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復社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憲博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林黨復社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5BZS05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自20世紀30年代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問世以后，國內外學術界對東林黨的研究進展不大，對復社的研究更是極少見到，明代黨社運動的研究一度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問題才又被學界所關注。然而由于問題極其復雜，涉及明代政治、經濟、思想、社會等多方面的領域，加之人物眾多，材料浩繁，研究方法單一，論著寥寥無幾，難有突破性的學術創建。日本學者溝口雄三雖然將東林學派思想視為“前近代思想”，但僅限于思想的分析；小野和子提出“東林黨已經在摸索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卻缺少對明代體制的認識和具體的論證，因而其觀點難免有些蒼白。由于研究的不足，學界對東林黨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認識十分模糊，對復社是否存在政黨特征的問題，也缺乏深入探究，甚至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東林和復社的歷史作用出現了認識上的倒退。追根溯源，這種反復有著深遠的歷史原因，自明末以后，受閹黨和齊、浙、昆等反對派攻擊誹謗的影響，輿論對東林黨、復社一直褒貶不一。崇禎帝欽定逆案，撥亂反正，但不久明朝亡國，清朝乾隆皇帝借編纂《四庫全書》，公開、徹底否定了東林講學，將明亡歸罪于東林，于是明末已經澄清的問題再次變得模糊起來，這種政治反復擾亂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對當時和后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有鑒于此，深入研究并解決這一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晚明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轉型開始起步，近代化因素顯現。東林黨、復社的政治參與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適合于專制集權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嬗變將最終導致政治制度的變革。沒有東林黨、復社反傳統政治文化的推動作用，沒有社會個體在這一過程中的接觸、碰撞，便不可能產生黃宗羲、顧炎武等早期啟蒙主義思想家。明末與鴉片戰爭以后的社會性質不同，社會運動的方式和方向也因此而不同。因此,用政治學、政治社會學以及行政學的理論與方法全面考察這一歷史過程，才能使黨社問題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本項目采用多學科研究的方法，旨在對這一問題給予全新的詮釋，從而希望對探討明代社會轉型問題及推動明代政治史的研究能夠有所裨益。

二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為明代東林學派、東林黨、復社產生、發展及其歷史作用。明代中后期，由于體制弊端、朝政腐敗及思想界的頹廢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促成了政治改革派東林學派的誕生，進而形成以東林學派為核心的東林政治集團，即所謂的“東林黨”。通過對東林、復社產生、發展及其思想主張、政治活動等歷史作用的考察，分析探究了東林學派產生及講學的真正原因、東林學派及東林黨的政治宿求與“理學氣節”、超越皇權體系的政治主張、復社的政黨化趨向、東林黨與復社挽救國家衰亡以及東林、復社后緒對清初國家治理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該成果揭示了東林集團及東林學派特有的“理學氣節”與政治宿求之間的關系，從一個側面重新書寫“東林非亡明，攻東林者亡之”的真實歷史，還“講學”以清白，還歷史以真實。對于東林的后緒復社，該成果根據復社名士的實政思想、社會實踐以及對專制集權制度的批判，論證了他們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一個體制變革的思想體系，這一體系涉及明代政治、經濟、軍事、科舉等諸多領域，深入解讀這一體系，對于復社集團性質的判定，實為不可或缺的依據，也有助于探究明代衰亡的體制根源。

對于東林書院、東林黨的研究，該成果通過對“專制皇權體制外的政治結盟”、“朋黨理念的變化”、“控制國家權力的意向”、“政治階層的擴展”、“社會權威的形成”、“政治宿求與理學氣節”以及“最早的開放意識”等一系列開創性命題的論證，表明明末以東林士人為代表的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的社會發展趨勢。東林群體積極的政治參與活動以及對國家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東林黨已越出傳統的朋黨范疇。為深入說明問題，課題進一步揭示東林講學的政治意義，駁斥自明亡以后直至當今學術界流行的主要錯誤觀點，即一云講學“必有標榜，必有門戶”，“必致國破家亡”，二云東林流品糅雜，“為君子者，授人以攻擊之間，為小人者借此為攀附之途”的種種謬論。為辨明是非功過，課題鉤沉史料，對眾多參與講學的東林黨人的為官政績、學術主張、講學行跡以及面對生死所表現出的政治宿求與理學氣節做了逐一的考察。以事實證明東林黨人“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無不屬于“國家之重計，宗社之遠猷”；而所謂東林黨人中流品糅雜，小人“依草附木”之說則全無事實之根據，故此，為還“講學”以清白，還歷史以真實，重新書寫“東林非亡明，攻東林者亡之”的真實歷史提供了無可辯駁的事實依據。

對于復社的研究，該成果闡明了如下觀點：復社已具有初步成型的組織系統，形成了一定的社會權威，復社對國家政治的干預以及政治階層的擴展，則進一步表現出具有政黨化的趨向。復社統合各地文社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組織，其意義在于整合、凝聚不受國家控制的社會力量，這一運動與君主專制體制相沖突，是社會政治由單維向多維的一種歷史演變。

該成果著重論證了復社士人對政治、經濟、軍事等實政問題的關注，他們“平居之所講論，皆古今之故，當世之急也”，其價值取向與價值判斷均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對一系列重大的國計民生問題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體制變革的思想體系。在這方面，以陳子龍、方以智、侯方域、吳應箕等為代表的復社領袖人物的變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復社這一社會集團的政治主張。深入解讀這一體系，不僅對于黨社本身的研究，而且對于整個明代興衰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如復社名士對專制集權的批判，東林先達已經意識到大家巨族的積極意義，復社為東林后續，他們也意識到社會基礎的重要，開始反思歷史的得失，這一思路無疑是正確的。

復社稱贊陳涉的首創精神，對起義造反是“亂”還是“立”,在價值判斷上產生了懷疑。以周鐘為代表的一批復社名士在明亡前后投向大順政權以及以東陽諸生為核心的“許都之亂”，表明復社與農民起義之間已經不再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復社提出朋黨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提出“天下以朋黨治”的參與意識，表明對政治的思考已頗有深度。

復社對明代國家體制進行批判，分析了不設宰相這一體制所造成的缺陷與弊端，提出還內閣以行政的體制思考。從行政的角度出發，復社士人對明代“任議之分”對決策制定以及對行政執行所造成的弊端深惡痛絕。他們指出過度強化中央集權，給地方以極大的制約，認為督撫以下的地方行政權力均應予以加強，提出“重權久任”的人事變革機制。

復社對朝廷的科舉取士制度幾乎予以全面否定，提出應使文武合為一途，相信“大將之手無棄材”，提出了“特立文武兼等之科”的選才措施。

復社士人認為明朝末年，國力衰竭，民生凋敝的重要原因是不重農事，鑒于官府荒政的失敗，復社士人普遍認為救荒應與國家體制相脫離。

復社中許多人意識到體制腐朽造成的巨大資源浪費，造成國家出現在一些方面浪費，而在另一些方面不足甚至奇缺的失衡局面，這一問題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因素，對此提出了資源合理配置與利用的經濟原則。他們還提出了分稅制的思想，體現出對稅收返還的朦朧要求。

復社名士的實政思想以及他們的社會實踐，表明他們并非僅為文士。他們平日所講所論，涉及明代政治、經濟、軍事、科舉等諸多體制問題，這對于復社集團性質的判定，實為不可或缺的依據，也為探究明代的衰亡提供了諸多體制上的根源。

綜上，無論是東林還是復社，他們的價值判斷與價值取向的轉變，顯示出一個異化于專制皇權的思想體系。

該成果嘗試跨越斷代史的局限，深入考察了東林、復社后緒對清初國家治理的影響。明清鼎革，社會經過長期戰爭的蹂躪，人民渴望國家安定，士大夫階層希望盡快建立和恢復有序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生產。此時，東林書院講學再度興起，顧樞、高世泰、張伯行、湯斌、熊賜履、陸隴其、陸世儀、李颙、高愈、施璜、吳日慎參與其中。受東林學派影響的東林余緒及復社士人開始入仕清廷，鑒于明代體制的弊端，他們對清初政治體制的建立、社會的穩定發展以及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魏裔介、魏象樞、湯斌、熊賜履、張伯行、陸隴其、李光地、孫承澤、王崇簡、彭孫遹、嚴繩孫、朱彝尊、汪琬、潘耒、秦松齡、施閏章、顧貞觀、陳維崧等，探尋他們的家世和學術傳承，他們與東林學派、復社均有十分清晰的淵源。另外，作為東林后緒的復社人士，有許多人取得功名后，直接出任了清朝中央或地方官員。這些遍及各地的官員，承先賢之流風余韻，對清初國家治理、社會穩定、人才培養、風俗教化都有重要貢獻�？疾焖麄兊幕驴�，是論證東林講學、東林學派以及復社活動歷史價值的又一重要根據。

清末民初，章太炎、劉師培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曾指責湯斌等人“服官異族，大節已虧”，該成果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仔細考察清初理學名臣的學術思想和政治實踐，認為這種批評，顯然是脫離了具體的時代條件，有失公允。

三成果的主要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術界對東林黨、復社的研究方法相對單一，局限于階級斗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方面探析，這是學術上難以突破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單一的學科研究模式，首次采用政治學、政治行政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對明代政治體制弊端、東林黨和復社進行全面研究，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闡述東林黨、復社在政治文化嬗變方面所起的歷史作用，此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另外，將東林、復社影響延伸到清代考察也是學術界的首創，打破朝代界限，有利于完整學術體系的形成。

該成果揭示了數百年來對東林、復社褒貶不一的重要歷史根源。崇禎帝即位后，朝廷輿論完全承認顧憲成的道統學宗地位，并非將顧憲成等東林之人視為黨同伐異之群體。至康熙朝，顧憲成從祀文廟仍存一線希望。乾隆四十年以后，清高宗一改順治、康熙朝相對寬松的政策，徹底否定東林書院講學，其有別于《明史》褒貶原則的價值觀借助于《四庫全書》的編纂而公開闡明。乾隆皇帝對東林講學的徹底否定不僅最終阻止了顧憲成從祀文廟之典，也成為影響后人有欠公正評價東林和顧憲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乾隆皇帝明確否定東林講學，并將講學上升到導致“國破家亡”的高度，他認為作為始事者顧憲成、高攀龍不能不承擔歷史的責任，這種罔顧歷史事實的詭辯所表明的政治價值觀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是至今學界及人們對東林講學及東林黨的認識難以統一或反復變化的原因之一。

該成果形成了對明代東林學派、東林黨及復社全新的學術評價體系，對于明末政局的研究以及重新評價東林講學、東林黨的歷史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顧憲成的學術地位、政治影響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評價，這些都有助于明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