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土地制度研究

南京師范大學張進（晉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秦漢簡牘史料中的土地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AZS004），最終成果為專著《秦漢土地制度研究——以簡牘材料為中心》。課題組成員有：吳朝陽、李偉、李勉、羅啟龍、丁佳偉、劉鵬。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研究的目的是，利用鮮活的簡牘材料，結合傳世文獻，對存在較多爭議和疑難問題的戰國秦漢時期的土地制度進行比較全面的總體性研究。其意義在于，不僅可以更為細致地研究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進一步拓展歷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而且可以探尋歷史規律，努力揭示土地制度與中國古代社會的內在聯系，并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為當今的土地流轉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一）《睡虎地秦簡與授田制研究》

自睡虎地秦簡發現有“授田”記載后，授田制研究便成為改寫中國古代史的重大課題之一。許多學者據此認為，授田制的性質是土地國有，也有學者仍主張是土地私有，但都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總體而言，授田制應是土地國有制向私有制轉化的一種形式。以往對“入頃芻稾”“盜徙封，贖耐”“部佐匿諸民田”“封守”“百姓不當老，至老時不用請”等律文的解釋，也大多存在誤讀。這些律文中的犯罪行為基本上都與土地所有權無關。秦及漢初的田租征收，實際有兩個同時參照的租（稅）率：一是稅田占輿田的比例，即稅田的畝數租率，這個租率是固定不變的，如十一之稅、十二稅一、十五稅一；二是按農作物不同產量征收的級差租率，即產量租率，這個租率則是變化的，如三步一斗、八步一斗、廿步一斗等。秦的授田雖然很少能看到有土地買賣和土地兼并現象，但根據《識劫案》、“余夫”授田和普遍存在的債務關系，可以看出授田在家庭內部是允許部分繼承和流轉的，并存在變相土地買賣。越來越多的研究已趨向于質疑或修正土地國有制論。成果最重要的發現，是復原了秦及漢初的田租征收方式。

（二）《新出秦簡中的田制等問題》

在第一章的基礎上，本章主要討論新出秦簡中的授田制和賜田制問題。就授田制而言，新出秦簡揭示了更多授田制的未知細節。在賜田制方面，新出秦簡則證實了賜田為土地私有。在睡虎地秦簡公布后，學界對賜田的性質問題曾產生一些爭議。根據《法律答問》等三條律文，人們大多不贊成賜田為土地國有的看法，而主張賜田為土地私有。隨著更多秦簡的發現，賜田的私有性質被完全證實。就賜田能否繼承來說，從睡虎地秦簡到里耶秦簡等，從“后子”到“小爵”和“爵寡”，從男性繼承人到女性繼承人，已構成了一條嚴密完整的證據鏈。爵位的降等繼承也并不等于賜田要降等繼承。而岳麓秦簡則直接提供了賜田的主人有權任意分割賜田的案例，并間接提供了賜田可以繼承和轉讓的證據。這些秦簡的發現也帶來了一些研究的新問題，如小爵繼承的賜田是否被部分收回，怎樣從賜田的流轉來看待“身死田奪”和“民得賣買”，戶賦的征收應如何計戶，對五大夫以下的賜田是否減免田稅，一些有爵者為何舍棄賜田而甘愿逃亡等。其中有的問題還無法做出判斷，而只能有待于新材料的發現。本章的創新和最大爭議，是爵位的降等繼承能否等同田宅的降等繼承。

（三）《秦簡中的公田制研究》

對龍崗秦簡中的“吏行田”記錄，以往多認為“行田”就是“授田”。但從禁苑的限定條件來看，“行田”還并非授田，而應與簡中多次出現的“假田”相關。“假田”是一種把禁苑的土地短期租給民戶耕種、不改變所有權的租賃行為。它的性質屬于國有的公田或官田，是一種特殊的國有土地。龍崗秦簡的大量“假田”記錄，以及岳麓秦簡的“假田”算題，則證明中國最早的租佃制度確實在商鞅變法后出現。民間的租佃關系亦當如此。“假田”的田租既不是定額租制，也不是分成租制，而應是一年一定的約定租制。“假田”的田租率較高，這為禁苑官吏的尋租提供了機會。他們通過轉租“假田”，非法占有一部分田租，亦即“分田劫假”。里耶秦簡中記錄了“左公田”和“田官”兩個官署。從種種跡象來看，“田官”并不屬于都官系統，“田官”和“公田”實際都屬于管理公田的縣級官署。戰國至于秦代，“公”的含義逐漸由公家變為官府。秦始皇“書同文字”后，“縣官”取代“公室”成為官府的代稱，“田官”取代公田成為縣級公田的管理機構，縣級公田很可能改稱“官田”。本章的主要創新，是提出“行田”并非授田，而應與短期租賃的“假田”相關。

（四）《張家山漢簡中的田制等問題》

根據律令分析和文獻記載，并參證《算數書》的成書年代，《二年律令》的最早頒行時間應在高祖二年。漢初繼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畝，目的是鼓勵墾荒，擴大耕地，保證有足夠的土地休耕。秦漢畝制有兩種計算畝制。一種是毛算即粗略計算的畝制，主要計算“不可墾田”和“可墾不墾田”的面積；另一種則是實際核算畝制，主要計算耕地和“墾田”的面積。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繼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繼承，名田宅的面積也不等于耕地和實有房屋的面積。漢初的土地制度實際是一種虛實結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賜田和授田合為一體，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礎上鼓勵社會各界墾荒，制定了從徹侯到平民階層所占有國家土地資源的配額，并承認和保護其開墾草田所得到耕地的所有權，完全允許繼承、轉讓、買賣和贈送。漢初的土地制度應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國有。本章最重要的結論，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繼承不等于實有田宅的降等繼承。

（五）《走馬樓漢簡中的田制等問題》

長沙走馬樓漢簡《都鄉七年墾田租簿》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無論是從平均產量，還是從歷朔推算，抑或簡牘的相互疊壓看，此簡年代都不像是西漢中期，而可能是西漢前期的文帝元年（前179年）。簿中記錄表明，名田制已處于逐漸瓦解或終結時期。而原因則在于，文帝廢止了商賈不得名田的規定，并完全允許田宅買賣。與秦代授田相比，簡文的主要變化是“輿田”和“稅田”的消失。這意味著“輿田”和“墾田”已合而為一。對“提封”的記載，也為厘清“提封”的概念及其內容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提封”的語義是“通共”或“總數”，“提封田”也的確是群不可墾田、可墾不墾田和定墾田的面積總和。對“蠻夷歸義民”和“樂人嬰”免征田租的規定，前者凸顯了秦漢王朝的“漢化”政策，后者更可謂秦漢以后“職田”的濫觴。本章的主要創新，是提出《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和走馬樓漢簡的斷代問題，以及名田或授田制的瓦解和原因分析。

（六）《鳳凰山漢墓簡牘中的田制等問題》

根據《鄭里廩簿》，在所有25戶家庭中，男性勞動力的作用都顯得更為重要。之所以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原因正在于此。鄭里的耕地數量不多，是因為這些新墾耕地并沒有包括其原有耕地。《算簿》所展現的算錢征收方式，證明了漢代各種費用的征收皆因人定算，而不是因事定算。“算”有國家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兩種定算含義，《算簿》中的算數往往是把國家制度的“一算”拆分后的定算。《算簿》中的算錢也包含了口錢和算賦。這表明市陽里每算累積227錢的算法是錯誤的，并意味著因事定算之說已失去根基。《算簿》所記錄的口錢、算賦數額實際是囊括全年的，也并非僅僅征收了半年。至于田租、芻稾的征收記錄，則更加體現了文景時期的輕徭薄賦。本章最重要的結論，是《算簿》中含有口錢和算賦，約占其征收總錢數的70%。

（七）《從戶籍制度看秦漢土地制度》

里耶秦簡有一些遷陵縣的“積戶”“見戶”記錄，積戶實際是縣、鄉對全年戶籍核查和登記的累積戶次。從積戶與實際戶數的關系推算，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遷陵縣的戶籍在2000戶左右，人口估計有10000人以上。見戶是每年經過“核驗、鉤校”后新增交納租賦的民戶，主要和墾田（即“輿田”）有關。無論是積戶的核查和登記，還是見戶的審定和統計，抑或其他方面，秦代基層官吏的量化考核都始終在管理過程中起著保障、推進和獎懲的杠桿作用。張家山漢簡《戶律》有種種立戶、分戶的規定，其中《田命籍》、《田租籍》和“諸不為戶，有田宅附令人名”的內涵問題，在學界有很大或較大爭議。《田命籍》實際應是《田命令籍》，是登記對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記錄秦及漢初納稅民戶耕種了多少輿田（墾田）和必須按輿田（墾田）繳納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戶統計耕種田畝總數和繳納田租總數的作用。而“諸不為戶，有田宅附令人名”的規定，則是要迫使“不為戶”者立戶，也暗含對商賈買賣田宅的制止。成果的主要創新，是對秦代遷陵縣戶口的推算、“見戶”的闡釋、漢初《田命籍》和《田租籍》的考證。

（八）《從賦稅制度看秦漢土地制度》

秦的田租率和征收方式問題曾長期困擾學界，通過新出簡牘的鮮活材料，可以比較詳細地知道：秦代田租的確定既有地區差異，如洞庭等所謂“新地”和其他地區，又有農作物區別，如禾、枲、桑等；既按土地面積征收，如十分之一、十二分之一、十五分之一，也按農作物產量和質量征收，如“三步一斗”“廿步一斗”，“大枲也，五之，中枲也，六之，細枲也，七之”。這些材料還證明了秦及漢初的田租征收形式是分成租，而實質卻是高低不等的定額租；在田租的征收方式上，則同時參照兩種租率，一種是“稅田”的畝數租率，另一種是“輿田”的產量租率。景帝即位后，實行三十稅一的田租政策，又使西漢前期的田租征收方式出現了重大變化。一種新的更為簡單便捷的田租征收方式——定額租應運而生。秦的所有賦稅都可以統稱為戶賦，同時又可以單獨稱為田租、頃芻槀、戶芻、戶芻錢、戶賦、口賦和算賦等。從《二年律令》來看，漢初僅就按戶征收的男耕女織的稅錢與秦代實行了對接，包括原本征收布帛的戶賦錢和征收芻槀的戶芻錢。秦代算賦原本屬于軍賦，僅向婦女征收。漢初減輕賦稅，實行新的算賦、口賦制度，算賦成為十五歲以上成年人的人口稅，而口賦則成為滿三歲以上未成年人的人口稅。這標志著中國古代人口稅的完全形成。本章的主要創新，是秦的所有賦稅都可以統稱為戶賦，秦代確有僅向婦女征收的算賦，西漢時期也是按其制度征收算賦和口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