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莉：發揮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的更大作用

作者：王曉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

【學思踐悟】

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是促進東西部優勢互補，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上指出，要“完善東西部協作機制，深化對口支援、定點幫扶”。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應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這一重要機制，發揮好這一重要機制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的更大作用。

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

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在促進共同富裕、加強區域合作、增進民族團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價值。

在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發揮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中央財政縱向轉移的基礎上，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以資金支持、人才支援、產業合作、勞務協作、消費幫扶等手段，有效地縮小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區域發展差距。2015年至2020年，東部9省市共向扶貧協作地區投入財政援助和社會幫扶資金1005億多元，東部地區企業赴扶貧協作地區累計投資1萬多億元，較大程度地改善了水電路氣網等基礎設施，讓受援的西部地區徹底擺脫絕對貧困，享受到較高水平的教育、醫療和公共服務。

在促進優勢互補、實現合作共贏中發揮重要作用。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尊重客觀規律，在承認東西部歷史差異和現實不均衡性的前提下，堅持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長期協作、共同發展的原則，逐步縮小區域之間發展差距，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基于雙方在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互補性，動員更多東部企業家到西部投資辦廠，培植高端新產業，升級傳統特色產業，擴大勞務輸出，有效實現了支援方與受援方的合作共贏。

在增進民族團結中發揮重要作用。西部欠發達地區往往是多民族聚居地，在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基礎設施條件的極大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條件進一步改善；另一方面，通過廣泛開展“結對子”“手拉手”“一家親”等民族團結聯誼活動，實施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三區”人才支持計劃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極大地增進了民族團結。

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具有重大價值。西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生態涵養區，往往也是生態脆弱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涉及西部地區的重要講話中強調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極端重要性，西部如內蒙古、寧夏、甘肅、廣西、云南均發揮著重要生態安全屏障的作用。在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堅持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在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過程中，一方面，通過開展易地搬遷，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另一方面，東西協作發展菌菇、葡萄酒等特色農產品產業，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三效合一”。新頒布的《生態保護補償條例》更是將“對口協作”單獨列為重要的生態保護補償方式，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展。

進一步完善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機制，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

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是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關鍵舉措，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奮力譜寫西部大開發新篇章，進一步形成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必須進一步完善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機制，發揮更大作用以提升西部區域整體實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西部地區在邊疆安全、生態安全、糧食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扛起黨委政府主體責任，推動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更加制度化。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切實發揮好中央區域協調發展領導小組的作用，統籌協調和督促檢查各類區域協作和對口支援事務，健全組織管理體制，劃分各部門職責權限，開展組織聯建、資源聯享、發展聯動、基層聯治、文化聯育等，東部和中西部地方政府應加強統籌，西部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扛起主體責任，推動省市縣鄉村、機關部門、行業領域黨組織加強深度合作。

持續加大橫向轉移力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征程上，西部地區發展依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個別地區仍存在基礎設施欠賬，如生活污水處理、廁所衛生化改造等；基礎設施的運行維護缺乏有效保障，縣鄉財政和村集體收入難以完全負擔；易地扶貧搬遷后，老百姓穩定就業問題仍不容小覷。為此，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應著力推進公共基礎設施村覆蓋、戶延伸，重點抓好飲水安全、污水處理、冷鏈物流和散煤清潔化改造等工作。

主攻特色優勢產業培育，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的意義主要在于增強西部地區自身的“造血功能”。目前已總結了不少打通東中西部地區上下游產業鏈、促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和新業態轉化培育的好做法、好經驗。未來需進一步因地制宜，打好政策組合拳，優化資金投入結構，以重大項目銜接、產業轉移承接、聯合開發、空間轉換、技術賦能、市場互補等形式加強產業培育。在保障生態效益的前提下，做好生態農業、文化旅游、康養服務等生態產業，適當提高西部地區清潔能源等項目收益用于西部發展的比例，探索附加生態保護修復條件的土地資產配置方式。同時，推動有條件的地區建立碳排放權配額交易、碳匯交易、林地草地濕地信用指標交易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