繁》獨特的批評方式。紀昀與劉知幾頗多學術共鳴之處，但紀昀畢竟是一位從漢學家，不同的學術眼光，決定了紀昀與劉知幾的異趣。共鳴也好，異趣也罷，說到底，紀昀都在表彰《史通》的批評之學，也借此成就了紀昀的史學選評事業。

書目提要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重要載體。史書提要的對象雖是一部一部的典籍，但它涉及史學的方方面面，舉凡史家才學、心術、編纂體裁、體例、史學思潮和時代烙印等，都有所反映。如果說“考鏡源流”主要是知識層面的考辨與梳理的話，那么“辨章學術”則側重于思想文化層面的討論。《四庫全書總目》雖由紀昀最終刪改潤色而成，但紀昀也有所憑借，這便是來自多個渠道的四庫提要稿。現存四庫史部提要稿主要包括：邵晉涵、翁方綱和姚鼐等人所撰提要稿和《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江蘇采輯遺書目錄》等。盡管每一種提要稿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被采納的情況不盡相同，但《四庫全書總目》對四庫提要稿都做了一定的剪裁。首先，在批評語言上，追求準確簡明，避免冗雜歧義。其次，在批評分寸上，講究恰到好處，力戒過分抑揚。再次，在批評空間上，有意擴充，強化評騭學術的功能。最后，在批評方向上，做了一定的修正與調適。作為乾隆年間官修的大部頭目錄書，《四庫全書總目》重視解題，舉凡史書分類、文獻考辨、史文繁簡、體例純駁、史家微言等，皆有所涵括，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琳瑯滿目的史學世界。《四庫全書總目》與清代一般史學批評文獻（尤其是目錄書）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它的官方角色。它意在彰顯正史的“欽定”屬性；把皇帝旨意轉換為史學批評的標準；在宋、遼、金、元史的評價中，駁斥獨尊宋朝的正統論。《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品評古今史籍的優劣與是非，有干預、引領當時史學發展方向之意圖。為了實現這一使命，館臣又極力展示寬和、公允的批評姿態。應該說，《四庫全書總目》對于自身學術形象的塑造是比較成功的。但代表官方立場的史學批評畢竟禁忌太多，須代朝廷立言，考慮朝廷的文化策略，為學林表率。因此，在史學批評上難有大的突破和創造。

此后，阮元和周中孚都以各自的方式延續了《四庫全書總目》的批評精神。尤當注意者，是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周中孚看重史書的資政意義，關注史書的考證水準及其史料價值。至于史書的文字表述、斷限等問題，雖也論及，卻不是他論史的重點。周中孚雖也肯定一些明代學人著述，間或批評本朝著述，但總體傾向則是褒獎本朝史學而貶低明代史家，時不時地流露出對明代史學的不屑。周中孚的斥明與崇清，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學批評上的折射這么簡單，而是漢宋之爭在史學批評上的一次回響。

第五章《史論批評與歷史評價》以批評家對史書論贊的評論為切入點，借此觀察在考據占據主流的時代中，批評家對論贊的態度。事實表明，牛運震、王鳴盛、章學誠都比較重視論贊的品評，多重視史論的褒貶允當和是否得其要領，但他們在敘事與論斷關系的認識上卻存在一定的分歧。牛運震等個別史學家肯定史論的敘事功能，卻摒棄敘事之中的論斷精神，則顯示出某種認識上的倒退。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有內在聯系的篇章。第六章著重討論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浙東學派與以錢大昕為主將的考據學派在史學批評的學術分野。考據學派和浙東學派所秉持的優秀史家和史書的價值取向不同。考據學派更看重那些信而有征的著作，欣賞博學、考索之人。而浙東學派則更青睞于具有卓越史識和獨創性貢獻的史學家，以及義例獨斷的史書。本課題以兩派對“三通”的不同評價為例，展示了浙東學派重獨斷之學，而考據學派偏好考索之功。但分歧并非兩派史學批評比較的全部結論。浙東學派的史學批評妙悟于心，長于鑒賞；評點機巧，工于抽繹，善于說理。考據學派的史學批評貴在專精，言必有據，文辭雖不華美，但樸質可喜，精于糾謬。最終，兩派在對道這個終極目標上的共同追求中，走向融合。這是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的一大特色。章學誠無疑是清代史學批評史上最有成就的史學家。他深刻闡釋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提出了“史德”“史意”“撰述”“記注”四個范疇，又繼承了司馬遷、鄭樵以來的“通史家風”。“史德”論將古代的史家心術論提升到了歷史哲學的高度。章學誠倡言史意，實有對抗乾嘉考據風潮之意，而“撰述”“記注”奠定了他史學批評的基本價值取向。

嘉道時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折年代。以時代與史學的互動而論，道光年間已有時代先覺者發出“衰世”之“警言”，這就是湯鵬的“畏史”論和龔自珍的“尊史”論。“畏史”之“畏”不是生殺所致的恐懼，而是世人對史學的敬畏之心。“畏史”的思想符合邏輯地指向“史權”。而龔自珍的“尊史”論又與湯鵬的“畏史”論交相輝映。湯鵬與龔自珍最終都談到了“道”的問題，清晰地表現出史學批評與政治、大道之間的聯動關系。這也足以說明，古代史學從來沒有自外于政治，甚至是士大夫參與政治、影響政治的重要方式。

該成果的余論部分，是對清中期史學批評的貢獻與局限的總結。課題組認為，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士大夫，都扮演著史學批評家的角色，足見清代中期史學批評的廣泛參與性。清中期的史學批評實踐催生了相應的史學理論，并影響到了修史，貢獻有目共睹。但它也有一些局限，包括史學批評中的武斷、絕對化傾向；表現出意氣之爭，甚至還存在個別硬傷。小疵不足以掩大醇。清代中期史學批評家的這些局限，相對于浩繁的評論而言，實為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