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海洋文化

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秦漢時期的海洋探索與早期海洋學”（項目批準號為：13AZS005），最終成果為專著《秦漢海洋文化》。

海疆問題、海權問題以及海洋交通保障、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保護等問題，越來越多地受到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的共同重視。盡管社會制度不同、文化淵源有異，面對海洋，人們的深切關注是大略一致的。

秦漢時期，社會政治觀點、文化理念和地理知識系統中，“天下”與“海內”往往并說，體現出海洋意識的覺醒。考察古代中國社會的海洋觀，應當破除中國是以內陸為發展重心的國家、中國文化是以內向為基本特征的文化這樣的成見。通過認真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認識并理解秦漢海洋文化的豐富內涵。當時，對于海洋神力的崇拜，對于海洋奧秘的探索，對于海洋資源的開發，對于海洋知識的積累，都是表現出鮮明時代特征的值得特別重視的歷史文化現象。

該成果初步考察并大略總結了秦漢時期海洋探索的努力以及早期海洋學成就，是第一部研究秦漢時期與海洋相關的歷史文化問題的學術專著。對于中國古代海洋史研究的學術進步，秦漢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考察應當具有一定的提示性的作用。《秦漢海洋文化》提供的研究心得，對于中國古代海洋學史的總結，也可以有積極的推進。

《禹貢》稱說“海物”對地方經濟生活的意義。海洋資源的利用，長期成為經濟進步的重要條件。先秦經濟思想有重視“魚鹽之利”的明智觀念。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的形成，使得海洋資源開發獲得利益所惠區域得以擴展。社會經濟創造總和中來自海洋“魚鹽”及其他因素的比重有所增強。社會生活逐漸增長的對“海物”的相關需求，又進一步作用于海洋資源的開發。除“魚鹽”外，“珠璣”“瑇瑁”生產的繁榮，也影響了社會經濟生活。“珠厓”“珠崖”名號以及合浦“珠官”的設置，說明了珍珠生產的區域重心。但是也有跡象表明，北中國海域也有珠產信息。

秦漢時期，近海航運與海外交通都取得重要的歷史性進步。在中國古代海洋航運史研究這一學術主題中，秦漢海洋航運值得予以特別的關注。“海北”朝鮮航路的開通、閩越與南越航運優勢，以及東洋航運、南洋航運的進步，表現出海洋航運歷史性的進步。南洋“蠻夷賈船”的活躍，說明非中原出身的水手在南洋航線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有關軍事生活中“樓船軍”戰爭實踐的歷史記錄，描繪了海洋史光輝的頁面。

與“北邊”“西邊”“南邊”接近，秦漢有“瀕海”之說。后人“緣海之邊”的解說，則可以與“北邊”“西邊”“南邊”大致并列。考察這一區域的文化聯系與文化共性，對于認識秦漢海洋探索與海洋開發顯然是必要的。秦統一的規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國。進軍嶺南，征服南越之地，隨即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國的版圖在南方超越了楚國原有疆域，嶺南地方自此融匯入中原文化圈中。而中原政權控制的海岸線因此得以空前延長。秦始皇南海置郡，對于中國海疆史、南海資源開發史和海洋交通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秦始皇、秦二世、漢武帝巡行海上，都有“并海”之行。當時，“瀕海之觀畢至”的馳道建設，營造了沿海的并海道。秦漢大一統政體成立之后，中央執政機構面臨的行政任務包括對漫長的海岸的控制。漢景帝削藩，首先收奪沿海郡，即所謂“削之會稽”，“奪之東海”。陳寅恪曾經指出，天師道與濱海地域有密切關系，黃巾起義等反叛可以“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以為解釋”，“凡信仰天師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與濱海地域有關。”可知沿海地域共同的文化特征，已經逐步形成。

通過對與“海”相關的地理知識的掌握，秦漢人形成了對世界的認知。“中土”與“四海”，“天下”與“海內”，“海內”與“海外”，這些概念體現的空間感覺，使得“海”在秦漢人世界觀建構中具有重要意義。出土漢錦可見“登高明望四海”織文。其中透露的開放胸懷體現出時代精神。這一時期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的胸襟，以及積極進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動鮮明的體現。文字內容涉及當時人對于“海”的認識，也值得我們關注。“海”與“晦”，“四海”與“四晦”的關系，也有值得深思的意味。

“海”在秦漢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秦漢人的信仰世界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當時內地社會對于“海”的知識相當有限。“海”的廣闊、深遠、神異與雄奇，使得人們容易在面對“海”的時候產生敬畏心緒。“海”有待于探求的諸多特征，也往往使得人們習慣將“海”與一些神秘事物聯系起來。“海上”“仙人”的傳說，“東海黃公”的表演，都體現出“海”與秦漢人神秘信仰的關系。漢景帝陽陵陵園外藏坑出土作為食物的海產品，豐富了我們對于當時上層社會飲食內容的認識。西漢文獻記錄提示我們，蛤的食用與神仙追求的關系是當時海上方術文化關注的內容。陽陵外藏坑發現的海產品遺存，可以因此與社會意識史、社會精神生活史的考察聯系起來。秦封泥“晦池”“每池”，其實就是“海池”。秦漢宮苑中營造象征“海”的模型“海池”“漸臺”，是有神秘意義的。王莽人生與新朝政治史終止于“漸臺”，相關故事可以從海洋文化視角予以認識。

對于海洋的探索與開發，有關海洋的經驗的匯集與知識的積累，成就了秦漢時期的早期海洋學。秦漢有關海洋的知識積累涉及海洋生物學、海洋氣象學、海洋水文學等。有關內容，保留了海洋史的珍貴記錄。秦漢海洋學在中國海洋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漢書》可見渤海“出大魚”的記錄，應當是關于鯨魚往往死于海灘這種海洋生物現象的最早的記載。這一記載有明確的時間、地點以及死亡鯨魚的測量尺度，對于海洋史研究有重要的價值。秦漢災異史中，除“鯨魚死”而外，可以看到關于嚴重海洋災難的記錄。如“海溢”災害。而“海中星占”書是早期海洋學的成就。有人稱之為“海人之占”。確認這樣的判斷，可以糾正顧炎武的失誤。與此相關，《淮南子》等文獻所見以星象判定海上航行方向的情形，可以說明秦漢航海技術的進步。有關天文學史以及航海技術史的若干認識，或許因此應予更新。

“樓船將軍”“橫海將軍”“伏波將軍”等名號，標志漢代海上軍事行為曾經影響甚至主導戰爭形勢。海洋成為進軍的交通條件，成為直接的戰場，成為軍事史進程的醒目的時代標志。這一歷史現象，是以航運能力為條件的。由此我們讀到了秦漢軍事史的海上篇章。西漢初年，田橫率徒屬五百余人入海，居島中，劉邦擔心可能“為亂”。田橫因劉邦追逼而自殺。西漢末年瑯琊呂母起義也以“海上”作為活動基地。海上反政府武裝，東漢以來，普遍稱之為“海賊”。“海賊”以較強的機動性，形成了對“緣海”郡縣即沿海地方正常行政秩序嚴重的威脅和破壞。航海能力的優越，使得“海賊”的活動區域幅面十分寬廣。討論“海賊”的活動與影響，居延漢簡所見“臨淮海賊”簡文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秦漢時期社會意識中的海洋觀，是認識當時文化形態與文化風格應當關注的對象。考察秦漢社會有關海洋理念，對于理解中國歷史時期的海洋文化史，也是有意義的。秦漢社會對于海洋的認識，對于海洋的態度，對于海洋的情感，顯現出積極探求的傾向。在中國海洋學史中，這一寶貴的片段，值得我們珍視。除了秦始皇、漢武帝的海洋意識之外，史學的海洋視角、漢賦的詠海章句，也都有分析研究的價值。

該成果分別論述了以上問題。后附三篇“附論”，對秦漢社會文化與海洋史有關的現象又有分析，特別是秦漢以后所見歷史影響，也受到了關注。即：附論一：伏波將軍馬援的南國民間形象；附論二：“海”和“海子”：“北中”語言現象；附論三：中國古代文獻記錄的南海“泥油”發現。附論一分析了馬援遠征交址、九真所產生的深刻的歷史影響。附論二總結了秦漢“四海”“天下”意識的社會影響以及“北海”“西海”空間方位，亦涉及“海子”這一地理符號出現所透露的歷史文化信息。附論三雖然揭示的是年代較晚的海洋石油發現，即取得“猛火油”“泥油”的技術，但是以“技術史思考：對‘海底’的早期關注可以追溯至秦漢”一節，將相關發明的文化源頭作了上溯至于秦漢時期的考察。

該成果的創新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①擴展學術視野。除主要依靠中國本土資料外，亦關注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東南亞地區的相關學術信息。②更新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將以文獻記載與考古收獲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為主要方法，同時注意借助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資料。③試探使用多學科學術方式的綜合考察。除傳統歷史學方式而外，也試用與史學手段彼此策應彼此證明的考古學、地理學、海洋水文學、海洋生物學，乃至心理學、軍事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的學術方式。