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兵：朱熹對曾子著述的考辨及其意義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溪字義》通釋與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教授

曾子作為孔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儒學史上以全面傳承孔子仁義忠孝的倫理思想及“忠恕一貫”之道著稱，但其歷史地位卻有起有伏。直到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正月，朝廷詔“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曾子被正式列為孔廟四配之一，其道統地位才得以完全確立。在曾子地位提升的過程中，朱熹關于曾子的思想宗旨、道統地位等的系列討論至關重要。在關于曾子地位的討論中，對其著述情況的分疏與確認乃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主要涉及《論語》《孝經》《大學》及《曾子》四種文獻。若要更好地了解曾子，對朱熹關于曾子著述情形的考辨進行綜合分析，就頗有必要。

《論語》出于曾子及有子門人之手

關于《論語》作者的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而朱熹在日常的講論中也沒有正面肯認《論語》究竟成書于何人，只是承認《論語》為孔子門人所記。但二程及其門人對這一問題都有明確論斷，朱熹曾在《論語序說》里引程子曰：“《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痹凇墩撜Z精義》卷一中所引楊時之論則更為詳細一些，楊時同樣認為，《論語》全書對孔門人物稱“子”者，除了孔子之外就是有子與曾子，這體現了對此二人的極大尊崇。古時稱“子”，通常是弟子尊稱其師，或是對備受尊崇者的敬稱。有鑒于此，程門師生便明確指出《論語》成書于有子、曾子的門人。楊時還補充了一點，孔門弟子中最年輕者為曾子，而《論語》記錄了曾子之死，可見是成書于曾子死后，因此說其出自曾子、有子的門人，時間上也具合理性。

朱熹在其最為自得的《四書章句集注》中征引了程門的上述言論，說明他最終還是對《論語》成書于曾子、有子門人的判斷持贊成態度的。又如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針對曾子、有子不在孔子所擬“四科十哲”之列的問題，舉出三條辯護意見：“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蛟弧墩撜Z》之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四科皆從于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嘆而列之。”其一，“十哲”皆稱字不稱名，不合常規，定非孔子本人所言；其二，若曾子、有子真不受孔子器重，其門人纂輯《論語》時當會出于尊師之意而不選錄此條；其三，“四科十哲”之說出自孔子門人，概因孔子追憶陳、蔡之厄時感慨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陪侍弟子遂將主要追隨者分科列出，而曾子、有子因彼時并未從游，不在此品題之列實屬正常。

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但此類“否認十哲的優越性”的解釋在宋代頗為流行。朱熹的第二條辯護理由雖仍是用“或曰”一詞以示引述，但也說明他接受《論語》成書于曾子、有子門人的說法。或許正是基于這一點，他才有此底氣為曾子、有子辯護。《論語》既與曾子、有子的門人相關，自然與二者的聯系就比較密切了，由此也可看出他們（尤其是曾子）在朱熹眼中的重要地位。

《孝經》經文與曾子關系密切

《孝經》的成書與作者問題同樣存在諸多討論，歷史上較為主流的兩種看法是成書于孔子或成書于曾子及其門人。但程朱對此均表示懷疑，程頤說：“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敝祆涓�是認為“《孝經》，疑非圣人之言”，并專門寫作《孝經刊誤》對此問題予以細致分疏。他以古文《孝經》為藍本，將其前七章（今文《孝經》為前六章）定為經，認為其乃“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朱熹隨之還為《孝經》劃分經、傳，強調經的部分體現了孔子、曾子的觀點，是曾子門人所記，而傳的內容可能是“雜引傳記”而來。按《朱子語類》卷八十二所記，朱熹甚至以之“皆是后人綴緝而成”，“卻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疑是戰國時人斗湊出者”。簡而言之，朱熹認為《孝經》中經的部分為曾子門人所記孔、曾之間關于孝的討論，與曾子密切相關；傳的部分乃后世雜湊而成，“全無義理”，成書于戰國時期。

但朱熹同時也指出，對于《孝經》的具體成書情況如果難以厘清也可以暫時擱置，更為重要的是對其中義理的辨析。因為盡管“《孝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義起，亦是如此”。孝無論是在修身齊家還是治國平天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即便《孝經》為“湊合之書”，但其所論之孝仍至關重要。他就此事對弟子黃士毅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彼�以，清代經學家陳澧在《東塾讀書記》曾指出：“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子不尊信《孝經》也�！蔽覀儽阋詾椋�朱熹重視《孝經》無疑，但與其說他尊信《孝經》，毋寧說他尊信的是孔、曾一脈相傳的孝道。因為在朱熹看來，《孝經》文本有經、傳之分，只有經的部分才是孔子與曾子關于孝道義理的論述，才是圣人之言，而傳的部分并不可信。因此，籠統地說朱熹“尊信”整部《孝經》，并不妥當。

《大學》與曾子最為相關

關于《大學》作者的說法，張興總結指出：有孔子說，孔子、曾子、曾子門人說，曾子說，七十子后學所作說，子思說，荀子說，“無名秦儒所作”說，漢初諸儒說，董仲舒說，等等。關于《大學》的成書，朱熹《大學章句序》先是將其分為經一章、傳十章，認為經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更具體些說，則是孔子在周道衰亡，政教、風俗頹敗的時局且自身不得其位的情況下，“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后世”之言。而傳十章乃“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是曾子門人記述的曾子關于政教之道的看法。

朱熹隨后亦強調，《大學》經的部分主要是在小學之道已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說清楚“大學之明法”，即大學之教的目標、原則及路徑等，其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內容詳盡。但孔子的這些思想仍只有曾子才能真正了解，朱熹說：“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彼�以，曾子一方面忠實地傳述了孔子關于大學之教的思想，此即《大學》之經一章的內容；另一方面，曾子在教學中對孔子的思想作了發揮，由其學生記錄下來，便又構成了《大學》的傳文十章。總之，朱熹認為《大學》體現的是孔子、曾子關于政治與教化之道的理解，而成書于曾子及其門人之手。

有弟子問朱熹何以如此判斷？朱熹在《大學或問》中先是依據《大學》之經的文風作了解釋，“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圣人不能及也”。在他看來，文如其人，《大學》之經的文辭簡約淺近卻義理完備深遠，正是圣人氣象的反映。

至于傳文，朱熹指出，其內容要么是直接引用曾子的話，要么與《中庸》《孟子》的思想吻合。而《中庸》為子思所作，孟子則是子思的學生，《大學》傳文的內容應是由子思授予孟子而得傳，同時子思又是曾子的門人。因此，即使不能說《大學》之傳文就是成于子思之手，說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此外，對于傳文的寫作風格，朱熹在《大學章句》中也有明確的評價。他說：“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眰魑脑谝�證及表述形式上有些雜亂，乍一看似乎并無章法，但細究之下，則可發現其理論精深綿密，內在邏輯清晰連貫。這一文風特點足可證明，《大學》傳文的內容出于圣賢（曾子），而由水準有所欠缺的弟子所記錄。也正是因為傳文記錄得“若無統紀”，所以朱熹才不肯直接將其歸于子思，而只強調是成書于曾子之門人。

《曾子》或為曾子門人述作

《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有“《曾子》十八篇”，且被班固認為是曾參所著，因此其在后世單行為《曾子》一書，如《隋書·經籍志》就說“《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但是到唐太宗時期魏征編纂《群書治要》時，《曾子》一書就已亡佚一部分，只余下十篇，存于今所見《大戴禮記》中。但朱熹對《大戴禮記》本身并不認可，說“《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洞蟠鞫Y記》所收《曾子》中亡佚的篇目在他看來很可能也是原本就沒有的。

關于《曾子》一書的作者，歷來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斷定為曾子所著，二是認為該書內容為曾子同其門人的議論，由其門人成書。究竟是否為曾子所作，朱熹亦持懷疑態度，他在《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后》中指出，曾子“言行雜見于《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朱熹于此仍是主要以“言語氣象”，即文辭文風及其體現出來的作者的品格氣象來作判斷，從而否認了為曾子本人所作的可能。不過他隨后又說，是書或許是曾子隨行弟子中的“謹厚修潔之人”所記，但其“所聞雖或甚淺”，畢竟也是曾子弟子所述作，基本思想仍可視為源自曾子。

不過，朱熹終究對《曾子》及其與曾子的關系持保留態度，所以他始終對其引述和討論不多。羅新慧則分析指出：“應當肯定《曾子》一書是曾子及其弟子們的思想資料匯編，是研究曾子思想的基本可信的資料，其撰寫和編定的時間在戰國初期�！边@一判斷基本明確了《曾子》文本的可靠性，并強調該書與曾子關系緊密，相比朱熹的看法更為樂觀。

朱熹考辨的特點與意義

總體而言，朱熹對曾子著述情況的分析，態度是審慎的。比如，在涉及《論語》作者的表述時他就主要征引前人之說，他將《大學》傳文的作者只是歸于“曾氏之門人”而不直接說成是子思，他為《孝經》劃分經傳而不籠統視為曾子所作，他出于對《曾子》文本可靠性的保守看法而不肯多作引述，等等。

其方法則至少可歸納為兩點：一是看重文本內容的邏輯性和完整性，譬如被他否定與曾子有關的著述內容，在他看來就存在所謂“雜亂”“湊合”等問題；二是基于文如其人的文論標準，注意從文章義理的深度及文辭表述的風格看作者是否具備圣賢氣象，并以此劃分典籍的經、傳。由上述方法論原則來看，朱熹的討論主要是從義理和文風著手，在考據方面或許有欠充分，但亦足以說明，在朱熹心目中曾子于孔門義理有著精當的把握，具有較為典型的圣賢人格形象。

朱熹看重曾子，更明確地體現在他的《中庸章句序》對曾子道統地位的確認上。他于其中指出，孔子“接夫道統之傳”，其后“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從中可見，雖然孔子傳道于顏回與曾子，但顏回不幸早死，擔傳道之任者唯有曾子。然而曾子的道統地位并不能僅由《中庸章句序》下一斷語即可確立，所以朱熹才要不遺余力地從各個方面對曾子的圣賢人格形象與道統地位予以論證。他對曾子著述情況進行考辨的意義即在于此。

與曾子相關的著述當中，《大學》是和曾子關聯最密切的一種。朱熹受程子的影響，在《與陳丞相別紙》中討論讀書的次第時，明確以《大學》為“入德之門戶”，強調“學者當先講習，得知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梢娫谥祆渌�推尊的“四書”之中，除孔子外，曾子的思想同樣是貫通其間的，甚至因其對孔子思想的體認和解讀的精當簡明，朱熹還將《大學》當作學習儒學的入門必讀經典，列為“四書”之首。如此一來，曾子的道統地位與圣賢人格形象，便隨著朱熹對曾子著述的考辨，以及朱熹四書學的建構，逐漸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和確立。與此同時，朱熹也在考辨曾子著述情形的過程中，將自己的道統觀呈現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